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0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平原 页数: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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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还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谈到的,我主张“小题大作”。口子不妨开得小,但进去以后要能拓得宽挖得深。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就整个中国小说史来说,从1898到1927年这三十年未免太短暂了些;但就其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而言,这短暂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视。对这三十年小说发展的历史,可以从文体学、类型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诸多角度综合把握(一开始我正是试图这样做);但如果抓住表现特征最为明显而且涉及面较广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也许更能深入论述。当然,选择这被称为“形式革命”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作文章,不无对以往过分强调“内容层面”的研究进行反拨的意图。在论述过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这既不值得夸耀,也没必要隐瞒。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
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但写作结果不尽如何所愿,只好保留小说的书面化一章作为附录,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删去。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最后写作成文,始终得到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悉心指导。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年游侠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书籍目录
总序 自序 第一章 导言 上编 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二章 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 第三章 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 第四章 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 下编 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 第五章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第六章 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 第七章 “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 第八章 结语 附录一 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 附录二 说“诗史”——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 主要参考书目 书评摘录 索引 新版后记
章节摘录
中国小说家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无意中选择“情节时间”为突破口,这并非偶然。中国古典小说大都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作家们最为关注的自然是故事的布局;而金圣叹、毛宗岗辈以古文笔法评小说,关注的仍然是故事的布局。这就难怪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只能从“布局”角度来评判外国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翻译介绍进来的外国小说,“大都只能译出原书的情节(布局),而不能传出原书的描写方法”,因此,即使作家们想学习借鉴,“也只能模仿西洋小说的布局罢了”。而对外国小说“布局”的赞叹,又大都集中在小说的开篇。居然可以“后者前之”,不从神猴出世或者洪太尉误走妖魔讲起,而是直取故事中心。惊叹之余,不免纷纷模仿。在颇长一个时期内,如此简单的“开局突兀”居然成了不少“新小说”家和“新小说”理论家喋喋不休的话题与互相标榜的旗帜。1894年上海广学会出版李提摩太节译的政治小说《百年一觉》,1896-1897年上海《时务报》刊出五篇中译福尔摩斯侦探案,1899年福州刊行林纾翻译的“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这三部早期译作,不单开启了“新小说”三个重要的故事类型,而且代表了“新小说”家学习外国小说叙事时间的三种倾向和三个阶段。
后记
十五年前的著作,现在仍常被学界的朋友提及,而且被列为相关课程的教材或重要参考书,对于作者来说,是很值得骄傲的事。年少时意气干云天,以为自家著述真的能一本比一本好,羞于表示对旧作的眷恋。年龄渐长,方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便才气纵横的大学者,也都不该有这种“痴想”。著述一事,同样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事过境迁,很可能再也没有那份激情与敏感,也再不会采用那样的表述方式。这也是我不悔少作,也不想修改少作的原因。明知不无纰漏,但当北大出版社希望重刊此书时,我还是非常兴奋地答应了。全书不做大的改动,百余处修正,均属语词或标点符号,涉及论述的只有两处:一是第一章《导言》中的“表三”,改动的四个数字,乃原先计算百分比时出的错,不影响大局;二是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篇首所引录的“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原先考定作者为梁启超,现在看来证据不足,还是照初刊的样子,称“佚名”更合适些。
编辑推荐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雅英华·陈平原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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