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编  页数：221  

前言

　　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装束；他言语平常，总是和善地微笑着，像邻居家的普通老者。虽是知名学者，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同他谈话，如沐春风，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但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当年在北大校园，季先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忽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什么事，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深鞠一躬，然后转身上车离去。有时也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边忽然停下，车里会出来个年轻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执弟子礼。每次参加系里的大小会议时，季先生一进门，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敬意，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其实正来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未对自己作过评价，但是他曾说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佛山心影》）这其实正可看作是先生自况。

内容概要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东方文学、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先生一生著述丰赡，学术经历极其丰富。大半个世纪以来，他身体力行，做出楷模，被公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中成就最大，资历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带头人。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中心悲伤。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书籍目录

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是最好的缅怀（代序） 挽季羡林先生 饶宗颐 忆季羡林：学贯中西一寿翁 冯其庸 探暗而见明、循理以求道——悼念良师益友兼评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谭中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 郝平 相差半世纪的忘年之交——我与季羡林老师的邂逅 林健忠 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黄宝生 季先生谈天 葛维钧 师恩如父 王邦维 怀念季先生（四题） 段晴 继承和发扬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陈嘉厚 季老的雅兴 贺剑城 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论 叶渭渠 学者风范——怀念季羡林先生 韦旭升 季羡林教授对我一生的影响 梁立基 季羡林先生始终关心《波斯文学史》的写作 张鸿年 追思我们敬爱的老师——季羡林先生 李谋 季先生率领我们向“西方——欧洲中心论”冲击 仲跻昆 季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郅溥浩 季老心中的“春天” 孔远志 我记忆中的季先生 赵国忠 语言的经济学意义——铭记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的教诲 侯若石 悼念季老 路世康 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哲人 韩振乾 往事忆怀——怀念季羡林先生 薛克翘 精神和教诲——记六次拜访季羡林 杜文忠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品格 郁龙余 师道之光 裴晓睿 永唱低调 永创新论 永掖后学——受季羡林先生20年恩泽后所看到的季先生 赵杰 永远的丰碑 吴同瑞 悼念季羡林先生 刘烜 回忆季羡林先生二三事 李明滨 缅怀我国东方学大师和奠基人季羡林先生 梁志明 一幅挽联寄哀思 龙协涛 氤氲久远，润泽流长——怀念季老 杨承运 我在北大学梵文——怀念季先生 朱庆之 我与季先生的三个因缘 胡仲平 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 刘梦溪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先生 何乃英 清华赤子 徐葆耕 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怀念季老 阎纯德 深切缅怀关心中亚研究的季老 赵常庆 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 徐文堪 债，总是要还的——怀念季羡林先生 方广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怀念恩师季羡林先生 刘建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我所认识的晚年季羡林先生 孟昭毅 告别父辈——怀念季羡林伯伯 冯姚平 如何理解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 叶舒宪 盛世崇文——季羡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郁龙余 编后记

章节摘录

　　日本大学问家加藤周一先生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早就指出：日本现代化最大障碍是封建的天皇制政治体制，他认为日本现代化，技术文明是重要的，然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如果没有民主主义体制的保证，就很难实现这种手段。但是，如果现代化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文化层面上而没有发挥日本传统文化的再生作用，要完成日本式的现代化也是困难的。因此，他提出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日本现代化，只能采取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①可以说，加藤周一的这一日本“现代化模式论”，是对日本文化思考的深化，也是值得我们现在迫切思考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胡耀邦主政时就找出“文革”灾难的根源，在于一言堂、家长制的封建主义，主张进行全面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温家宝作为一国总理，在今年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他还曾直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总书记胡锦涛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严防“文革”发展到极点的封建集权主义的回潮，成为实现现代民主转型和现代化的指针。可以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跛脚而行，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我们向西方学习，不仅是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而且还要根据中国国情，认真学习西方的其他优秀文化及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吸取人类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普遍价值，切切实实地确立民主与法治，以维持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　　但是，并非一切西方文化都优越，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许多弊端也暴露了出来，其根源正如上述季先生宏观性地概括指出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最根本的不同是思维模式方面的不同，其思维的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当初觉得惟有钱钟书方称得上国学大师
•   永远的季羡林先生，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