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洪子诚 页数: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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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阅读史》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阅读经历的回想与叙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著作的作者,在这本书里,他摆脱了学术体例与框架的约束,穿行于个人体验,情感流脉和时代细节,展示了自身性格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种“个人小叙事”是对“文学史大叙事”的补充和阐释,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更具生命感的文学史叙述。
作者简介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新诗史》、《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等。
书籍目录
《我的阅读史》
序
语文课外的书
我的“巴金阅读史”
附记: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
巴金的精神遗产
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之《郭小川全集》
“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批评的尊严——“我的阅读史”之丸山升
“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
“边缘”阅读和写作——“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
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
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
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我的阅读史”之《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附记:一封来信
“一体化”论述及其他——几份质疑、批评的材料
“限度”的意识
关于《切·格瓦拉》的通信
附记一
附记二
“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我的阅读史”之一个当代短篇
90年代:在责任与焦虑之间——《90年代学者散文选‘导言》
文学的焦虑症
“树木的礼赞”——“我的阅读史”之《牛汉诗文集》
“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我的阅读史”之结束语
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
——洪子诚先生访谈录
代后记:读书的心情
章节摘录
有朋友要我为她编的“我与语文课”的书写点文字。在她看来,我们做与文学有关系的工作的人,上学的时候,应该对语文课很感兴趣,有许多的感触。其实不然。上初小的时候,我并不爱学习,经常逃学。虽然也翻了一点杂书,但语文课(那时应该叫国文)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用的是什么教材,有哪些课文,是哪位老师讲课,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时经常和同学到河里游泳,河很深,我游泳的本领很不行,却居然敢往远处去冒险。再就是偷烟摊上的香烟。我不敢去偷,但偷到了我会跟着抽。还有是跑到断垣残壁间找蜗牛壳,然后比赛谁的坚硬。这样,我上课常背不出书来,经常挨老师打掌心。期末考试,好几门不及格。家长对我这样胡作非为十分恼怒,终于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冠以“真理”的校名(49年后,这个校名被取消了,但在80年代后期却又恢复)。听说,我从此变了一个人,变得“老实”了,循规蹈矩了,一副“好学生”的模样,成绩也“突飞猛进”起来。对这些“改邪归正”的转变,我倒是没有一点记忆;这些,都是家里人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讲起这件事,总说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才有这样的“神迹”发生。 不过,事情总是有利也有弊。从此,我好像换了一种性格,变得不怎么爱活动,不喜欢热闹。与人交往就心存害怕,开口说话总不怎么利索。特别是对于内心的东西,从本能上就不愿意、也畏惧讲出来。要不是有这样的改变,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做什么“学问”。我会选择去当兵,去野外考察,去做生意什么的。总之,上初中以后,我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乱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事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天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我开始认真学习时,我便很自然地喜欢语文课。不过,教材里的课文,老师对这些课文的讲解,依然没有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选人的肯定有许多名篇佳作,但50年代的语文课已变得有些枯燥。上课时总是千篇一律地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背诵一字都不让改动的“中心思想”,总结出几条“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就很厌烦。但语文老师是好老师。除了这些例行的课程安排外,常常会向我们谈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事迹,介绍我们不知道的书籍。高兴起来,便朗朗地读起课本之外的诗文。也举办文学讲座,组织“文学社”讨论作品。也要我们写诗和散文。有一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抒情散文,总有六七千字吧。里面用了许多抒情排比句,来歌颂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祖国新貌。我很得意,在“文学社”讨论时,紧张地等待赞赏;还提醒自己,不要太“喜形于色”。想不到的是老师言辞冷峻的批评:“空泛,夸张,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凝固了。后来甚至心存怨恨。但从此,我对夸张、空泛,总是十分警惕。这个告诫,是我当时未能真正领会的财富。 虽然喜欢乱翻书,但我们那个地方,书并不好找。读高小是40年代后期,新中国还未成立。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当时大概有几万人口。每天上下学,沿着两边有“骑楼”的街道,会走过饭铺、杂货铺、药店的门口,也常常在青果行、米行、竹器行外面停下来观望:对新上市的香蕉、洋桃垂涎欲滴,或者愣愣地看怎样用竹篾做斗笠、箩筐。但是,记忆里这个县城并无专门的书店,也没有公共图书馆,虽然韩愈当剌史的潮州离我们那里不远,而县城中心就有据说是建于宋代、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牌位的“学宫”。县里只有几家也兼售不多书籍的文具店。当然,也有藏书颇丰的人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学徒出身的医生。家里有一些医书,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上海广学会发行的刊物。那时,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在生活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县里开办了文化馆,我就读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也慢慢多起来。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不少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书籍。能读到好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这是现在得到书籍如此容易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 小时候,语文课外的书中,我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最容易得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我的邻居就有许多这样的小说。但我并不喜欢。现在找起原因来,大概是我太缺乏想象力,对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总不能神会,使我现在对武侠这类小说,仍是不感兴趣。这好像是我的一大“损失”,不能有生活中我不熟悉的另一种乐趣。因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听牧师布道,参加学校、家庭里宗教性质的活动,都离不开《圣经》。小时候对教义什么的,并不能理解,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故事。神创造世界的经过。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洪水和诺亚的方舟。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毁灭。罗得妻子变为盐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西奈山上的十诫。——当然,《新约》福音书中有关耶稣言行的记载,就更熟悉。《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在我脑子里,比后来读的任何书留下的印象都要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现在斧子己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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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在这本《我的阅读史》里,作者洪子诚的“精神史”印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那些在他的成长岁月里,对他的精神生活影响深远的阅读,这里包括对契诃夫、加缪的《鼠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黑塞的《园圃之乐》等作家作品的阅读;一个是作者对他身边或前辈的其他学者的观察与评判,比如对巴金、郭小川、丸山升、乐黛云、黄子平、戴锦华等人的描述,其实作者描述的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与写作、做学问的方式,也是在描述文学界、学术界的整体生态环境和不同精神面向;再一个是作者对他的生命历程中若干“大事”的回忆,这些“大事”并非私人私事,但却具有“触及灵魂”的力量,同时作者的回忆性叙述也是一份个人精神印迹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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