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1卷）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勤华 编  页数：481  字数：5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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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法律史研究（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中，大体包括四种方法：文本解读、社会考证、民族调查和当事人访谈。　　文本解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即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研究数百年或数千年之前的法律制度。其缺点则是容易忽视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说容易忽视文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运用、贯彻）。　　社会考证方法的内容比文本解读要丰富复杂得多，包括历史上留下来的活动遗迹、考古出土的文物、国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献资料等。这种方法的优点除了研究不受时间的限制之外，研究的结论会更加符合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当时事物的真实状态，也比文本解读更为丰富多彩。其缺点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历史保留古迹的多少、资料分散零碎状况等的限制，而且史料的来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民族调查，即对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种族）作田野、社会考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很明显，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要对人类的早期社会进行研究，在文本文献、考古资料、保留下来的遗迹都极为不充分的情况下，要对人类早期社会进行复原研究，利用这种还保留了原始社会生活习惯的种族群体进行考察、比较、研究，是唯一可行、有效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这种“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数量有限，大量的民族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且，即使找到了这样的民族，对这种民族的典型性、这种民族中保留的“活化石”特征中的制度和习惯的代表性与普遍性等，也都是需要非常谨慎地分析、鉴别的。　　当事人访谈，即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通过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这种方法，虽然有许多缺点，如当事人可能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或记错事实，或可能因某种不便说出口的原因而故意隐瞒、歪曲乃至伪造某些事实。

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本书分为六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三、第四、第五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的法学家；第六卷，主要访谈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

作者简介

何勤华　男，1955年3月生，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博士。
    自1984年以来，共出版《西方法学史》、《英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学史》(2000年两卷本、2006年三卷本)、《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西

书籍目录

马克昌马骧聪方克勤周柏森王召棠王作富王家福卢绳祖由  嵘关怀刘振江吕世伦孙国华江平许崇德吴家麟张晋藩李放李双元李昌道杨  峰杨和钰杨敦先杨紫烜沈宗灵芮沐苏惠渔陈  安陈光中陈忠诚陈盛清陈鹏生巫昌祯金平徐尚清浦增元钱大群高文彬高铭暄寇志新常  怡曹子丹彭万林熊先觉樊凤林潘汉典黎国智穆镇汉魏振瀛附录　王名扬　吴学义　杨兆龙　林向荣　徐轶民　韩德培　燕树棠　瞿同祖

章节摘录

　　记：那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去苏联留学的吗？　　马：法律系并没有，其他的院系有。　　记：1952年，您回到了武汉大学教书，那对于1952年院系调整以及带来的人员调整，您能谈一下吗？　　马：1952年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的老师并没有动，法律系被保留了，中山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后，谭藻芬（女）、曾昭琼、曾昭度、尚彝勋等九位老师来到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的曹罗瀛、曾广载以及厦门大学的薛祀光（专攻债法）等人也来到了武汉大学。　　记：“反右斗争”中武汉大学法律系的一些老师也被划为“右派”，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马：我给你们讲一下韩老师（韩德培）被打为“右派”的情况吧。韩老师当时是知名学者，我们属于年轻老师，我当时还只是一个讲师，当时的矛头也就对准了韩老师，一再动员他进行“鸣放”，实际上他并没有“鸣放”，他是很谨慎的，一直都没有讲，在最后一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要他“鸣放”，他说：今天已经晚了，我就不再“鸣放”，我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个“电影预告”，我下一次“鸣放”。“电影预告”是什么意思呢？每周六我们都放电影，放完电影以后，就有一个电影预告，就是下星期放什么电影。韩老师借用“电影预告”这个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鸣放”，下一次“鸣放”。后来就批判他为“电影预告”，因为下一次形势已经转变了，所以他也就没有“鸣放”。这就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再一个，他有一个名称叫做“山中宰相”。这些都被作为他的罪状来对他进行批判。　　记：那“反右斗争”中您被划为“右派”了吗？　　马：我被划为“右派”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法律系的书记对一个年轻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出淤泥而不染，意思就是说我是染的了，韩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们跟韩老师也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也没有对韩老师进行评判，所以他们就认为我跟韩老师划不清界限。后来我对这个很不满意，我就在《武大战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某某某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吗？”用来反驳那位法律系书记的话，当时我说的有些话就被认为说得不妥当，是对党进行攻击。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是，当时已经是1957年了，新中国建立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部刑法典，法院判案没有依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代表要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广播问大家有没有议案，有的话就提出来。我当时就写了“希望尽快制定刑法典”这样一个议案交给她，其中就说：这么多年了我们国家都没有刑法典，使得法院审理案件没有依据，对法院审理案件造成不便，希望尽早制定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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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1卷）》倾听来自马克昌、马骧聪、王召棠、王名扬、王作富、王家福、孙国华、卢绳祖、江乎、许崇德、吴家麟、李双元、杨紫烜、芮沐、沈宗灵、苏惠渔、陈安、陈光中、陈忠诚、徐尚清、浦增元、高铭暄，常怡、彭万林、韩德培、潘汉典、瞿同祖等法学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