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瑞典] 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 页数:260 译者:赵丙祥,罗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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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除开民俗学的圈子,英美学界并不熟悉斯堪底纳维亚半岛民族学家的工作。这是桩憾事,因为他们民俗学界的革命亦如英语世界“新史学”的进展一样令人兴奋。在这里,我怀着极大热情介绍瑞典民族学界的这两位后起之秀: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在本书中,他们不仅对瑞典中产阶级文化成形期做出了引入入胜的探索,更将民俗学与历史学融会贯通,给那些致力开拓新的、令人激动的文化领域的社会历史学家树立了典范。在英美两国,民俗学和历史学长久不相往来,恰如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一样疏远。在19世纪晚期,人类学醉心于非西方“原始”文化,民俗学则专注农民文化,把它当成纯粹的民族文化遗产。无论人类学家还是民俗学家,都对现代工业城市社会熟视无睹,他们预设所接触的文化无时间性,故此对破坏他们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近来才开始逐步反思一系列二元对立:传统一现代,乡村一城市,民间传统一当代文化;他们现在开始大量转向当代城市、工厂、办公室文化、多媒体和大众娱乐等等。在这种转向中,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重新发现了历史。人类学和民俗学转向历史,打开一个极富成效的新领域,这正是本书的读者将要领受的愉悦。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文化历史学家使自己置身所研究对象的整个领域之外,诸如魔法、仪式、食品、有关动物的知识、入会、谚语、礼物交换等等,究其个中原因,不仅由于他们只关注文字文化,更是由于他们认定所有非文字的东西只不过是老古董,不值得重视。最好的历史人类学已经把历史上溯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近现代史学家们全心投入仪式或象征研究时,总是着眼于农民社会或边缘群体,如吉普赛人,而没有把精英阶层纳入思考范畴。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尝试摆脱“暴发户”的嘴脸,并希望与农民、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划清界限;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罗大众。正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
作者简介
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ofgren),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欧洲民族学教授,主要关注文化分析这一新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发展。其研究课题包括中产阶级生活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以及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的“超负荷工作”与“劳累过度”问题等。著有On Holiday:A History of Vacationing(1999),Culture, Magic and Economy(2005),Off the Edge: Experiments in Cultural Analysis(2006)等。
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理性与感性:对时间、自然和家庭的认识转变 第一章 拥有时间的人 第二章 崇尚自然的人 第三章 构建家庭的人 洁净与得体:农民与中产阶级眼中的身体和灵魂 第四章 身体嫌恶的文化基础 第五章 农民眼中的洁净和肮脏 第六章 中产阶级的纪律 结论:变动中的文化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当代时间体系是高度理性的,并且被严格地格式化了。时间作为一个统一体,被拆分成秒、分、小时、天、星期、月、年、十年和世纪等机械性的组成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可被量化和标准化的单位。而且,我们使用时间是高度专门化的,对农民来说,许多行为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却是任何事都得有专门的时间和地点。现代时间观念有深刻的历史渊源。遵守和支配时间的新观念可追溯至中世纪——时间逐渐变成一种商品的社会背景(LeGoff1980)。这一观念的积累与18到19世纪工业生产的发展同步。新技术对时间观念和守时提出新的要求。工业生产期望从工人本身和对他们工作的组织中索取更多。在前所未有的更大幅度内,生产和劳动分工不断细化,需要一种纪律化的时间观,而这种时间观在农民社会中却是根本不需要的。一种新的时间范式促使工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实现协作与标准化。倘若没有这种协作和标准化,任何规模性生产或规模性管理都无从实现。但仅从技术革新的层面解释这种新时间观是远远不够的。汤普森所做的一项关于时间概念转变的经典研究显示,要求对时间进行规训的并不只是新技术体系。生产技术只是工业资本主义更宏大经济体系的一个因素;工业资本主义改变的不光是人们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关系,以及考虑问题的方式(Thompson1967)。依照工人出卖劳力与时间给雇主、雇主购买工人时间的原则,人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雇主事业的成功取决于他如何有效利用所购买的工人时间,这种利用不仅是让这些劳动过程机械化,最主要是强化和规训工人的劳动。
后记
作者在绪论、结论部分已对本书的内容、方法、目的等作过详细解说,因此译者无需赘言,以免繁缛,只就译完此书后的一点心得呈上。原著其实由两本书合编,二位作者都试图从文化营造之过程揭示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意义和关系。它主要勾勒19至20世纪初,在与封建贵族、农民和新兴无产阶级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瑞典中产阶级文化及其世界观和社会生活方式逐渐成形,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和主导生活方式。在描述这个漫长的巨幅画卷时,二位作者采取福柯、埃利亚斯式的路径,一方面,选取这一时段内社会生活中人们最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细节,诸如多数人天天都戴着的手表、一幅照片的取景、家里窗帘和墙壁的装饰、父亲对孩子的一个眼神;另一方面,关注当时社会生活中最边缘、禁忌、隐讳的现象,比如性、排泄、异味、脏话等等。无论正常现象还是异常之物,实则都是文化分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没有肮脏,何来干净,异常之物所呈现出的无序、消极状态,是有序和积极状态的对立依存。文化恰是在二者的相反相承中得以营造。如果说瑞典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好比一个巨大的机械钟,那么,作者选取和描述的种种现象、事物便是这个大钟里的一个个微小齿轮,它们环环相扣地运转、作用,共同构成我们看到的整体面貌——19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文化。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世纪之交瑞典中产阶级的这一研究发人深省,它表明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与认识应当基于理解而非抨击,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表现历史研究可以结合其他相邻学科的方法。这两个成就令人鼓舞。 ——《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作者们所体现的知识视野之广令人惊叹。他们对来自民族学档案、课本、回忆录、小说和礼仪手册中的材料巧手编织,展现了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丰富的日常生活画面。本书还对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冲突与抵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些内容往往都被忽视了。 ——《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所呈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吸引斯堪底纳维亚的学者们,同样也能吸引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试图描述与解读19世纪西方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所有人。 ——《民族》(Eth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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