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熏习录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白化文  页数：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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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正坐在家里，百无聊赖，梦想着天上掉馅饼呢。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教育文化公司总经理高秀芹女史翩然来至，说是可以考虑给我出点什么。在下当然双手赞成。仅仅从出版角度看，值此世界经济不景气并必然影响书市之际，她们敢出未必能卖钱的书，除了出于扶助学术、惜老怜贫的公心以外，实在想不起别的来了。高秀芹女史下旨，让掇拾旧稿，编出一本跟母校北大多少有关的小册子来。这是赏给咱多大的面子呀！赶紧动手，倾筐倒箧，悉索敝赋，初步弄出点眉目，立即上报。行，还是不行，那就听大伙儿的喽。要说明的，其一是，拿出来的基本上是旧稿，这次把其中一些略加润色；新稿最多占10％。颇有炒冷饭骗稿费的嫌疑。无奈咱家年已八十，马戏团淘汰的老狗熊，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只可以此酬世。知我罪我，唯在读者矣！其二是，我虽厕身北大，但从舍下人事加地域地划定一个范围，可就不限于北大了。在北大以及我在他处受过熏陶的人和事可是不少呢。无形中，能写入的就多了。“熏习”乃是在师友间得以熏陶染习之意。有老师，也有学友与朋友，范围也扩大不少。下及此处的“录”，便是录在下熏习所得，并非点他人之名，俾免贻讥焉。

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著名文化学者白化文先生回忆北大旧事故人的多篇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北大老先生们的高风亮节，也能体味出其风流俊雅。书中有程门立雪之事，有同袍交游之谊。白先生是目录学、佛教、敦煌学方面的专家，还在楹联、诗钟等方面颇有造诣，与北大很多老先生过从甚密，对诸位先生的性格特色有独特体会。白先生文字风格缜密严谨，义趣幽眇，独具风味。

作者简介

白化文，1930年8月生，北京市人，民盟盟员。1950年肄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是《文史知识》编委，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他多年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对有关佛经、佛寺与佛像的问题、敦煌遗书目录和敦煌变文的问题及文学目录和宗教目录的问题的研究有较深造诣。

书籍目录

前言 熏习记往 　与北大中文系有关的几张老照片 　一瓣心香 追忆燕园从学师长 　　浦江清先生二题 　　　秋雨梧桐成绝唱 春风桃李有余哀——回忆浦江清先生 　　　浦江清先生著《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读后 　　游泽承（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讲义》读后 　　对一次考试答案的忏悔——回忆魏天行（建功）先生 　　王了一（力）老师应《文史知识》之邀参与的三次春节评联活动 　　周燕孙（祖谟）老师二三事 　　我最敬爱的水晶般透明的林静希（庚）先生 　　吴组缃先生晚年二三事 　　琐忆吕德申先生 　　沉痛悼念褚斌杰学长 　再一瓣心香 侍坐登堂琐记 　　此是深潭照水犀——学习《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 　　仰望季希逋（羡林）先生 　　追随任又之（继愈）先生的一些回忆 　又一瓣心香 贞元朝士曾陪侍 　　王有三（重民）先生四题 　　王有三（重民）先生百年祭 　　读王有三（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 　　读《伯希和劫经录》 　　《冷庐文薮》序 　　学习刘国钧先生有关道教、佛教著作书后 　　想念阴少曾（法鲁）先生 　更一瓣心香 立雪周门记 　　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 　　周太初（一良）先生三题 　　　一封送迟的信件——为纪念周一良先生而作 　　　从圆珍述及“俗讲”的两段文字说起——纪念周太初（一良）先生 　　　周太初（一良）先生购买《北洋画报》 　　周绍良先生六题 　　　深切悼念周绍良先生 　　　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周绍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 　　　唐人传奇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读《唐传奇笺证》 　　　《绍良书话》后记 　　　《唐才子传笺证》前言 　　　从《新编全本季木藏陶》的出版谈起 　追忆亲炙诸先辈 　　从《春明旧事》谈起 　　启元白（功）先生是圣人 　　追忆王绍曾先生 　　朱季黄（家滑）先生与《文史知识》 书与人 寿辞、碑文鞠躬如也

章节摘录

插图：“后进何人知大老！”现在的喜爱文学的青年，知道浦先生的人恐怕不多了。可在三四十年代以至解放初，清华园“双清”的名字是很响亮的，这就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朱佩弦（自清）先生和浦江清先生，两位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清”字。浦先生的名字很雅，当时还有人为此出了一条上联：“浦江清游清江浦”，求对下联，条件极苛刻：①回文；②偏旁要一致；③人名对人名，地名对地名。听说至今也没有人对出来，成为绝对了。浦先生（1904-1957.8.31）是松江人。青少年时代家境清寒，但勤奋好学，靠本县的“清寒子弟助学金”，1922-1926年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外语系学习并毕业。在校时得到学贯中西的吴宓先生的赏识，毕业后被推荐到清华研究院的“国学门”，作陈寅恪大师的助教，从此转学中国学问。因工作需要，还在陈先生指导下，自学了梵文、天文学等学术，可说是学贯天地与中西的博学之士。1929年“国学门”撤销，浦先生转入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整入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逝世。遗著集成《浦江清文录》，1958年、1989年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次，第二次出版的集子中附有先生所著“诗词”。先母常对我说起一件往事，即，1931年夏季，朱佩弦（自清）先生刚和陈竹隐先生订婚，在中南海租了几间房，过精神恋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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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熏习录》：燕园记忆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去年培文“燕园记忆丛书”出版了《北大熏习录》，我因此认识了本书的作者白化文先生。出版了《筒子楼的故事》，我因此认识了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严绍璗先生。我被他们的人生状态所吸引，奋力地挖掘了他们一点八卦，越来越觉得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很值得写的。
  　　
  　　这两位老先生，一个八十岁，一个七十岁；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上海人；一个的爷爷是大军阀，一个的爷爷是大资本家；现在一个是杂家，一个是专家；一个主攻佛教，一个研究日本；一个穿对襟棉袄，一个西装革履；一个被称为“北大第一八卦”，一个被誉为“北大活校史”。他们的共同点，除了都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外，就是都有悠游畅快的生活态度，是“即之也温”的忠厚长者。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坐在他们身边，却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里被他们的妙语逗得前仰后合。
  　　
  　　
  　　白化文先生是个老北京。凡是见过他的人提到他，都会会心一笑，因为他就是个老顽童。他学识渊博，很幽默，又非常有礼貌。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鞠躬迎接我，说“您辛苦了”。
  　　
  　　后来我大概听说，白先生也不能算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解放前也是“闪避岩窟之内，崎岖戎马之间”，他的祖父是人称“海州王”的大军阀白宝山。
  　　
  　　？？？这家人的名字怎么都像是化名？白宝山谐音百宝山，白化文谐音白话文。。。。。。
  　　
  　　白先生说啦，白化文还真就是个笔名。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白廼桢，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北京人说话带儿化音，叫起来“白廼桢儿”就像“白奶汁儿”，很是不雅。于是他就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谐音白话文，还有个寓意是“姓白的人用化名写的文章”。不过这个名字吧，“八三年严打的时候，海淀区有个强奸犯，叫白化文，被抓起来了，大字报糊的满墙都是，我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街坊邻居看我这一把年纪了，给我恢复名誉。后来我去四川，见到当地一个女劳模也叫白化文，这下我的名字可以和大红花联系起来，我又很得意了。”
  　　
  　　我跟白先生通的第一个电话大概是这样的：
  　　
  　　白：我是你们的老读者白化文。请问梁YZ先生在吗？
  　　
  　　梁：白先生您好。我是梁YZ。
  　　
  　　白：您好。我的那本破书让您费心啦。你们高总非要给我出书，我说，我已经是马戏团里淘汰的老狗熊，玩不出什么新花样啦，给我出书，那不是净赔钱吗？
  　　
  　　梁：您客气了，肯定不会赔的。
  　　
  　　白：您就别骗我老头子啦。
  　　
  　　老白的八卦极多，坐那儿一侃就是半天，据陈大宝说，他现在爆的料只是他肚里存货的冰山一角。仅列两例，以飨读者。
  　　
  　　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高考全国统考，语文试卷由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出题，蒋绍愚先生负责出文言文的阅读题。那时候蒋公家里没什么书，于是为了出题就到图书馆借书。而老白的夫人李鼎霞先生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一到蒋公把借的书还回图书馆的时候，老白就把那书拿着研究。“我就发现蒋公看书会折角。我就把他折过角的那几篇文章挑出来给学生做，果然就考的那里边的一篇。这下我就出了大名啦，后来我就编了一本《短篇文言文》，每年都印好几十万册呢，蒋公一直也没发现，哈哈哈哈。后来我也被拉进出题队伍了，出完题后，又怕我漏题，就把我们拉到长白山去休养，等考完试再把我们放出来。找不到合适的车，就用拉犯罪分子用的囚车，邻居都说，早就知道老白不是个好东西。”
  　　
  　　老白因为提职称时得到周一良先生、季羡林先生、顾廷龙先生、宿白先生的推荐，所以成为他们的“门生”。据说他在讲座的时候提到这些师尊，都要起身致敬。他受恩于这些老先生，自己提携后辈也竭尽全力。特别是他擅长的民间文学、佛教、目录学等领域，他很关心这些冷门学科的成长。前几年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答辩，他会应邀当专家。他说：“每次学生发完言后，我总是抢先回答：‘这是我见过写这个题目写的最好的一篇论文。’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你们还有什么话说。论文总是能顺利通过。哈哈哈哈。”我还见到有些年轻学者请他作序，他开头往往会写：“我跟谁谁谁是忘年交，熟悉的不得了。”他到了某个图书馆，开头往往会说：“我对某某图书馆的印象，好得不得了。”
  　　
  　　白先生之所以常被人请去作序，因为他有一手能写骈四俪六的绝活，特别擅长写对联，还出过一本《学习写对联》。他这样介绍自己的对联学习经历：“我虽在高中时期因系支撑门户的长男，解放前有时参加红白事活动，需要拿着‘对联宝典’之类书籍硬凑几副联语，也不过照着葫芦画瓢罢了。解放后早已不玩这一套啦。此次重拾旧业，在刘叶秋先生、吴小如老师和仲弘学长的指导下，逐渐有点摸门儿。”他的对联作品很不少，有些辞藻丰厚的我也不大懂，这里有一段我觉得写得不错，是在周绍良先生寿序中写历史的：“开国全盛，先生筮仕之年；天祚维新，学术勃兴之日。于是师从太乙，开辟酉山。随手铅丹，覃思考校。讵意学海波寒，儒林烟翳。值清流之罗织，痛女祸之批猖。世历横流，人坚松劲。骊珠独抱，雾豹深藏。人天共愤，讨群丑于广庭；雷电交加，扑四凶于庙社。欢腾万户，喜溢千门。国运再兴，法缘殊胜。”很有意思。
  　　
  　　白先生夸赞别人不遗余力，贬低自己也是不遗余力，正是“拿自己开涮”呀。比如，他说到一次参加编写《敦煌学大辞典》，因为编委的名单里没有他，所以写好了自己的稿子也假装没写。为什么？“因为我经过‘文革’还没有改造好的私心杂念大大地膨胀。我想：我如同丫环掌管锁钥，还没有相当名分呢！后来，我直接提出增补我为编委的事，拿出猪八戒摔耙子的架势，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赏了我一张编委证书，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才把词条寄去了。”
  　　
  　　白先生如此乐观的性格，然而他的独生女儿却在中学时代自杀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据说从那以后，白先生就吃斋念佛，做了居士，研究佛教了。“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听说有人向白先生祝寿的时候，他说“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叫人不知道怎么接下句了。
  　　
  　　
  　　
  　　严绍璗先生是个上海人，从1959年考到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他现在住上了北大最高档的蓝旗营高知楼，但是这半个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他一直拘束在集体宿舍里，甚至结婚生子后，也是与两三家人合住三居室中的一居而已。这么多年的艰苦环境，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居然没有管住他的嘴，一说起政治历史，说起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说起五七干校，他还是开朗而健谈。再荒谬的事儿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娓娓道来，好像在做他最严谨的学问。
  　　
  　　我对严先生的研究领域很陌生，只知道严先生是日本汉学的研究专家。“日本汉学”是个什么东东，我也说不清。他的一个学术成果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化与文学的历史联系和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构造成各种联系的文化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理解东亚文化本质的“变异体”理论，从而把对东亚文化与文学的“双边关系研究”提升为以“文化语境”为生存环境的“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我之前唯一听说过他的名字，是2007年听说中文系有个老教授，花了23年时间，往返日本三十多趟，编出一套大书来，这么古雅的名字，我以为是个严肃的老大爷。没想到，他的八卦和幽默不低于我们年轻人。
  　　
  　　严先生脑子里有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又特别擅长讲述历史洪流中的涓滴往事。同一件事情，别人说起来枯燥乏味，他却能侃侃而谈。
  　　
  　　他写自己上学期间参加过很多重要活动，见过周总理、邓颖超，例如：“1960年元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会，周恩来总理与北大学生一一握手，并亲切谈话。问我们‘你们现在吃饭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凳子解决了没有？’，又问：‘你们现在是六个人住一间，还是八个人住一间？’。”
  　　
  　　像他这样的小字辈的年轻人，在文革中也有过一次很露脸的亮相，那就是他起草了1975年最著名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他对我们说：“这篇评论所表达的观念与逻辑，确实是我自己对《水浒》的认识并尽量体会毛先生的指示所获得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渗透的面貌，它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政治作用使我自己终身受到谴责。”
  　　
  　　陈洁采访过这段事情，那篇采访手记写的就挺有意思，说很少遇到如此考虑周到的采访者，严先生电话里这样嘱咐她：“在蓝旗营下车，万圣书园知道吧？我们不去那儿。你别停，继续往前有个上岛咖啡，我们也不去，那儿太贵。再往前看到避风塘，你就进去，上到二楼是柏拉图咖啡厅……”
  　　
  　　我也是在那篇采访里知道严先生显赫的家世背景，他的祖父创办了著名的大东南烟公司，他的父亲继承家业，解放后给上海总工会当政治经济学顾问，以资本家的身份讲政治经济学。严先生这样说他的父亲：“他一辈子都信奉马列主义。我孩子小时候放在上海，说爷爷告诉他，钱是最坏的东西，资本这东西是最肮脏和可恨的。1990年我老爹去世，当时我在日本工作，赶了回来，他跟我说，国际资本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你看现在的广告，英美烟公司又回来了——那是他们家的老对头了——英美烟公司说愿意与中国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我烧成灰也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半个月以后，他死了。我在悼词中说，他的骨头真的烧成了灰，而英美烟公司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愉快地进军。他是非常悲剧性的人物。”
  　　
  　　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是被划为右派，严先生家也就没落了。但是严先生很乐观：“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公平的。我们家5个兄弟姐妹，全部念完大学，5个家庭，10个教授，很好吧。我觉得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外，社会还是有潜在的公正。社会对于弱势群体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心，这是我很感恩的。”
  　　
  　　严先生是日本专家，日语说得很好，我们给他出过用日本写的论文集，他的日语学习经历也很有意思，他大学里被编入英语班，“学的时候觉得好难，要很努力才能赶上班。考完后办公室统计分数时，发现我们被编错班了，应该是一年级上学期，结果编入了三年级上学期。而我居然考了73分。魏建功先生那时是我们系主任，说，过了就行了，现在你还有三年时间，再学一门日文吧。以后我们肯定要研究日本。老先生都很有前瞻性。 ”
  　　
  　　严先生研究日本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日本的中国学家》，他对我们说过关于这书的两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在北京图书馆抄了两个多月的资料，中午不吃饭就只能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这两句话，一句是：“我至今很怀念男厕所的水龙头。”另一句是：“北京图书馆抄完了，再去上海图书馆。”
  　　
  　　严先生的夫人邓岳芬先生是北大生物学系毕业的，独生儿子是电子工学博士，在美国因特尔公司工作。他聊天的时候提到夫人时说“我太太”，但更多的时候是“我老婆”，好像不是很文雅。“我老婆最恨我看报纸，喊都喊不动，看完了还发火。我说报上胡说嘛，她说你怎么不说你才是胡说。我看报纸总能发现问题，老婆说你不看不就完了？可我不看难受啊。”
  　　
  　　严先生见过周总理夫妇，见过胡耀b，见过郭老，见过江泽m，见过日本天皇和皇后，参加过李瑞环突击队、张百发突击队，他能说清楚从50年代开始北大的每一座楼是哪一年盖的，哪一座质量好，哪一座质量差。我坐那儿听他天南海北地闲聊，就想拿个录音笔给录下来，录几次就够一本回忆录了。
  　　
  　　
  　　
  　　这两个快乐的老头都在象牙塔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可是他们并不显得学院派，并不脱离社会。白先生常常给企业家、官员神马的讲讲国学，神聊还可以“赚俩儿小钱”，他耐心地指导我们到哪儿能化到缘。严先生希望我们多接触人多经历事，这样对做学问有很大的好处，他说：“从小学一直读书到博士，这样的学生很嫩的，做不出大成绩。我不从硕士生直接招学生，一定要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考博士。我强调原典实证，需要生活的积累、文化经验的积累。”我见识也少，但至少跟我见过的一些企业家、官员比起来，他们更显得洞察国际局势，洞察人情世故。
  　　
  　　这两个快乐的老头还在不停地看书学习。我想起吴志攀校长写过一篇《学到老，活到老》，他亲眼见过很多健康长寿的老学者，比如百岁的芮先生、季先生、侯先生，使我们隐约相信读书学习与健康长寿之间真的可能有些关系。可是我这几年也见过北大二十几岁的学生因学业自杀了，三十几岁的老师英年早逝了，四十几岁的教授因病逝世了。长寿的人像吴先生说的那样，“那些个人的荣辱得失，如同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看得淡了；将烦心的事看开了，对难办的事乐观了。于是，他们心情舒畅，处变不惊。心态好了，精神好了，不贪、不嗔、不痴、不怨、不憎，对健康有益，所以得长寿。”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马寅初校长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他的人口观点被一再批判，但是他硬挺过来了，他比太祖大十一岁，可是活到了太祖后六年。把红太阳熬落山了，他就能被平反了。时间一定会告诉我们对错的，有什么好争的呢，就怕我们活不到那么长，看不到那一天。有的人说，我不要长寿，我就想赶快享受。人各有志吧。
  　　
  　　这两个快乐的老头的家庭背景都很不一般。我一直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大概也就是在父母的层次上加减一个层次的范围内，高也高不了多少，低也不至于太低。富不过三代，李刚的儿子就那点出息。但是做学问，可能对一个人家庭的要求更高一些。我既没有听说过太子党成为大学者的（博士倒有的是），也没有见过农民工的子女拿奥数金牌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然，现在砖家叫兽伪学者多得是，徐刚先生说的很现实，“学者的灵魂‘必得常常承受，这般忧心，不论他是否乐意；而他人，却忧心全无’。当我们想成为一个学者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过传承人类精神的理想呢？我们什么时候把它忘记了？生活的艰难把我们击溃了，而且不留任何尊严，就像奥威尔让温斯顿对着即将迎面扑来的老鼠高喊裘利亚的名字一样彻底，一样残酷。”对于这两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快乐老头来说，我看到他们的精神无拘无束地逍遥游，他们享受这做学者的一生，他们从容地享受着知识，也从容地享受着滚滚红尘。而这种享受，是学者以外的人所没有的。
  　　
  　　这两个快乐的老头都是杂家。白先生是个大杂家，他谦虚地说自己“立志朝向‘当个小杂家也不错’的方向努力，最后成为一个样样稀松的打杂的”。他小时候看过很多很多通俗小说，“可是我居然没学坏。为什么没学坏呢？我的看法是，书念多了，慢慢就产生‘抗药性’，所以不要禁止孩子看多种类型的书。”后来，“觉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真伟大。就像一个人每天吃糠咽菜，忽然有一天大鱼大肉。辨别好书也需要大量的阅读来‘垫底’。”严先生说：“我是从杂家走上专家的道路。”“我周围的环境很好，大家之间没有太多的冲撞，各人有一摊事做。人和人坦诚相见，各人各尽其能。还要有多元文化的心态，万众一心是不可能的。” 北大给大家提供了诸多学科得以滋养和茁壮成长的大环境，北大的学术垃圾、混日子的不比其他地方少，也有勾心斗角，也有嫉贤妒能，也有文人相轻，就看你是想琢磨人还是想琢磨学问，就连我所在的小部门，一般也不干涉你干什么，很尊重个人的喜好和自由。只要各人有一摊事做，有这样广博的知识宝库，总能做出点东西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然，也有人说，要想学得会，得陪师傅睡。咱们不提那个）。没有师傅怎么办，白先生常引用主席语录：“要自学，靠自己学。”上次见杭老师，谈起有人说我们做的东西也就是二流水平，杭老师安慰我们说：二比一大，二流比一流好，说你“三流”那是夸你，说你“主流”才是骂你呢。这也是北大杂家的心胸啊。前两年金庸先生来北大讲座，同学问他怎么样才能写好小说，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多读书，要成为一个杂家，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一定要多读书，要成为一个杂家。”这句话像鞭子一样，时刻激励着我不断改正缺点，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