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6-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光斌 页数: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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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斥着大量的“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需要我们认真厘清。由杨光斌编著的《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从认识论上和比较历史方法论上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提出了“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的命题,以及中国政治学应该遵循的“语境—议程—方法”研究方法,对流行中的制度主义理论进行中国语境下的理解和建构。对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问题,如国家、民主以及国际冲突,《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也多有反思性的重新解读。
作者简介
杨光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英国和美国进修。1997-1998年任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事务学院富布莱特教授;2003年秋季在美国Denver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院讲学。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过多项重大课题,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发表制度变迁研究方面的中英文论文30多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政治学的总体性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
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
被掩蔽的经验,待建构的理论——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与理论检视
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中的几对范畴
第二章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方法与议程
政治学: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
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问题
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第三章 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国家
国家结构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问题
统合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合法性”问题再认识
第四章 政治学的永恒问题:民主
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
“共识民主”理论批判
第五章 政治学的国际观:国际冲突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威胁论”
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研究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
第六章 政治学的历史观:制度变迁
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
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
第七章 政治学的新趋向:新制度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比较
找回新制度主义的宏观属性
章节摘录
版权页:资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推动者,有的甚至是民主的反动者,有三个原因,第一,19世纪中叶以后,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和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西方的政治形态由精英政治渐渐发展为大众政治,因此作为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是不喜欢工人阶级的权利诉求的;第二,与此相联系,民主从保护财产权的工具变成了实现多数人平等权的工具,民主甚至变成了“剥夺”少数人财产的工具;第三,政治文化以及发展时序的差异。不同于英美法的国家一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南欧、南美以及东亚,政治文化上是阶级合作主义的,由国家扶植起来的所谓资产阶级也没有要求民主的动力。重新考察民主的历程,我认为,从一开始,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推动民主的重要力量;而到了大众政治时代,下层民众则是很多国家民主政治的主力军。因此,我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含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对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的产物,因而其核心是平等与公正;而追求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主体(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必然包括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民众。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则是下层阶级实现平等权的最好工具。因此,民主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至于民主历程中的曲折,比如民主与多数人暴政、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复杂关系、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那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课题。张飞岸:“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杨光斌: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把民主看成是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自然就具有了评判功能,具有标尺作用,即以民主的形式以及民主的多少来衡量政治现实的得失。而“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则把民主当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社会主义则是目的性价值。另外,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有助于祛除民主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要简单地把民主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必要谈民主色变。张飞岸:无论是民主问题还是社会主义问题,都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很密切。政治学研究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关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是国家问题和国家理论,请谈谈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看法。杨光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社会科学往往从马克思的老乡马克斯·韦伯那里寻求理论的知识渊源,极力回避马克思。但是,社会科学无法绕开马克思。在国家理论上,西方政治学总是大谈韦伯而回避马克思。根据我的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理论上具有“元理论”贡献,在实践上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二重价值。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只不过是马克思的“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的翻版。在众多的国家理论流派中,马克思是不可替代的。在现实层面,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也是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因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国家建设而言具有普适性。在民族国家成长和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多种多样,同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马克思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或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无疑入木三分。比如由国家的依附性所导致的治理问题。在比较研究后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成败以及转型国家的好坏,都验证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治理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作用的丧失或者说国家成为金融寡头的牟利工具。南美洲自二战以后出现周期性治理危机,说到底也是国家的角色出了问题,比如阿根廷要么被民粹主义俘获,要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被有产阶级俘获,国家变成了一部分社会力量的工具,国家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总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成长中的民族国家具有普适性价值,即减少国家的依附性而保证国家的自主性。因而,不能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简单化,它不但是批判的,还有建设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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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为政治学前沿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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