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与陆路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迎胜  页数：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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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路与陆路》是蒙元史、海外交通史专家刘迎胜教授近20年有关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的精选。全书分为海、陆两编。“海路编”从新的视角考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探求了郑和及其以前时代中国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的活动，澳门在东西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陆路编”从中古时代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出发，以汉-伊斯兰史料对比的角度，研讨元明两代汉地与内陆亚洲之关系。

作者简介

　　刘迎胜，1947年生，河南省获嘉县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兼职教授。现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研究会及中国海外交通史副理事长。曾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多国“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考察，并被推举为国际考察队副队长、队长。
　　专长于蒙元史、海外交通史及内陆亚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研究。已发表学术论著与译著百余部（篇）。

书籍目录

海路编
　“东洋”与“西洋”的由来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的交通
　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
　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海图、针路与回回地理学
　楞严寺本《大唐西域记》有关锡兰山之战记载的史源研究
　明清吕宋赴婆罗洲针路研究——前近代我国东洋地理交通的传统知识体系
　乾隆年间清政府处理朝鲜海难事件案例研究——看待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乾隆年间的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
　谢清高与居澳葡人——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材料研究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
陆路编
　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
　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
　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陈诚初使西域背景研究
　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欧亚研究》发刊词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序
　《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序
　《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序——扎马剌丁与《大一统志》

章节摘录

　　马八儿为中古时代印度东南海岸的一个重要王国，据中西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与葡属果阿的地位有几分相似。马八儿这个国名是阿拉伯语，意为“渡口”。回回商人11、12世纪起便在这里定居。13世纪，其名称开始出现于巴格达学者阿卜杜·拉替夫的编年史。①他在描述阿拉伯与南印度的贸易联系时提到了马八儿。马八儿这个由回回人商业势力造成的南印度王国，后来被统治印度北方的德里算端国所灭。　　最早注意马八儿的现代学者是英国人亨利·玉尔，他在把元代汉文史料翻译成英语时，介绍了马八儿。最早仔细研究马八儿与东亚关系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他研究了成书于1485年的朝鲜史籍《东国通鉴》卷40《忠宣王一》中的记载，在其书《蒲寿庚考》中，他提出：波斯湾怯失（Kish）岛国有王子法合鲁丁·阿合马，受波斯伊利汗合赞之命使元，居数年后踏上归程，于1305年在赴马八儿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　　……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刘迎胜先生是著名的中外交通史专家，他的中亚文字底子和西学背景，使得他的眼界高于一般研究者。很有启示性的著作。
•   刘迎胜先生的论文集。刘先生在蒙古史研究方面功力很深，对中西交通史也很有研究，海路、陆路正是中外交通的两面，这本书值得一读。
•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5/21/content_233417.htm?div=-1。此是原稿。
  　　
  　　 如果真的以为地球是方的，郑和还敢下西洋吗？
  　　 近代以来，时人常常批评古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愚昧，嗤笑其固守“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发明指南针了却只被用于看风水，而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的心态更是中国落后西方的根本罪状。可是历史真如此一无是处、不堪回首吗？刘迎胜教授以其扎实的语文学功底、广泛的资料对勘，为我们揭橥中国中古时代少为人知的鲜活一面，勾勒了一幅东西方交流的波澜壮阔图景，我称之为“经验时代的伟大冒险”。
  　　 说它是“经验时代”，盖其已脱离原始的蒙昧与无力，拥有了一定的技能与主动性；但又不具备抽象的科学理论，无法以体系化的知识来推广与传承。依照经验得来的东西，有两大特征：一是具体，二是实用。
  　　 以中古时代对海域的命名来看，它既随经验者不同而变化，又随经验之增加而深化，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特征十分明显。中国中古时代的海域同时存在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土生海域名称和以印度或西亚-东地中海为中心的外国坐标系统。正如西方按照与自己的距离而划分出“近东”与“远东”一样，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是今日之阿拉伯海，而以西亚为坐标中心的“西海”则包括今日之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部与红海。古代舟师以航船为观测基点绘制的海图，其上下左右并非对应着东西南北四方位，亦无经纬度或比例尺，而是将某区域内的地名与标识从右向左一字排开，再附有采用磁罗经针盘导航的针位说明。这样的海图，非行内人士根本无法使用。
  　　 因其具体，故古人始终无法系统地描绘整个地球，依旧停留“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想象阶段。唐宋的舟师已经知道自印度南部经阿拉伯海东岸到达波斯湾的航线，地中海却成为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到达据澳洲不远的帝汶岛，很可能已经听闻澳洲大陆的情况，却未推想出澳洲的位置。
  　　 中国古代舟师出洋往往依靠航线来辨明方向和路途，以“更路”来丈量航线的距离。产生于唐末的“东洋”与“西洋”两大概念，其区分依据就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之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所经之地则为西洋；因拥有“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而不宜行船的南海成了天然分割线；“小东洋”则专指吕宋群岛、加里曼丹岛及马都拉岛周边海域。在运用地文导航时，舟师基本是以沿海岛屿或沿岸山峰为标志，沿途所经江河入海处也是水手们尤为关注的标识，并常作为目的港或中转港。在以风力为主要动力的航海时代，中国与南亚大陆航行的时间也大体固定，仲冬时期借助西北季风从中国东部沿海启程；而来年春季，靠着东南季风从南海返航。这也是马八儿（今印度马拉巴尔）、果阿、澳门成为重要港口的重要原因。
  　　 明初时期，有关大洋天文定位与指南针导航的经验日趋成熟，古希腊与中东关于大地球形说的知识也通过回回商人引入中国。正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历史积累，更兼祖父与父亲都完成过赴麦加朝圣之旅，郑和耳濡目染之下想必已熟稔航海技巧。相较于前人以生死前程为赌注的海外闯荡，郑和七下西洋更像是顺风顺水的官方考察。
  　　 唯其实用，中古时代的人们完全可以在不知海洋与气候变动原因的情况下，依靠经验总结出的规律前仆后继，完成一次次的冒险。在法显取海道从印度返回后，中国僧人纷纷效仿海路求法。据义静和尚统计，唐代赴西天求法的56名僧人中，有34人选择了海路。东亚各国也借助于东亚的宗藩体系，形成一整套处理涉外海难事故的有效规则。
  　　伟大的冒险自然是为了伟大的目标，也留下了伟大的印记。或是为求域外的奇珍异宝，或是为度天下的黎民苍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经商民族的互动，在和平时期表现为贸易，而战争时期就表现为劫掠。奇怪的是，历代王朝单纯的向外军事征服只在蒙元时期成功过，中外交通的最大成就反而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即便在蒙元的政权瓦解了，内陆亚欧的蒙古化进程仍在继续进行；操欧巴罗语部族的东迁，与操突厥、蒙古语部族的西迁，深刻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两汉时期的徐闻、合浦，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以及宋元时期的泉州，13-14世纪的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古城），都是东西方海路交通的枢纽，佛教、景教、道教与伊斯兰教与天主教在此传播、交汇。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方可说，中国永远在冒险，从未有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