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命”而“道”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黄克剑  页数：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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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诸子学，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学，以左迁为代表的史学，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学，以《诗经》、乐府、李杜韩白苏辛周姜为代表的诗词学，以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关王白马高孔洪为代表的曲学，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学，还有其余相关的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等诸种学问，应该是国学的主要内涵。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国学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在不断丰富发展，唐代的国学总比秦汉要丰富，后代往往胜过前代，国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国学的典籍、文献资料也有所扩展增添。近百年来.大量甲骨文的发现，青铜铭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古籍的发现，敦煌宝藏大量经卷典籍的发现，西部大量古文书简的发现，不是使我们的国学、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大大地丰富了吗？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吗？所以，国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载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从内容上看，国学与传统文化部分内容是重叠的，但国学并不能完全等于传统文化研究。西方文化进入以前，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

内容概要

　　着眼于终极意趣上的价值弃取，《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修订版）》将老子、孔子前后先秦人文眷注重心的移易把握为“由‘命’而‘道’”，并就此对蜂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学说作了意有别裁的阐释。与“由‘命’而‘道’”这一总摄性的学思断制相应，《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修订版）》由“学以致其道”所笃信的是一种“生命化的方法”。作者指出：只有诗意的眼光才能发见诗意，历史中的良知也只有当下的良知才能觉解；虚灵的人文传承或当在于生命和历史的相互成全——以尽可能蕴蓄丰赡的生命由阐述历史而成全历史，以阐释中被激活因而被升华的历史成全那渴望更多人文润泽的生命。

作者简介

　　黄克剑，1946年生于陕西虢镇。曾先后任教于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两难中的抉择》、（《寂寞中的复兴》、《挣扎中的儒学》、《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百年新儒林——当代新儒学八大家论略》、《黄克剑自选集》、《美：眺望虚灵之真际——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读解》、《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合著）、《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名家琦辞疏解——惠施公孙龙研究》，译有（《政治家》（柏拉图著），主编有《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中华文化图典》等。

书籍目录

“学”在先秦的自觉——从史巫之学到致道之学(修订版序)初版自序第一讲 绪论：中国的“轴心时代一种生命化的研究方法人类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卜“命”与致“道”先秦诸子学说在怎样的人文分际上第二讲 老子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道法自然”“有无相生”“上德不德”“复归于朴”第三讲 孔子孔子的生命情调“仁”——“吾道一以贯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政者，正也”“有教无类”第四讲 墨子墨子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尚贤”与“尚同“尊天”与“事鬼儒墨之辨第五讲 庄子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大道不称”而“寓诸庸“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吾丧我”，以“相忘乎道术”“无所待”，“以游逍遥之虚”第六讲 孟子儒学的主脉与孟子性善论与“四端”说“义”、“利”之辨与“良贵”说“王”、“霸”之辨与“仁政”说“小”、“大”之辨与“存心”、“养性”的修养论第七讲 荀子荀子其人与儒门中的荀学“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性伪之分”与“化性起伪“明分使群”与“隆礼”、“重法”“化性”、“解蔽”而“终乎为圣人”第八讲 名家“辨说”与名家惠施的“合同异”之辩公孙龙的“离坚白”之辩几点评说第九讲 法家“法”意识的不同人文内涵李悝、吴起和商鞅慎到与申不害韩非第十讲 阴阳家从“数术”到“阴阳之术“阴阳”与“五行”“五行相生”与“月令”“五行相胜”与邹衍的学说附录一 “先秦诸子”绪论讲 授提纲附录二 老子学说讲授提纲附录三 孔子学说讲授提纲附录四 墨子学说讲授提纲附录五 庄子学说讲授提纲附录六 孟子学说讲授提纲附录七 荀子学说讲授提纲附录八 名家学说讲授提纲附录九 法家学说讲授提纲附录十 阴阳家学说讲授提纲

章节摘录

　　战国中叶出现了一批“以善辩为名”的“辩士”，这些人从汉代开始被人们称为“名家”。名家人物并不只是以口舌之争为能事，他们往往“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①——试图推扩这样的论辩，借着端正名实的关系，为天下人立一种教化，但显然一直未能如愿。历来学者评说名家总会带着讥讽或轻蔑的口吻，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不走运的“辩者”在被历史一再边缘化的同时，也被人们作为先秦诸子中个性鲜明的一家一再提起。苟子就曾责难名家人物：不效法先王，不尊重礼仪，喜好钻研古怪的论题，玩弄诡异的言辞，分析过于琐细而不切实际，徒有辩论技巧而没有什么用处，耗费精力多却功效甚微，不可以靠他们来确立治国的法度。然而，他们所持见解有一定的根据，所说的那些话又都有条有理，这足以蒙蔽和蛊惑愚昧的民众。②庄子也批评名家人物说：其道术乖张而驳杂，所说的那些话往往与道不相契合；不看重德行的修养，只是一味在外物的分辨上逞强，这样的致道途径实在不免迂曲而褊狭。③相比之下，史家对名家的治学初衷显然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名家看重“名”，使人检点自己的行为而约束于名分，但容易忽略当下人生的那份真切感受；不过，对于他们在端正名实关系上所作的努力还是不能不看到的。又说：名家过多地纠缠于烦琐的细节，往往使人难以领会他们说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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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像路的拓辟和延伸只在行路人的脚下，“道”只在致“道”者真切的生命祈向上呈现为一种虚灵的真实。只有诗意的眼光才能发见诗意，历史中的良知也只有当下的良知才能觉解；在诸子不得已留下的言诠中与“道”相遇，乃在于以本己的生命体悟默然契接那有过至深体悟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