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傅葆石 页数:245 译者: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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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傅葆石教授是海外华人学者中最早研究上海的学者。他的第一本书探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知识分子的经历和选择。记得我于80年代初到上海为拙著《上海摩登》收集资料时,已经从朋友口中听说另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华人学者已经比我捷足先登,这位学者就傅葆石。本书是他用英文写的第二本著作,现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他索序于我,我当然义不容辞。这本书继续傅教授原来的研究方向,但在内容的幅度上大有拓展,研究早期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历史,将当时的影业和政治——如检查制度——的关系,史料极为翔实,而且有不少人所未发的洞见。这是一个一向不大被学者注意的题目,往往讨论上海一香港这个“双城记”的故事时,大家只看到二城的殖民或西化背景,或是张爱玲由沪来港的经历,却没有注意到在电影史上这两个城市早已开始双线发展,而日后来更往还密切,直到1945年以后,上海影人大量来港,邵氏公司更把大本营由新加坡迁来香港,才逐渐促成香港变成亚洲电影的中心,产品在鼎盛期仅次于印度。至今香港电影虽历经盛衰,但影响力依然不减,而且早已扩及全球。傅教授最近也在电影史方面连续发表中英文文章,并与数位香港学者合作,著成一本《邵氏影视帝国》的论文集,此书的副标题是“文化中国的想象”,此一观点即最早出自傅教授,他将邵氏影片中的“传统”中国,视为海外华人共向往的一种想象,并对之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认同。立论甚有创见。傅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主修的是历史,可以说是与我同行,我后来改学文学,而他则转向电影的研究,多年来我们保持学术联系,我亲眼目睹他的学术成就,现又出版他的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真是可喜可贺。这篇小序只能算是一个贺辞,有心的读者应就细读全书,将会和我一样,受益匪浅。是为序。2007年3月3日于香港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谈论电影,思考历史的书,20世纪的中国,战乱频仍,特别是日本侵华和紧接而来的国共内战,人们颠沛流离,生存环境模糊多变,暧昧迷离,正和邪、忠和奸的界线游移 定,不可能用简单化的二元思维来加以解读。 为了反思这段围绕着沪港双城的电影文化展开的故事,本书作者运用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深入探讨日本占领区和英国殖民地的中国电影文化、错综复杂的中日文化关系、在战流散的困境下中国电影人的惶惑抉择、早期形成的暧昧难辨的香港身份、国语片和粤语片的纠缠互动。以及由此牵涉到的种种争议(如谁是“汉奸”,什么是“汉奸电影”等),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重新审视一段被人忽略、遗忘的历史。
作者简介
傅葆石,香港出生和成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编著包括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ion: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Choices,Choices,China Forever.The Shaw Brorhers and Diasporic Cinena,The Cinema of Hong Kong:History Arts Identity和《邵氏影视帝国:文化中国的想象》。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中文版前言译者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半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图谱 2.1 张善琨和新华公司的崛起 2.2 沪-港纽带 2.3 电影业的重建 2.4 明星,现代性,《木兰从军》 2.5 “此时此地” 2.6 拍摄“历史” 2 7 电影院的繁荣 2.8 国家与“他者”:焚烧《木兰从军》 2.9 结语第三章 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重写香港电影史 3.1 香港电影的诞生 3.2 香港电影的繁荣 3 3 殖民主义和战时电影 3.4 大中原心态(THE CENTRAL PLAINS SYNDROME) 3.5 双重边缘化:香港的身份 3.6 日据时期的香港 3 7 结语第四章 娱乐至上:沦陷电影的选择(1 941—1 945) 4.1 沦陷电影的复杂互文背景 4.2 暧昧的合作 4.3 娱乐的政治策略 4 4 上海的.日本电影 4.5 “鸦片战争”成为爱情悲剧的题材 4.6 娱乐的暧昧性 4.7 从中日合作制片到双重敌化 4 8 结语第五章 尾声:在香港重塑影像“上海” 5.1 离开上海 5.2 在香港拍摄电影涉及影片片目
章节摘录
2.3 电影业的重建初步的成功,鼓励了张善琨发展新华公司成为上海电影业霸主的信心。他在上海招募了更多的电影人,包括那些新近从大后方回流的人。这些人在大后方的一番漂泊经历表明,要想在大后方建立新生活,仅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战争爆发后,演员王献斋和龚稼农曾成立了“上海影人剧团”到大后方巡回演出,但不久他们就和地方当权者发生了冲突。成都警察甚至诬陷他们“通敌”,就因为他们有一出戏的道具上出现了一个太阳,像日本国旗一样,结果剧团就这样解散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女演员白杨)通过私人关系,进了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而大部分人则在大后方彷徨无助,最后不得不返回上海。这批“潦倒无助”的电影人对新华公司的聘用自然是大喜过望。同时,张善琨和香港的竺清贤达成合作关系,每部电影都拍摄两个版本,国语版归新华公司所有,粤语版则归南粤公司——例如王次龙导演、胡蝶主演的古装戏《绝代佳人》(1939)就是如此。为了进一步增强制片能力,张善琨长期租用丁香公园作为拍摄场地,该公园位于法租界的海德路,可以同时容纳三部有声片的拍摄。重新开业的新华公司号称资金过50万元,旗下拥有留在上海的所有最好的演员、导演和技术人员。同时,新华对外宣布,将要提高影片产量。提高产量意味着同时要扩大发行网络,但是新华已经和金城大戏院签约,规定所有的影片首映都要在金城举行,而金城大戏院远没有力量放映新华所有的新影片,于是在1938年,张善琨新组建了两家子公司——“华成”和“华新”,从而间接地打破了其和金城大戏院之间的放映约定。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新华在1939年的影片产量达到了24部,超过了当年上海电影总产量的一半,新华也跻升为孤岛最大的电影公司。张善琨的商业成功和垄断影业的手法,引来了一批后来者的模仿和挑战。战前规模最大的明星电影公司的态度最为敌对,其在南市新建的摄影棚被口军占领,旗下的顶尖电影人大部分流散到了大后方。由于自己和一帮旧下属的生活十分困难,明星的老板之一张石川并没有马卜重整明星公司,而是选择和柳氏兄弟联合(柳氏兄弟是当时影院业的大老板,他们不愿看到张善琨一家垄断制片行业,对影院放映业形成钳制的威胁)共同建立了国华电影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合作缘于他们都江堰市大亨札月笙交好,是上海帮会之间合作的结果。国华公司的成立,有着超过任何上海电影公司(包括新华)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拥有自己的院线网。好莱坞的经营经验证明,只有同时拥有制片和放映两个环节,而不是制片方或者放映方任何一个环节的电影公司才能建立其在行业内的垄断优势。然而,国华的弱点在于旗下缺少足够的电影人,他们旗下的大明星只有当时被称为“金嗓子”的周璇。1938年5月,严春堂的艺华公司(成立于1932年)也重新开业,资本30万元。严春堂本是上海黑帮大亨黄金荣的副手,靠着鸦片生意发家的黄金荣一直通过旅馆业、茶楼和电影业作多样化投资。艺华的摄影棚虽然在战火中几乎毫发未损,但是由于他们恢复营业太晚,只能招募到李丽华等小明星。另外,严春堂和张善琨两人都和黄金荣有交情,严春堂经常会求助于张善琨,以调换放映档期和商业分红等方式,从新华租借演员和导演。所以在当时,上海孤岛的三家大电影公司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新华和艺华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国华。除了三家大电影公司之外,在孤岛4年时间内先后出现过大大小小二十余家电影公司。一般来讲,小电影公司的资本(平均4万元)和制片量都很薄弱,多是由一些战前的老电影导演(如顾鹤鸣)或老电影公司老板(如周剑云)开办的。这些公司并不拥有签约导演和演员,而是多从三大公司租借人员和拍摄设备。拍摄资金也多以个人方式筹集,通常是资金筹足后才能开拍,没有系统的制片计划,很多公司甚至是短暂的一片公司。举例来讲,1940年,摄影师顾鹤鸣和上海市政厅的官员张冠文合作创建了美成影业股份公司,因为资金有限,仅能在长时间的资金筹备后才能开始拍摄。美成几乎完全要靠向新华租借导表人员宋完成影片的拍摄,还要通过新华来发行他们的影片。 孤岛内寸土如金,所以摄影棚和拍摄场地通常非常狭小,不适合搭建繁琐的布景和过多的场景。此外,日渐上涨的制片费用(特别是电影胶片)妨碍了设备的更新,不完善的隔音系统和陈旧的录音设备使得影片的声音效果极差。但不论条件怎么恶劣,在1938-1941年间上海各电影公司共生产发行故事片达230部,战时电影业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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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是一本以战时中国电影为中心的史学专著。作者耗时8年,在上海、北京、香港、台北、东京等各大城市搜集档案和资料,访问了众多的历史当事者,全书资料引用之丰富翔实令人咋舌,其中不乏张爱玲1943年用英文为德国《20世纪》杂志写的各种中国文化的评论文章,还有大量港台和英美研究资料。正是这种广泛、翔实的史料,使得《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在对战时中国电影业的双城关系、影人的生存状态、日军侵略下的日中文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描述和分析都具有说服力。《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并非一本对战时中国电影进行美学和艺术分析的著作,而是尝试着描述在特殊的沦陷环境下上海和香港电影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描述电影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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