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出版时间：2011-2-28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平原  页数：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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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除了作为科系、作为专业、作为课程，还有作为修养、作为趣味、作为精神的一面。“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是在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下，在19到20世纪之交的形成的，并在20世纪获得了全面发展，《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着力探讨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史及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第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30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书籍目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重建“文学史”（代序）第一章 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虚文”之不可或缺二、“文学史”的意义三、“桐城”与“选学”之争四、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第二章 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一、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二、相辅相成的“课程”与“教员”三、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五、教育史及思想史上的“文学教育”第三章 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一、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上）二、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下）三、讲演者的风采四、“白话”如何“文学”五、以“讲演”为“文章”第四章 “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一、学科化之前的“文学”二、课堂内外的“笑声”三、“新文学”如何学院化四、教授们的“诗意人生”五、“创作”能不能教六、词人上“讲台”七、史家之“诗心”八、文学史家的“情怀”九、师生怎样“对话”十、因“追怀”而获得的“思考”第五章 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一、类书、百科全书与“学郛”二、“国学”与“大辞典”三、百科视野中的“文学”四、辞书与教科书五、大学教授的事业第六章 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专著与杂文二、清儒家法三、文学感觉四、世态人心五、学界边缘第七章 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一、关于“恰当学术”二、《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三、孙楷第、郑振铎、俞平伯、阿英的小说史研究四、另一种可能性第八章 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一、古文义法之调整二、散文历史之叙述三、六朝文章之重构四、晚明小品之发现五、如何面对“古典散文”第九章 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一、文字之美与考证之功——王国维的披荆斩棘及其学术转向二、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吴梅对于戏曲研究的贡献三、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戏剧史建构四、“文学性”与“演剧性”之张力第十章 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一、“文学史”神话二、专家书与教科书三、充满内在紧张的学科四、演讲风格、文学修养以及精神磨砺引用及参考书目索引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只是由于学科分化日益严重，当今中外学界，多将“文学史”划归文学系而非史学系。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学科”由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铁三角构成。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文学史的研究，或与社会史纠缠不清，或与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强调形式演变，学者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活。像胡适讲文言与白话，周作人分言志与载道，上世纪50年代以现实主义为主线，60年代强调反映民间疾苦，80年代推崇“纯文学”，进入90年代，又有学者以人性作为贯串线索，所有这些文学史写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无缺陷。就看你需要什么，偏文，重史，热爱理论，擅长考证，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这样的“表扬”：你的书史料丰富，考证精细，不像学文学的——言下之意，“文学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词，轻飘飘的。这当然是一种并不美妙的误会。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国际研讨会”上，我对国人之过分热衷于编撰体系完整且大同小异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结果呢，引起不小的风波。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说得刻薄点，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因为，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此类著述可能名利双收、鱼与熊掌兼得。需要区分涵义不同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著述形式。二者的边界，本来就是见仁见智，伸缩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学课程，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林庚的《（天问）论笺》或陈贻掀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假如转化成课程设计，便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区隔。都是课程，哪些必修，哪些选修，主次轻重之间，蕴涵着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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