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田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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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延绵漫长，统一与分裂问题是贯穿历史的一大主题，三国演义中就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于是由于阅读深度的差别，罗氏的大统一思想就提前于董仲舒的原版深刻于我脑海之中。同时，人们每次诸如奥运会般激发爱国热情盛会之时，就每每感慨于“大一统之人多力量大”的绝大好处，可是“打鸡血”也只是一阵子，平常吃的“白饭”才是潜移默化的力量，吃完白饭就会“吃多了没事干”—思考，于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由于gongchan政权的不成熟，探索道路屡受挫折，这不得不想想该政权起源问题。于是，就想起了该政权就是依靠民族主义的旗帜拨地而起的。因此，民族主义又成了该政权维持发展的不二法宝，每每外围国内发生事端，阴谋论起，民族主义便甚嚣尘上，让人厌烦。而民族主义之所以为民族主义，必然又要涉及民族，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创立的，而中华民族不是指代单一民族，是多个民族相互融合而成，其中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汉族胡化，最终统一为现今的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往往由于中国这个概念割舍不开，于是，对中国这个概念又有了思考的意义。
　　人真的很可怕，什么都不知道之前就一昧相信别人给我们灌输的都是真的，可是等到我们真正去发现时就想知道更多，于是如浮士德博士一般永无止境。在阅读近代书籍之时，就开始意识到民族主义这个幽灵实在是很可恶。可恶之余就开始怀疑起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了，认为单一民族好，那时候单纯的认为中国疆域广大，而且认为以后大国之间的竞争是集团国家的竞争，而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很难成为地区政治一体化的样板，为何中国不用联邦制呢？于是联邦制又涉及省与省之间关系问题，似乎这个在20年代就有胡适提倡过联省自治，而自己在反民族主义的情绪下，似乎也赞同中国分裂成小邦惟好，可是一想中国一分裂，国家不是又要战乱才会实现？于是就陷入了矛盾两难之中。
　　而现在说及中国这个概念，其实早有日本人帮我们进行过探索，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就是他们研究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显然不能配合我们的“大国崛起”，于是没有未来感的我们开始从“冢中枯骨”中找“大国崛起”历史渊源，甚至李华兴老先生还以此申请过国家重大课题。因为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力，我对此也有过一番想法。但是促使我今天写这个的还是田余庆老先生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
　　这本书不愧是得过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大作。但是让我感到神经跳动的还是田先生论及苻坚的部分。他认为，苻坚为何要匆忙进行对东晋的战争，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起的强制作用”，而“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东晋“正朔”与前秦“国祚”的问题，争做正统。而这正朔观不就是董仲舒提出朱熹延伸的大一统思想的核心内容了。在这里，历朝历代为何非要统一？还有对下层民众为何“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有了深入的理解。
　　此外，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统一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民族政权的战争算是什么性质的呢？这似乎又回到了开头的部分。田先生在书中也有解答，他认为这类战争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者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里的“中国”与“外敌”指的是什么呢？好像在没有形成近代国家观念之前，中华以外皆是“敌”，（虽然有的可以同化，但总有不能同化的，就像对少数民族，能笼络的就叫熟番、不能同化的就叫生番）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我们要当时当地的看问题，于是，对于那些对峙的朝代而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就是“敌”了。
　　但是，身为56个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人，我们还是不愿意看到分裂，于是，中国这个概念又有了新解释，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概念，在地理上和观念上都是。
　　于是又于是，中日战争又算什么呢？日本算是中国之外的敌人了吧，如果中国把日本哪一天吞并了（虽然不可能），于是中日战争又成了内战。于是的于是的于是，以此类推，等地球上都统一成一个国家并发现外星人之后，这些国家间历史上的战争就又成了内战？(怎么有点像特纳的边疆理论了，总是有假想的边疆)
　　有些问题无限类推的话就没有答案了，上面那个就真的很麻烦，如此的话，统一还是个好东西？民族主义不是个好东西了？
　　
　　后记：
　　为了找答案，还是要“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我想看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了，不知道有没有答案，哈哈哈~
　　
　　门阀政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在具体的朝代发展进程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表现。东晋政权建立初就显露出门阀专政的性质，这本书更为具体的讲述东晋门阀的政治的历史，东晋社会涌现出的门阀政治得贵族代表，如琅琊王氏等等，同时呈现出在门阀政治制度下，东晋的国家情况，对于了解，学习东晋门阀政治制度有指导性的作用。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二十余年了。祝总斌与胡宝国先生，在《历史研究》与《书品》中，对该书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评介。2009年，“中国文库”丛书编辑委员会再次出版了田氏此书，由此可见，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之生命力与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的。
　　田先生此书的核心观点，即是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在他看来，自秦汉帝国建立以降，中国政治之发展，即进入一皇权政治之格局之中。在此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得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 东晋时代却是一个例外，在永嘉南渡直至刘宋代晋的一百余年时间里，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皇权政治一变而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随着所谓“次等士族”（陈寅恪的概括）的兴起，刘裕等人所建立的南朝政权，最终排斥了门阀政治，从而将中国之政治格局，重新拉回到皇权独尊之状态。这一趋势，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最终得以完成，中国之皇权政治，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如果从汉晋隋唐近千年的历史演变来看，东晋出现的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发展这一历史主流中的一个回旋。这一回旋，固然有其深远之影响，但终究是暂时性的，是必然要重新回归到皇权政治之正统形态当中去的。
　　可以说，这一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成为了田氏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纵观全书之结构，正是围绕这一“变态”之政治形态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演变、最终又如何消亡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如果我们将东晋门阀政治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该书之主要篇幅，即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生命体生老病死之全过程。可以说，对于一本具有二十余万字篇幅的学术著作而言，要将全书融贯为一密切勾连之整体，乃是颇有难度的。而田氏此书，不仅做到了此点，更通过王、庾、桓、谢、王等士族的代兴，将这一东晋门阀出场、在场、散场之全过程，演绎得如戏剧一般淋漓尽致。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精彩演绎，绝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对于现代史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还要关注“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三把解开东晋门阀政治之门的锁钥——皇帝、士族、流民。在他看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换言之，此三种势力，若能保持其动态平衡，则东晋之门阀政治，即可维持不坠；一旦其失去这种平衡，则门阀政治将面临危机；等到这一平衡无可挽回地被次等士族之兴起所打破之时，门阀政治筵席的“曲终人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二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该书最为显著的几点优长之所在。
　　无疑，作为一部典型的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品，田书在材料的细密考订与论证之周详方面，是颇为值得称道的。这一点，在书中关于郗鉴的密谋、郗鉴对于京口的经营、桓温先世的推测、桓彝事迹杂考等方面，表现得畅快淋漓。例如对于桓氏家族先世的考证，可谓层层推进，全面而系统，充分体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学风。此一结论，的确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先生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田氏此文，可谓发千年之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之史料，相较于以后之隋唐，尤其是宋元明清诸朝，乃是较为寡少的。作者在充分爬梳和利用传统史料之同时，也对于《世说新语》甚至《搜神记》一类具有一定传说色彩的材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解读。可以说，对于此类具有传说性质且多夸张与附会的材料之解读与应用，历来是实证性史学研究中的难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多次十分巧妙地处理了这些材料。如在考索南方士族心态时，田氏便利用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南士道旁偷视、观禊等事的材料。在经过细密之分析与考辨之后，田余庆认为：《世说》所载之事件本身，似乎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 这一严谨而又富有洞见之考察史料的方法，不仅大大扩展了这一时期史料的范围，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田氏揭示此一时期的士人心理，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文献参考。
　　然而，田先生也并非始终“一考到底”。正如胡宝国在其对于该书的评论中所言：“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 由此似可明晰，田氏此书一首要之优点，即在于其既有综合之思考，又有细密之考证，且在考索具体史实之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供利用之材料，对其进行了严谨而又不失灵活之分析与诠释，确是一部实证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此外，该书中十分注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这一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我们处理历史问题，尤其是诸如魏晋南北朝这一极端复杂之历史时期的若干史事，依然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关于此种术语在该书中之应用，可谓比比皆是，这里仅举数例，略加说明：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郗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可以看到，这种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在厘清复杂之历史局面与演进过程之时，的确能够起到分清主流与支流，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与决定性原因之作用。东晋时代，北方与南方、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皇帝与相王、侨姓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各种矛盾冲突，可谓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主次，看清问题之关键所在，的确是要为史料所奴役而茫然无所措，摸不清线索，理不出头绪的。
　　接下来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该书关于地理形态对政治局势影响的分析。这一分析的重点，集中体现为所谓的上游与下游之争。对于这一问题之背景，田先生作了如是之交代：
　　所谓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到，王敦与司马氏之争，庾、王江州之争，桓、谢之争抑或司马氏内部的主相之争，无不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上下游之争。可以说，就东晋之地缘政治形态而论：下游靠近中枢，一般代表了中央的势力；上游依托荆州，一般代表了方镇的势力。中枢与地方，皇权与士族，甚至皇族内部的主相之争（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其性质固然不尽相同，其具体形态却总也逃不脱上下游分庭抗礼的格局。对此，田先生从上下游之地理形势、物产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对上游而言，荆州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长江的流向，则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地形优势；而对于下游而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存在，为之提供了较大的政治优势与经济支持；而京口重镇之经营与北府兵的存在和发展，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军力保障。可以说，上游、下游，各具优势，这一博弈的焦点，则是处在上下游折冲要地的江州，东晋初期庾、王两方对于江州的争夺，即证明了此点：即谁占据了江州，谁就有可能暂时打破这一动态平衡，赢得一定的主动与先机，成为左右政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因此，这一上下游之争夺，固然是东晋时期王朝内部斗争的重要一端，却也未能超越隋唐一统之前南北之争的主基调，淝水之战中上下游桓氏与谢氏的密切配合，即是一个典型之例证。
　　三
　　现在，让我们以陈寅恪、谷川道雄和内藤湖南为例，再来看看该书同其他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之间的同异之处。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及的，便是陈寅恪。关于陈先生与田先生在治学路数上的殊异，胡宝国在其《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在他看来：
　　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在笔者看来，除却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分殊之外，陈寅恪与田余庆二人对于门阀政治这一具体问题的观察，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是陈氏试图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作一考量，而田氏则更多从政治与军事的范畴中加以定位。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
　　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根据陈氏的看法，具有学术文化特征的士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士族，这样的士族也可以称为“文化士族”，因此，他的士族阶级实际上是文化士族阶级。这种对于文化之强调，在田先生之全书中，是绝少能够觅其踪迹的。田氏作为一代政治史大家，似乎将门阀士族政治之本质属性，界定为其在实体政治中与军事上所具有的权力。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田书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限制于东晋一朝，而认定南朝与北朝，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而是皇权政治。这一论证，如果但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考量，无疑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果陈寅恪的说法成立，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士族之核心在其文化而不单单在其官位之高低，那么，我们对于门阀政治的理解，也就会与田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理解，所谓的门阀政治，就不能仅仅依据其政治军事权力严格限定于东晋一朝，而是应该放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历史沿革中去考察了。对此，田先生也是有所承认的，正如他所言：“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
　　因此，陈氏与田氏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之殊，恐怕更多地是一角度与概念界定上的不同。对此，我们也不必定要分个正误高下不可。
　　此外还需重点关注的，便是谷川道雄的研究。谷川氏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该书与田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关注。田氏此书，以考证精密、叙述融贯见长，可谓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谷川氏之书，则在进行若干具体考证的同时，包含了一种具有强烈理论预设的结构性思考。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说部分中，得到了很好地呈现。
　　根据谷川氏的观察：“总体说来，在六朝时期的某些阶段，存在着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这样一种二元关系的状况。在这种关系之下的贵族制就是门阀贵族制。门阀贵族制必然导致身份上的闭锁性，同时也削弱了贵族在政治统一上的能力，因此贵族不得不与作为外部存在的王朝权力——常常以军阀政权的形式出现——进行相互补充。……王朝权力与贵族势力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关系实际上反映了门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性，而君权强化又是与门阀社会发生巨大动摇的事实成对应关系的。”
　　可以说，与田余庆所述之东晋相比，谷川氏所要处理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乃是更为复杂和难于理清的。然而，谷川氏对于这种二元性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的途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十六国政权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等篇章中。可以说，无论是十六国乃至北魏时期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抑或其不称皇帝，而以天王自居的政治行为；还是两魏齐周时期霸府与王都的二元结构，都是与这一二元性认识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田余庆对于东晋时期的考察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诸如中枢与地方、上游与下游、皇权与士族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正是这一二元性的对立，构成了这一时期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本原因。
　　接下来，谷川道雄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二元关系之后的走向，他谈到：“如前所述，这种二元关系以北魏末的内乱为契机逐渐朝一元化方向转化，汉人贵族依靠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政权的一部分即是其体现。” 实际上，东晋末以至南朝的历史，也可以通过这一理论来加以理解。即以刘牢之、孙恩、刘裕等人为代表的次等士族的兴起，最终将司马氏与王、庾、桓、谢等士族共治天下的二元权力格局，置换为以南朝帝王为中心的一元格局，使得南朝政权，在经历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之后，终于又重回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然而，田先生在这里，似乎有意回避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思考，他没有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与同时期北方地区从十六国以至北魏的二元格局联系起来看待。实际上，这一由二元向一元的过渡，既发生于北方（以六镇之乱为其标志），也发生于南方（以刘牢之、孙恩等人的兴起为表征），乃是中国之社会由魏晋时代之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与皇权之二元政治），逐渐演变为隋唐时代之皇权政治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转变之一。也许，田先生太过谨慎了，这使得他虽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得出了同谷川氏类似的结论，却未能从全国的维度，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巨幅图景。
　　当然，在具体的论断上，我们还会发现中日两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之间的一些若合符节之处。谷川道雄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时谈到：“贵族阶层开始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将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的根本原因抛之于脑后。上述倾向在江南尤其突出，而在北朝，孝文帝以后的北魏王朝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风潮迅猛而至。” 在这一点上，田余庆得出了与之惊人相似的论断，他在论及南朝之后的门阀士族时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 这，便是“衰至便骄”的道理，当这些门阀士族，已经不能在政治与军事中掌握权力，而不得不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失去了他们所能真正依靠的阶级基础，成为了一个仅仅具有贵族地位的空架子了。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唐代之后，士族阶层便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政治之格局，也由此而发生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折。
　　据此，我们又衍生出了田氏此书同内藤湖南、陈寅恪等人理论之一重要分殊之处。内藤之理论，即是后来所谓之“唐宋变革”。在他看来：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
　　可以说，在内藤的分期视野中，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代中叶之权力结构，固然存在很大的内在差异，但其核心，乃是一贵族政治鼎盛之时代。直至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激变，中国之政治，才最终进入了宋代以后皇权独尊的时代。在这一框架下，门阀政治，作为贵族政治之重要一端，也必然不仅属于东晋一朝，而应置于汉季以降直至唐末五代近千年的长时段中去考量了。
　　陈寅恪的观点与内藤相似，他认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可以说，无论内藤还是陈寅恪，都将魏晋隋唐作为一整体，未给与东晋门阀政治以特殊地位。
　　而依据田氏之论，则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此一朝之制度，乃持续二千余年之专制皇权制度在特殊阶段的变态。如果这样来看，则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就有如中国漫长皇权政治中的一段插曲，而不是中国政治由贵族走向皇权这一巨大历史进程之重要篇章了。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来看看其中一些可商之处。前文中已经提到，该书是以论述与考证见长的实证史学之典型代表。然而，作为一本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田余庆先生，似乎更多地将笔墨放在了对于具体史实的考察和梳理之上，而没有去关注其之所以形成又之所以消亡的所谓“终极原因”。对于这一问题，胡宝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也提到了田先生自己对此的解释。可以说，在这点上，田氏并非是没有自觉的，与其说他“不能为”，不如说他“不愿为”更为妥当。
　　然而，这种对于终极原因之追索固可不必有，我们却是不能将一时代之产生与消亡，仅仅归结为若干偶然性事件的。对此，田余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他在该书的开篇，即为我们作了如下的陈述：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特定”二字，体现了作者的态度，正如胡宝国所言：
　　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田氏在此问题上的薄弱之处。纵观全书，其内部结构可谓谨严之至，然而，这一内在之统一却是封闭性的，换言之，其产生与消亡，似乎都是以一个王朝的开端与终结为标志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经典政治史视角，然而，为何门阀政治之结构，会在东晋之初开启，又在晋宋之际结束，田书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一点，与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该书中为我们呈现出的这一政权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化之巨大历史脉动，充分解释了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时期各个王朝的演进过程。无论谷川的理论正确与否，他终究是作了尝试的，而田先生在此点上，似乎有些太过谨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长于政治史，也颇有些为传统意义上之政治史所累，而没能为我们从结构上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最终，该书成就了一种细节与局部的完美，却陷入了一种结构与整体的迷思。
　　紧接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对于经典政治史的迷恋，也导致了此书在对于经济、文化等因素之重视程度上的不足。以经济来看，在全书之绝大部分章节里，作者全面梳理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演进之全过程，却于当时门阀社会之经济形态不赞一词。直到全书之末，田先生才用了4页的篇幅（315-318页），为我们简要介绍了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种对于经济因素之不重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考虑，恐是对前一时期（建国后直至七八十年代之交）过分看重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柔和的反动；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之下，这种实证主义回归，对于突破已经显得有些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史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经济之因素，毕竟不是通过几页篇幅的简单阐释，就可以置之一旁的。西方史界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年鉴学派，已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此点。布罗代尔那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经典划分，即将政治史归入了“短时段”。根据布氏的这一理论，事件史虽则“最富于人类趣味”，却也最为肤浅。对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记得在巴伊亚附近的一个夜晚，我沉浸在一次磷光萤火虫的焰火表演之中；它们苍白的光闪亮、消失，再闪亮，但都无法用任何真正的光明刺穿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们光亮范围之外，黑暗统治一切。”在另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中，布罗代尔将事件描述为“表面的动荡，历史潮流负在背上的泡沫尖”。“我们必须学会不要轻易相信它们。”为理解历史，必须一头扎进浪底。此外，自年鉴学派兴起以来，突破学科畛域的总体史诉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主流。对于这一发展，政治史当然是不能例外的，它必然不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必须放在总体史的框架下理解，才能发见其实质。因此，政治史之研究，也就必须同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避免停留在表层的宿命，真正找到推动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之所在。
　　当然，政治史并没有没抛弃，近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的最新变化，即是所谓“政治史的复归”。可以说，这一学术范式的转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到福柯和布迪埃等人的影响：权力运作，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乔治•杜比（G.Duby）所言：“重返政治史的我们已今非昔比”。在赵世瑜看来：“这种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或可称为‘社会政治史’，在这方面，孔飞力的《叫魂》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这一看法，当今之政治史研究，固然出现了复归的趋势，但其研究方法，却已然为社会史所改造并具有一种总体史（Total history）的关怀了。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这种政治史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到了权力的运作层面而非权力本身。对于这种趋向，邓小南教授在其《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述。可以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之研究而言，田先生此书，无疑称得上是一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然其由于时代之限，抑或当时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互动之不足，似乎未能具有总体史的关怀，也未曾考察东晋门阀政治在其权力运作层面上之具体方式。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东晋门阀政治研究的起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便是此书中对于淝水之战性质的探讨，即“前秦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其性质是统一战争呢，还是民族入侵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田氏作了如下的判断：
　　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这是北方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当这种情况出现并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的时候，如果再要发生北方南进战争的话，一般说来这种战争将具有比淝水之战、瓜步之战更多的统一战争的成分，是毫无疑义的，至少在理论上必然如此。……但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比我上面所分析的还要复杂，还要漫长。……等到酝酿出隋灭陈之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成为统一战争，民族入侵性质也完全消失。
　　接下来，田余庆又作了如下的推导：“蒙古人灭南宋，满洲人灭南明，都是由入侵战争转变为统一战争。”
　　此种对于战争性质的判断，似乎与全书一以贯之的实证基调有些不合。当然，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田先生作此判断，恐颇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然而，他毕竟给出了答案，这种对于战争性质问题的宏观探讨，令我们重新找到了六七十年代“五朵金花”中若干所谓性质问题论争的影子，历史，果真可以如此简单地定性么？
　　即便抛开这一定性本身是否具有其意义不论，田氏在该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次南北战争性质的演变纳入一逐步由民族战争为主向统一战争为主并最终完成这一转化的基本脉络，似乎亦有罗志田所谓“倒放电影”之嫌。罗氏此说，即“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 应该看到，田余庆之判断，乃是建立在已经知晓淝水、瓜步之战失败而隋灭陈之战胜利的结果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后设的判断，时人未必作如是观。例如苻坚，其虽为氐人之首领，却是以文化正统自居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根据谷川道雄的分析：“他的政治理念依据中国古来的政治道德，而这与他热心于振兴儒学又是密不可分的。他建立学官，让公卿以下的子孙学习，此外，还率领皇太子及朝臣的长子行释奠之礼。不单如此，还命令军队将士、后宫随从皆修儒学。尤其是在后宫，不论阉人或是女隶，凡有聪慧者，都授其经学。”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考量，前秦之统治者，在与东晋王朝争正统的问题上，乃是极端重视和急切的。这，很可能便是苻坚在经济、军事诸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汲汲于南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仅仅依据战争的结果而将淝水之战定性为民族战争成分较多、统一战争成分较少，而将明显是两个族群之争的元灭宋、清灭明之战争视作统一战争，显有倒果为因、倒放电影之虞。实际上，所谓的“统一战争”，主要应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而“民族战争”，则体现了交战双方的民族（种族）属性（实际上，此一概念应与族群内部战争，如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应）。这两个概念，似乎原本就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是不能纠集一处，强作一非此即彼或由此到彼的的判断的。更何况，田先生虽然强调了客观历史进程之复杂性，却仍然将这一变化修剪得过于齐整了，根据罗志田的看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原初的动态本相。”的确，当我们将历史的花园修剪得过于齐整的时候，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刀一剪之中，越发离我们远去了。
　　谢一峰
　　2010/12/5
　　
　　
　　田先生治政治史的功力实在是令人赞叹，在所有我看过的写魏晋时期政治史的书中，我独爱这一本，条分缕析，说理透彻，很多观点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仍然是不易之论。
　　我个人认为政治史是最难做的，最需要功力的一块，特别是那种有体系有洞见的政治史著作，尤其难得。因为政治史是国人研究的时间最长的历史。从历史学一开始，政治史就是绝对的重点，几千年的人研究不绝，无论是史料的挖掘还是视角的更新，要出新，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相比较而言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等就要年轻多了，也相对容易一些。当然，无论哪一块，要有一种蔚为大观的气象都是难得的。
　　我个人也最喜欢政治史。因为我喜欢活生生的人，喜欢看他们的喜怒哀乐，欲望挣扎，奋起拼搏，即使是最后黯然离场，甚至遗讥千古，他们那样鲜活的生命也令我激动。而之于古代史来说，似乎只有政治史才能看到更多的活的人。
　　我更加喜欢魏晋时期的政治史。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有那种贵族政治的温情和优雅。王家和庾家斗争后来几乎是你死我活，可王导说过最重的一句话，也不过是“元规尘污人。”何充在诸庾鼎盛之时，与他们就帝嗣问题发生冲突，失败后，仍然能当着康帝的面说，“你继位我一点功劳没有，要是按照我的意思，你不知在那里混呢。”甚至那些大族甚至造反也没出啥大事。周勰叛乱不穷治，王敦犯驾也得以善终，桓温行废立之事身后仍然家族不堕。这和北方十六国的争相屠戮相比，和南朝的“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的惨烈内斗相比，实在是温和得如“请客吃饭”。田先生说，这是一种皇权政治的变态，而我也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吧。而我喜欢这个异数。
　　常常能在某些作品看到或者读到这样的片断：出于策略又或情势所逼，某某某对谁谁谁说，君助我，得天下，共享之。然则善始者繁，克终者寡。得天下后的君臣之间，重感情一点的君主则杯酒释兵权打发了事，而稍有猜忌心的帝王不免要痛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决定。故有至杀之而后已之事，无共享天下之理。但观吾国历史，却有“王与马，共天下”少数几个例外。这段哙至人口的历史折射出当时特殊的政治局面——东晋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实际上是门阀士族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在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以东晋司马氏皇权力量之薄弱能享国祚一个世纪之久，全赖士族势力的维系。士族支撑起朝廷，其肇端始自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司马氏与王氏固有历史结交渊源，但个人之间的情谊在家族利益面前又显得次要了。这段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非正常现象，田余庆先生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作的精辟见解，门阀政治，即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可以说，他的论证出现，令后学止步于此。
　　
　　皇权不振，士族专兵，王氏家族和司马氏的结合，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其后，当王氏盛衰转折急下时，别的家族在长期发展基础上取而代之，他们之间关系也是基于各自图谋的利益出发。司马氏以皇室的合法性，为士族提供官位权势；士族本身及网罗人才为皇室充实朝堂。司马氏依靠士族的军事力量统治天下，而士族中领袖人物正是因为手里强大武装得以进阶成为权臣。在这些一人之下的强臣中，甚至有流民帅出身，郗鉴是代表人物。作者把郗鉴承上启下的影响联系起来，郗鉴在斡旋各门户之间并寻求一种平衡状态，其能力与成就使他在东晋纷乱的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门阀政治也得以延续更长的时间。
　　
　　东晋的变乱与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东晋门阀政治》三十二页）自王与马共天下后，又有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尽管时局纷争，但司马氏的天下靠士族统治的情况并无多少变化，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而执中枢神器的姓氏则屡经更迭，但基本上都是沿着王与马的轨辙，各自经营，相互利用的政治形态。这样祭在司马，政在士族的特殊政治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所以称为特殊，乃是因为几乎终东晋一朝，各大家族竟无废立自代。从王与马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人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东晋门阀政治》一八四页）同时，皇帝也没有能力把权力收紧独掌，中兴皇权。然而这正是门阀政治曲折复杂性的一面，门阀政治的兴衰在广度与高度上与东晋祚安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
　　
　　南渡的东晋本有恢复中原的希望，但是东晋没有北伐的决心。尽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阳，但这几次北伐的机会却因在门阀政治的巢幕之下没有更理想的结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谁怀抱过收复中原的理想。皇室有心无力，况且晋得天下，本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翊戴。士族则固守既得利益，更无效力之可能。反观北方的苻氏，到苻坚一代，正朔之争的驱使，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又有一个空前成就，便有把权威南移的愿望。于是有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以苻坚败北结束。东晋胜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谢氏，谢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既拒北方苻坚，又有活跃东晋政局的资本，凭此成为东晋最高门第之一，其时谢安居中起显著作用。谢安风神秀彻，名士风流，仕前已经盛名在外，及仕后则屡建内外事功，淝水一战更是功不可没。有匡扶社稷之功而无傲慢居功之心，无怪《晋书》论及谢安时，评价极正面，“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东晋门阀政治》一七四页）谢安品德青史称道，其城府深远，运筹帷幄的才气后人亦津津乐道，传涌一时。东山报捷的故事就见诸于各类艺术创作，或瓷器，或书画，或雕塑之中。
　　
　　谢安本隐士东山，表现出无处世之意。这种姿态故为谢安高自标置的城府性格，但亦是当时名士动辄喜谈清淡的风气。其时世人多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以清谈标榜，玄学风尚大行其道，儒学被迫处于边缘。事实上，“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东晋门阀政治》二九二页）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门阀政治的存在，刺激了玄学的兴起，两者是一个辩证的茅盾结合。但是，总的来说，东晋门阀政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只是一个暂时过度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东晋门阀政治》二九四页）恰巧这三个特定历史条件的合力，成就出东晋百年之余的门阀政治。当这三个条件随时间变化出现了新的因素，那么，门阀政治想多存一刻，也是不可能的了。
　　
　　道高犹许后生闻。田余庆先生的论证之严密，功力之深厚可谓治学典范。其观点阐发往往一针血，多处指向是学人梦寐以求——发前人所未发。尽管此书问世不到三十年，但许多讨论似乎到了不容后学就此再作指涉的地步；尽管未来可能还会有超越性的作品，但《东晋门阀政治》无疑是当代学术价值的一个新高度。《东晋门阀政治》里展开的准确角度，正确眼光，周密布局都堪称经典，对读者的影响是无需多言的。序言里，田余庆礼貌性的感谢周一良等人的帮助，《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令周一良大为折服与称羡。作为陈寅恪先生出色的弟子之一，其用力也在魏晋南北朝，本该在此段历史中有所建树。然而就在田余庆这样的学人用功之时，周一良在曲学阿世中度过自己学术事业的黄金时期。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安一日问子弟：“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很高兴这个回答。田先生在本书中对此问答做有解释，他觉得谢安之所以满意这个回答可能是因为谢玄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谢氏子弟比喻为芝兰玉树，则得“隐于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暗含着隐忍之意，即“不竞权势，不求非份。”正所谓“不豫人事”，不豫者，皇家之事也。这种隐忍符合了谢氏的谦退门风，既可保家族地位，也不至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谢安很高兴。
　　初次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一方面为田先生的眼力所佩服，能从这一问一答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有些疑惑这个解释是否过度。毕竟，“何豫人事”就其表面意思来看，就是说“关我什么事”。这个说法，也挺符合当时人的想法。追求逍遥自在，自然不能处处为累，家族就是个大累，谢安不想背上这个包袱。这样解释似乎更为顺理成章一些。
　　萧华荣先生在《华丽家族》中就是采取了后一个说法，他说谢玄的这个回答妙就妙在虚实兼顾。因为如果只是老老实实说优秀子弟对于家族是何等重要，那只会显得这个问题既问的蠢也答的蠢。谢玄的回答一方面回应了谢安的话中对于优秀子弟的企盼，另一方面又把这转换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由实化虚。如此一个美妙的回答，才使得这一问答本身充满了韵味。
　　《世说》将之放在“言语”类中，似乎也是欣赏回答言语本身的妙处，或未究其深意，则后说为胜耶？
　　这么精彩的书怎么没人评论？可比什么历史大变局、帝国夕阳之类的方便面史学好看多了。要看勾心斗角？官场智慧？八卦秘闻？这里都有！
跟閣下的想法完全一樣
除了個別一小點不一樣
问题在于谷川道雄之后，我们能做什么
书很好，书评也不错。
想到以前第一次读时，并没有留什么印象。后来听说白谦慎等人对田先生和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推崇备至，颇不以为然。如今重读，才知道脸红。
我怕看不懂，底子太浅，对那段历史了解一片空白
所以最后周一良汗颜了~~
批判陈寅恪时，他冲在前面；推崇陈寅恪时，他喊得最大声。他叫周一良。
據田余慶先生的弟子閻步克老師在課上說，當年田余慶文革後只是北大一名講師，后將《東晉門閥政治》一書送上，審閱者說：只憑這本書就足以當大師了！果然，田余慶先生創歷史地越過副教，直接升爲北大教授。
注：“課上”指2011年 3月14日北京大學通選課《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此大师与东晋一书典型厚积薄发。东晋一书的成功，也令大师其它的著作失色呐。
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
辩解得可笑。
我浏览数十页，自叹所学甚少，自知浅薄，不敢妄自评说。楼主分析非常精彩，自恨不可及。
——大人为什么也要孩子们参与大事，而且想要他们做得非常好呢？
——就像芝兰玉树，都想让它生长在自家的庭院里啊！
也是一说

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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