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春声 页数: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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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并不由它研究的问题大小来决定。在学术史上,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常常都是从新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建立起探索的新架构,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这种“小题大作”的风格,更能体现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崇论闳议逊色。当然,小题能否大作,作品是否实在而富新意,就有赖于作者的眼光和功力了。陈春声这部著作,从18世纪广东一个省区的米价分析人手,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标准,问题实在不算小。但相对于时下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许多纵横古今中西的宏篇巨制来说,把对一个省区在一个世纪中的米价分析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专著,也算得上是“小题大作”了。 不过,正是这样一部“小题大作”的著作,在它的草创阶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当它的雏形还只是一份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油印本时,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辗转流传,并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后来,陈春声在傅衣凌和杨国桢教授指导下,进一步把它写成博士论文后,这一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所取得的成绩,更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由此看来,一部成功著作的影响,是不会受其讨论对象的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的。 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作者借助电子计算机,处理了近十万个粮价数字,在一系列较复杂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米粮价格背后的市场关系,并结合对各种记述性资料的诠释,揭示了18世纪广东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动态。虽然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据资料,把数理分析引入到历史叙述中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史学方法,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内容概要
本书从清代档案中搜集了数万个18世纪的广东米价数据,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广东米粮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米价的不规则变动和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从而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联结广东、广西两省和湘、赣、闽三省部分地区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本书曾获广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作者简介
陈春声,广东省揭西县人,1959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1989年在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现承担多项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重大研究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受聘为国内外近20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学术顾问,曾在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大学长期讲学或从事合作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 第二节 本书的基本研究构想 第三节 本书的材料与方法第二章 米粮地区差价与米粮市场的运作 第一节 广东与省外的米粮贸易 第二节 广东省内的粮食贸易 第三节 市场中心与米粮贸易 第四节 米粮市场上的商人第三章 米价变化的动态分析 第一节 18世纪广东米粮的季节差价 第二节 关于市场整合的数理分析 第三节 18世纪广东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第四章 粮食问题与基层社会 第一节 政府、士绅与粮食流通 第二节 赈灾和救济 第三节 粮食仓储与社会控制第五章 结语——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附录一 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 附录二 康熙四十六年至雍正十三年(1707-1735)广东米价 附录三 乾隆元年至嘉庆五年(1736-1800)广东米价数据的资料来源 附录四 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有关18世纪广东粮价的记载 附录五 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 附录六 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 附录七 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当研究进入对物流背后人的活动的考察,我们就发现,18世纪广东米粮市场的运作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决定了传统中国市场具有与西欧不同的性质和导向性。 从市场运作的情形看,当时表现得颇为有序、高效的市场网络,实际上其每个部分都包含了大量非理性、无秩序、不经济的因素。我们讲到,18世纪以广州、佛山为核心的区域性米粮市场有较高的效能、多层次和较完善的内部组织,其运作也较为理性,在这个市场上商品的流动基本上是根据米粮地区差价所反映的供需状况以及运输的便捷的情形合理地进行的。但另一方面,这个市场体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大量的非经济的行为,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前述广州旗兵控制、操纵米铺,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在广州、佛山设立经纪米谷总埠,县城米铺与胥吏、兵丁串同作弊,陆丰知县的家人欺压米铺,黄鼎司巡检借故查封佛山米铺,五斗口司书吏强迫米粮商人少报米价等等事实,都是这类非经济行为的典型例证。实际上,这类行为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这样,市场网络的各个组成因素的非理性性质与市场总体运作的有序表现构成一对奇特的矛盾。而且,在传统中国后期这一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米粮市场,更不限于某一经济区域。 就商人的活动看,尽管他们在每次具体的交易活动中必定斤斤计较,锱铢力争,力求取得最大的利润,但是,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却不在于经济方面。18世纪到广西从事米粮贸易的广东商人发财之后都投资于土地和政治,广东省内大米铺的经营都带有明显的家族性并以增强宗族力量为其重要目的和手段,许多小商贩进行经营活动则仅仅为了家庭的生计。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最终目的的商业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财富积累如果不转化为土地、功名、职衔、家庭的荣誉和地位等等社会性标志,就难以使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或难以使这种提高得到实质性的保证。所以,商人具体交易活动的利润追求与其最终目标的非经济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是不足为奇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在积累丰富数量和记述史料的基础上,严格地运用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是迄今中国大陆关于清代物价史研究中出类拔萃的力作。 ——[日]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物価,经济变勤》,58页 无论是就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史研究而言,还是从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趋势来看,本书的研究都是富于创意的。作者的努力使我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从一起步就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刘志伟、郑振满,《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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