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张兆曙、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2出版) 作者:张兆曙 页数: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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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内容概要
作者对社会行动理论的学术文献开展了深入的考察,不仅概括分析了各种理论的思想观点、方法原则和演化线索,而且揭示了它们的理论得失与展开前途。在此基础上,作者把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但长期被社会学所忽视的非常规行动带回社会学的分析视野,讨论非常规行动的生成、结构、类型和社会形态,并建立起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的基本命题。该书在非常规行动的概念辨识、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及其理论延伸等方面,体现了知识创新与理论建构的大胆探索和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张兆曙,湖北保康人,法学(社会学专业)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城乡关系研究。近年来,在《社会学研究》、《战略与管理》和《中国农村观察》等20多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先后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两项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出版个人专著一部,曾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多项学术奖励。
书籍目录
导论/1一、理论的追问与非常规行动概念的提出/3二、非常规行动的类型学与形态学考察/13三、非常规行动的普遍化与常规化/22四、本书之篇章架构/33上篇第一章 社会行动概念的典范(一):规范行动与失范行动/41一、涂尔干的规范行动与失范行动/41二、默顿对涂尔干失范理论的发展/62三、规范行动与失范行动的理论得失/81第二章 社会行动概念的典范(二):合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93一、韦伯的概念工具与基本命题/93二、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行动理论的改造/117第三章 社会行动概念的典范(三):例行化行动或常规行动/159一、吉登斯的概念工具:例行化行动及其可能性/159二、吉登斯的基本命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180三、吉登斯的贡献与缺陷/199下篇第四章 非常规行动:一个概念框架的提出和构建/215一、非常规行动概念的提出/215二、考察非常规行动的两个维度/242三、非常规行动的社会形态/260第五章 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273一、非常规行动的普遍化与常规化/273二、非常规行动的普遍化、常规化与社会变迁/294三、社会变迁的节奏和时间特征/313第六章 非常规行动理论的当下意义/328一、非常规行动视野中的改革与创新/328二、非常规行动视野中的社会转型/344参考文献/359后记/369
章节摘录
插图:1.非常规行动范型的创生非常规行动普遍化和常规化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行动者通过对例行化行动的创造性改变,在实现自主性欲求的同时,也为其他行动者提供了一种可资效仿和借鉴的示范性行动方案或非常规行动范型。简单地说,作为范型的非常规行动必须显示它的实用性,才能够被其他行动者所效仿和借鉴。这种实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动者本人而言,能够满足其自主性欲求;二是能够为其他行动者提供成功的经验与合适的技术。首先,对非常规行动的创生者来说,找到一种能够满足自主性欲求的非常规行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涉及非常规行动的合理性问题。从非常规行动的实践逻辑来看,行动者通过时空重组谋求自主性欲求显然带有理性化的倾向。但是这种理性化倾向并不是建构论唯理主义所宣称的完全理性,而是一种有限理性。主要原因是行动者在知识构成、预测能力以及驾驭能力上的局限性。哈耶克指出:“建构论唯理主义者在此一方面所犯的典型错误是,他们趋向于把他们的论辩建立在所谓的‘笼而统之的幻想’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之上,即某个人知道所有相关的事实,而且他有可能根据这种关于特定事实的知识而建构出一种可欲的社会秩序”([英]哈耶克,2000:11~12)。也就是说,即使非常规行动在过程选择上具有合理性的倾向,但最后结果很有可能是“理性不及的”([英]哈耶克,2000:6)。因此,非常规行动范型并不是一个结果最优化或最大化的行动创生过程。如同演化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解释,“由于不可能充分地预见到新奇的创生,也不可能预先知晓努力的特定结果,行为者就无法采取最优的行为,更现实的情况应该是试错过程”(贾根良,2004:34)。换句话说,非常规行动范型是在充满了挫折感的“搜寻一试错一再搜寻”过程中发现的。
后记
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延伸和扩展,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7CSH001)的最终成果。我所讨论的是一个社会学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领域的论题,社会学每一次重大的进展都源自于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所取得的新成果。因此,要想在这个领域产生任何新的认识,都需要厚重的知识积淀、敏锐的洞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极高的理论悟知。就我个人的学术修为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无以为续,几乎掏空了本来就十分可怜的知识库存。但是,我又非常幸运、知足。2003年9月,我有幸进入郑杭生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终生受益于郑老师独特的点化方式。在我计划以“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为题完成一个基础理论的博士论文时,许多好心的老师和朋友劝导我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选题;我个人也担心如果做不下去,中途改题将会更加麻烦;同时也有一些友善的质疑,对“非常规行动”的学术价值持有疑虑。
编辑推荐
《非常规行动及其后果:一种社会变迁理论的新视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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