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孙玉石 页数:442 字数:4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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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尔兰20世纪最伟大的象征派诗人叶芝(W.B.Yeats,1865-1939),在他的《肉体之秋》里,有一个关于艺术的价值的形象的比喻:“艺术是从牧师肩上落下的一个包袱,要肩到我们的肩上!”这是说:牧师以对上帝的虔诚,传播经义,并引导人们的精神皈依宗教的天国;而诗人则以对艺术的虔诚,创造作品,肩起了向人们传播美的精神世界的职责。诗人不是上帝的信徒和宠儿。但诗人可以引导人们的心灵走向美的境界。他们以自己灵魂美的创造,来使人们的灵魂达到净化,达到升华,达到美的境界。解开诗人肩上的“包袱”,审视那一个个美丽而丰富的艺术世界,是我们诗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共同心愿。在这里,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要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历史?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是中国新诗发展中一个被遗忘了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潮流。1981年,我完成了鲁迅《野草》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份艰难而却十分有意义的探索性的劳动。当我啃完那些优美而又有些酸涩的果实的时候,我不仅为鲁迅巨大的灵魂的搏击所震服,更为这部薄薄的小书独特的审美价值所吸引。我在深味这些美的精神创造时,惊异地发现,鲁迅在一些篇章中运用了70年代末期人们尚不敢提及的象征主义的总体框架和表现方法,为这些创作带来了一种无限美丽而又异常深邃的思想内蕴和艺术魅力。
内容概要
孙玉石教授长期任教于北大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象征派和现代派诗歌研究。孙玉石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新诗,尤其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在新诗研究中,融历史、审美、史料、考据于一体,这是孙玉石有别于其他研究者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孙玉石“游走于鲁迅与新诗之间”,结合了看似相反的两个研究领域,既有史家的功力又有诗人的才情。
作者简介
孙玉石,著名作家,1935年11月出生,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稚嫩而荒芜的幼芽期 一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 “中间型”象征诗的探索和建设 三 现代型的象征诗萌芽 四 萌芽形态的现代性诗学理论第二章 初期象征派诗的诞生 一 初期象征派诗潮的崛起 二 初期象征派诗的理论主张 附论 白采的长诗《赢疾者的爱》第三章 初期象征派诗的艺术探索 一 意象本体的象征性 二 情调传达的暗示性 三 语言叙述的新奇性第四章 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勃兴 一 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产生 二 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理论追求第五章 寻找中外诗歌艺术的融会点 一 “融合论”探索的一点回顾 二 现代派诗人对“融合论”的寻求 三 “融合论”中的创造精神体现第六章 现代派诗人群系的心态观照 一 “寻梦者”的形象 二 “荒原”的意识 三 “倦行人”的心态第七章 现代派诗人群系的审美追求 一 诗歌对象的审美选择 二 感情传达的审美尺度 三 诗情智性化的审美趋向第八章 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和超越 一 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蜕变和新声 二 冯至:架起通向新现代主义的桥梁 三 40年代现代派诗潮产生的艺术氛围 四 “中国新诗”派的集聚与产生第九章 “中国新诗”派诗人群的超前意识 一 一种新的诗歌审美原则的寻求与构建 二 “人民本位”:现实与玄思的交响(上) 三 心理现实:现实与玄思的交响(中) 四 诗化哲学:现实与玄思的交响(下) 附录 穆旦的《诗八首》解读第十章 在中西诗歌发展新的艺术交汇点上 一 “意象”建设的回顾与现代性重构 二 “间接性”原则与“客观对应物” 三 “新诗戏剧化”的理论与实践第十一章 结语:东方现代诗的构想和建设 一 对东方现代诗的历史期待与思索 二 20年代中外诗艺关系的探索足迹 三 东西诗艺融合论探索的新阶段 四 意象·暗示·意境 五 “隐藏”与“表现”之间 六 “纯诗”化新诗本体观 七 “感性革命”的新“综合”传统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主要相关诗集目录后记
章节摘录
这可能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现代诗论中提出中西诗歌艺术“沟通”观点的最早的思考。但是,我们所要强调说的不是他的这一个方面。问题主要在于,李金发自己,对于“东西作家”在“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等方面的“同一”之处,就不甚清楚;至于如何去实现“沟通”中国传统诗和西方现代诗的艺术这一愿望,他在这里和以后,就从来没有更具体的理论设想,而在创作实践中,他的三本于匆促中草成的诗集中的作品,虽然也用了一些传统诗歌的句子和意象,但往往是生硬的“嫁接”,而非有机的“融化”,或如他说的“调和”,且被他那些过重的模仿带来的浓重的欧化与晦涩的气息所淹没了。他的美学追求的重心和根基,是放在西方象征派诗这个单一的基石上,本身说对二者的“根本处”“不敢有所轻重”,实际上他还是过分看轻了漠视了传统艺术的力量。因此,他所提出的把东西“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调和”的愿望,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泡影。稍后,创造社的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在他们尝试象征派诗的创作实践中,也在自身意识中具有关注中国传统诗的“民族色彩”的美学意向,对于西方象征诗人与对于晚唐诗人杜牧的作品的“朦胧”性,做同时的关照①;他们有些作品,在接近民族的审美情趣与语言运用的传统色彩等方面,也表现了对李金发诗的超越,为中西诗歌在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融合,迈出了幼稚而可贵的步子。但是,由于或者过分注重对于音乐成分的依赖,或者过于注重对古典诗歌意象、词句的原样的撷取,对形式与情调的追求超过了象征内涵与表现之间关系深层统一的铸造,便显得内蕴的浅显,缺乏真正的民族的现代象征诗应有的深蕴和品格。周作人在他的理论思索中,比较早地开始思考新诗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差不多与李金发写作《食客与凶年》跋语的同时,1923年,他就提出关于新诗吸收西方艺术养分的同时,要注意向传统学习的问题。
后记
这部书稿,经过马拉松式的爬行劳作,到今天总算完成了。1987年2月到8月,应《文艺报》之约,我曾以《面对历史的沉思——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源流的回顾与评析》为题,在该刊分十次连载一个匆匆忙忙中分段赶写出来的长文。它得到一些友人和新诗爱好者肯定的反响。后来的几年里,我即以此文为提纲,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为研究生和高年级的本科生分别多次开设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30年代现代派诗研究”、“40年代现代派诗研究”、“穆旦诗导读”、“中国现代诗论”等专题课程。1994年9月到1996年3月,我在神户大学文学部也给那里的博士、硕士课程研究生讲授过“中国新诗思潮史”。这部专著,就是一边讲授,一边赶写出来的。因此,在这部书中吸收和凝聚了许多同学们的智慧和意见。这也许是作为一名老师难得的一份幸福。这是我承担国家“七五”项目“中国新诗思潮史”的部分成果。我首先着手探索的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对于别的诗潮流派的考察留给以后来完成。为了避免因此可能造成的褊狭,在完成本书的同时,我撰写了一篇长文《20世纪中国新诗:1917一1949》连续发表于1994年第3至4期《诗探索》杂志上面,可供想欲了解新诗发展全景的读者参照。多年来我一直探索着如何实践东西诗艺的融合,建设东方式的民族的现代诗的构想。我们不能总是站在别人的阴影下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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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的童年。它应该拥有一片永久的绿色空间。这空间在自然界也在人精神世界里。无论它变得怎样古老,在这里生长并从这里出发的都是含苞待放的希望。我愿永远不会再有人用野蛮的思维和暴力铲除北大人百年来葆有的灵魂的一点绿色。——孙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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