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

出版时间：2003-9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关海庭  页数：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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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我从事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价值，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十余年的专题研究中，虽然“筚路蓝缕”，但为了开启中俄体制转型比较研究这片“山林”，我曾付出了几尽全部　　的时间和精力。　　我曾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当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并实地考察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各大城市之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俄罗斯那些良好的基础设施：莫斯科地铁、莫斯科运河、造型迥异且宏伟的俄式建筑、大城市周围呈蜘蛛网状密布的电气火车、伏尔加河沿岸的水利枢纽，这一切有力地昭示着俄罗斯的大国风采。不仅如此，透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塑在上面的浮雕，使我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冲天的劳动热情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气息。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基础设施的状况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陈旧。比如以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而雄踞世界一流的莫斯科大学，其宏伟(据说有一万多个房间)的主楼，现在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门窗缺损、水管漏水、墙壁脱落、地板斑驳陆离。其实这类建筑的维护，并不需要很多的经费，稍加翻修，就能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俄罗斯需要维修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国家拿不出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纷争和价值观的冲突已经在严重阻碍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很少能看到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豪迈与奔放，呈现给外人的只是沉重与迷惘。苏联的解体让我再一次领悟和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原因把俄罗斯推向这种境况呢?由此，我想到了国家控制能力问题。大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原来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和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法制化能力、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应当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我便着手研究这个题目。当我刚一涉足“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领域，便立刻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这个题目太宏观．必须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因此，1995年回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把“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作为主攻方向。1997年在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资助后，又进一　　步把题目确定为“当代中俄体制转型与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大约在1998年3月，我写出了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　　说心里话，我自己对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并不十分满意。文章还缺少必要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于1998年9月第二次赴莫斯科大学。而这次莫斯科大学给我的印象恐怕要用三个字来概括：更陈旧。楼还是那座楼，路还是那条路，房间还是那些旧房间，只不过需要维修的地方更多了。分给我的房间，水管在滴滴答答地漏水，窗户上玻璃少了五分之一。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修理水龙头，用纸壳糊窗户。当我再度漫步莫斯科的城区时，我的强烈感觉只有一个：现在的俄罗斯还在吃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老本。老本吃光了，还吃什么呢?这使我产生了对“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紧迫感。然而真正使我坚定信心的，是我与俄罗斯学者形成的共识。第二次赴俄的第五天，即1998年10月3日，俄《独立报》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我国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但主要的不幸在于，我们国家预算实际上崩溃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它的预算数目却少于奥地利或比利时，而美国的国家预算高于俄罗斯40倍。”

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通过对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和俄罗斯（苏联）体制的饿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文化传统和现实观念等制约因素的分析，论证大国体制转型渐进优于激进，并揭示了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俄罗斯的“激进”转型模式，先以政治“公开化”为突破口，当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生产逐年下滑之后，又开始推行“休克疗法”，大规模的放开价格和全面私有化，打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导致生产下降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弱化，加之政治纷争和文化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冲突，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中国的“渐进”转型模式，合理的选择了体制转型的起点和具体方式，使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得以提高，人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市场观念，又为转型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本书阐述了中俄两国的体制转型深入发展的途径：依法治国和体制创新，克服权力市场化，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构建新型的政治文化等。

作者简介

关海庭，男，1954年10月23日出生，吉林梅河口市人，1984年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12月到1988年4月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助教、讲师。1988年4月到1992年8月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讲师，1992年8月到2000年8月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副教授。独立与合作出版有学术专著有：《大国转型发展之路--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稿》、《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二 研究的方法   三 基本的概念体系   四 研究中俄体制转型模式问题的意义 第二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进程的宏观描述   一 中俄体制转型进程时间内涵的界定和背景   二 俄罗斯（苏联）体制转型的进程   三 中国体制转型进程的宏观描述 第三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   一 中俄体制转型历史传统的比较   二 中俄体制转型的国情背景的比较   三 中俄体制转型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 第四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原因比较   一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经济原因分析   二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社会过程和心理原因分析   三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形成的体制原因分析   四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政治文化原因分析 第五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代表人物评述   一 苏联解体的体制原因分析   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评述   三 叶利钦改革思想简评   四 俄罗斯“私有化”评述   五 邓小平渐进改革思想研究 第六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与国家控制能力   一 两种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财政控制能力   二 两种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的法制化能力   三 中俄两种体制转型方式与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 第七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一）   一 中俄两种体制转型模式的社会后果   二 体制本身的约束条件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三 中俄两国国情的特殊性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四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国际背景与渐进转型模式的合理性 第八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二）   一 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的状况   二 中俄两国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   三 中俄两国居民贫富分化与社会中间阶层   四 中俄两国居民收入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五 中俄两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第九章 中俄两国体制转型模式的国际比较   一 第一个层次：同其他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   二 第二个层次：同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转型的比较   三 第三个层次：同采用激进转型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进行比较   四 俄罗斯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论中俄体制转型问题 第十章 中俄两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   一 俄罗斯渐进转型模式的全面实施   二 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伟绩及局限   三 俄罗斯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障碍因素   四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障碍性因素   五 中俄渐进体制转型模式深入的途径   六 中国体制转型深入的基本原则 主要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书摘    (二)中俄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俄罗斯民族崇拜的政治文化中，一个基本特色，“是它深刻的人文精神”。从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来看，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们开始承认人的作用，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但在俄罗斯哲学家看来，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因为人远远大于人本身，之所以这样，在于人存在一种大不可量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俄国哲学家眼中的人是三维的人：人是精神——灵魂——肉体的有机体；精神是超自然的，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揭露现实中对人，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奴役；另一方面，对人的精神实在性予以证明：人的精神之所以是一种真实存在，是因为人性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神人学说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④。这种哲学上的神入学说反映到政治文化中来，使俄国政治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民性”内容，这种“人民性”同东正教文化的结合，产生强烈的人道主义和救世主义倾向，即拯救人类的思想。应该看到，宗教对俄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东正教中的救世主义是俄罗斯人道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宗教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在俄国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拯救人类是自己的义务，按照俄国人的说法，这是一种救世主义，这种救世主义与东正教的产生有关。公元9世纪起君士坦丁堡教会开始向东欧和北方传教，并将圣经译成斯拉夫语。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宣布东正教为国教。1054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和罗马教皇利奥九世为审定教义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大动肝火，最后各将对方开除教籍了事，东西方教会因而正式分裂。此后，西部教会自称公教，即天主教；东部教会则自称“正教”，因宗教仪式中主要用希腊语，故又称“希腊正教”，是为中世纪拜占庭的国教。13世纪初’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册封威尼斯人莫洛西尼为君士坦丁堡首任拉丁宗教主，使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受挫，也使东西方教会矛盾达到顶点。1453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后，俄罗斯正教会在东正教的地位逐渐上升。救世主义在俄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潮。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罗马曾长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中心，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意欲取而代之，以第二个罗马自居。随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基督教徒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出现了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的说法，认为俄国人注定负有捍卫和发扬基督教的历史使命，俄国是基督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的希望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俄国则是“惟一被赋予某种使命并正在把整个欧洲作为某种腐朽物、面目狰狞的恶魔和注定要灭亡的东西而加以推翻的国家”①。“在正在到来的世界历史时期，俄罗斯的使命是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世界，正如拉丁国家和日尔曼国家已经做过的那样。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族人应该揭示出自己的精神能力，使自己的得到神启的魂灵得到展示，斯拉夫族正在取代那些曾经发挥过自己的作用的民族，这些民族已经衰落了，而斯拉夫族，是属于未来的民族。……在俄罗斯，早就出现了这样的预感，认为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终将到来，那时，俄罗斯将被赋予在精神方面实现重大发现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移至俄国”①。有人甚至提出，一切圣徒都讲俄语。这种救世主义也通过东正教的教义反映出来，东正教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原罪中犯了罪，拯救既要依靠自己，也要依靠天主，而首要的是自身必须择善，天主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起来进行行善。东正教的人道主义倾向还通过人的集体性表现出来。一些俄国学者指出：东正教就是俄国文化，而东正教的实质在于“共同性”(cooopHocTb)和“世界性”(BceJIeHCKOCTB)这两个概念，也即一切人的统一和宗教对整个世界的庇护，人类在信仰和友爱中的统一②。尼·别尔嘉耶夫则说：“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在温暖的集体中、在土地的使人消融于其中的惬意的环境中、在母亲的怀抱中生活。骑士精神锻造着个人的价值和荣誉感，造就着个人的坚定性。”③连俄罗斯的宗教信仰也带有了集体的色彩。“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女性气质的信仰，是一种集体的、从生物学意义上使人感到温暖的信仰，它给人一种神秘的温暖感。在俄罗斯的宗教信仰中，个人的宗教因素发展不充分，它惧怕离开集体的温暖而落入个人宗教信仰的寒冷和烈火之中。这样的宗教信仰拒斥男性气质的积极的精神道路，它与其说是基督的宗教，不如说是圣母的宗教、大地母亲的宗教、照耀着肉体生活的女性神灵的宗教”④    这种“救世主义”的人道主义，后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注入了新的内容。18世纪前25年彼得大帝的改革时代，俄罗斯文化被建设得像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复制品”⑤。这是俄罗斯人道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改革的追随者都是专制制度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⑥。“在彼得时代，意识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人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万恶之源(教会始终坚持这一点)，而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动的个性，其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人应当成为公民和爱国者的新愿望”开始形成①。    到了18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启蒙运动的思想成了批判封建主义国家形式的武器，它论证了对专制政权加以限制的必要性”②。拉季舍夫认为：“专制制度为最违反人之天性的秩序”⑨。这个时期，启蒙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把人道主义思潮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卫国战争和1813—1814年的国外远征，影响到俄罗斯社会所有阶层并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感和社会积极性的爱国主义思潮，加速了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④。19世纪20年代，“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挺身而出，同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斗争，发动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入”多数都是出身贵族，他们切身体会到地主和农民、主人和仆人之间地位的悬殊，进而理性地认识到“专制制度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一种制度”，要求废除农奴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把人道主义思潮从上层传递到下层。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文学最深刻和最本质的题材之一是关于人民的问题，这是它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民题材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开始巩固和发展的。”⑤后来的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派，开始认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只有在文明、教育和人道的成就中俄罗斯才有望获救”⑥，主张通过传播文明，发展教育，宣传人道主义，提高人民的素质以实现社会变革。19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民主派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来进行社会改造，承认人民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这时的人道主义和人民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后来俄国学者在论述俄罗斯思想时，充分肯定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倾向。比较早的谈论俄罗斯思想的，是K．C．阿克萨科夫在19世纪50年代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思想》和《再论俄罗斯的思想》两篇文章，他尖锐地批评了西化派否认斯拉夫文化没有人民性的倾向，认为人民性、服务于人类是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①。1880年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讲话，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思想的理解：“是的，俄罗斯人无可争辩的是全欧洲的和全世界的。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成为完全的俄罗斯人，仅仅意味着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兄弟。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将意味着力图把友好带入到矛盾的欧洲。通过俄罗斯精神，这种全人类相统一的兄弟般的爱的精神，使欧洲脱离不幸。这种爱是按照欧洲基督教的教义所规范、所赞成的爱。”②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我从事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价值，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十余年的专题研究中，虽然“筚路蓝缕”，但为了开启中俄体制转型比较研究这片“山林”，我曾付出了几尽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我曾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当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并实地考察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各大城市之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俄罗斯那些良好的基础设施：莫斯科地铁、莫斯科运河、造型迥异且宏伟的俄式建筑、大城市周围呈蜘蛛网状密布的电气火车、伏尔加河沿岸的水利枢纽，这一切有力地昭示着俄罗斯的大国风采。不仅如此，透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塑在上面的浮雕，使我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冲天的劳动热情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气息。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基础设施的状况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陈旧。比如以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而雄踞世界一流的莫斯科大学，其宏伟(据说有一万多个房间)的主楼，现在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门窗缺损、水管漏水、墙壁脱落、地板斑驳陆离。其实这类建筑的维护，并不需要很多的经费，稍加翻修，就能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俄罗斯需要维修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国家拿不出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纷争和价值观的冲突已经在严重阻碍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很少能看到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豪迈与奔放，呈现给外人的只是沉重与迷惘。苏联的解体让我再一次领悟和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原因把俄罗斯推向这种境况呢?由此，我想到了国家控制能力问题。大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原来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和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法制化能力、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应当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我便着手研究这个题目。当我刚一涉足“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领域，便立刻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这个题目太宏观．必须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因此，1995年回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把“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作为主攻方向。1997年在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资助后，又进一步把题目确定为“当代中俄体制转型与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大约在1998年3月，我写出了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    说心里话，我自己对论文和结项报告的初稿并不十分满意。文章还缺少必要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资料。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于1998年9月第二次赴莫斯科大学。而这次莫斯科大学给我的印象恐怕要用三个字来概括：更陈旧。楼还是那座楼，路还是那条路，房间还是那些旧房间，只不过需要维修的地方更多了。分给我的房间，水管在滴滴答答地漏水，窗户上玻璃少了五分之一。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修理水龙头，用纸壳糊窗户。当我再度漫步莫斯科的城区时，我的强烈感觉只有一个：现在的俄罗斯还在吃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老本。老本吃光了，还吃什么呢?这使我产生了对“国家控制能力”问题研究的紧迫感。然而真正使我坚定信心的，是我与俄罗斯学者形成的共识。第二次赴俄的第五天，即1998年10月3日，俄《独立报》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我国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但主要的不幸在于，我们国家预算实际上崩溃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它的预算数目却少于奥地利或比利时，而美国的国家预算高于俄罗斯40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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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我从事中俄体制转型模式比较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价值，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十余年的专题研究中，虽然“筚路蓝缕”，但为了开启中俄体制转型比较研究这片“山林”，我曾付出了几尽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我曾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当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并实地考察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各大城市之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俄罗斯那些良好的基础设施：莫斯科地铁、莫斯科运河、造型迥异且宏伟的俄式建筑、大城市周围呈蜘蛛网状密布的电气火车、伏尔加河沿岸的水利枢纽，这一切有力地昭示着俄罗斯的大国风采。不仅如此，透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塑在上面的浮雕，使我感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冲天的劳动热情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气息。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基础设施的状况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陈旧。比如以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而雄踞世界一流的莫斯科大学，其宏伟(据说有一万多个房间)的主楼，现在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门窗缺损、水管漏水、墙壁脱落、地板斑驳陆离。其实这类建筑的维护，并不需要很多的经费，稍加翻修，就能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俄罗斯需要维修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国家拿不出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纷争和价值观的冲突已经在严重阻碍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很少能看到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豪迈与奔放，呈现给外人的只是沉重与迷惘。苏联的解体让我再一次领悟和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原因把俄罗斯推向这种境况呢?由此，我想到了国家控制能力问题。大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原来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和提高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财政能力、法制化能力、国民文化的整合能力，应当说，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我便着手研究这个题目。当我刚一涉足“国家控制能力”这个领域，便立刻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因为这个题目太宏观．必须运用大量的实证材料。因此，1995年回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把“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对中俄转型进行全方位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