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出版时间：2009-08-0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侯宜杰  页数：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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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利用大量史料尤其是报纸杂志，第一次全面、系统、详尽、真实地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朝野活动场面不断切换，人物情景经常交替，动态地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观点鲜明，提出许多创造性的独到的新见解；史论结合，论证严密，评价冷静理性客观公允。史料扎实，广征博引，抉择精细，学风严谨，纠正诸多舛讹。《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不仅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而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作者简介

　　侯宜杰，1938年4月生，江苏沛县人。1964车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初名《袁世凯一生》，河甬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增修，更今名）、《最世凯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86），发表《论清末立党运动的进步作用》、《论立党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应为康粱和立党派正名》、《论康有为的变法细领》：《如何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惨变酿成惨祸一、慈禧倒行逆施二、康有为不改初衷第二章 立宪思潮兴起一、“新政”不新二、根本变革在于立宪第三章 立宪运动高涨一、普遍激昂的呼声二、立宪派的多方策动第四章 确立基本国策一、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二、宣布仿行宪政三、改革政治体制四、加紧筹备第五章 立宪团体应时而生一、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二、上海宪政研究会和预备立宪公会三、吉林自治会四、宪政公会五、帝国宪政会六、政闻社七、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粤商自治会八、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九、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论争第六章 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一、杨度首创和平请愿二、各地纷起响应三、决定九年立宪第七章 推行地方代议制一、摄政王的姿态二、省咨议局成立三、开展地方自治四、新的立宪团体第八章 国会请愿热潮一、第一次请愿二、第二次请愿三、咨议局联合会召开四、第三次大请愿五、第四次请愿六、运动的意义七、又一批政治团体出现第九章 资政院内风波迭起一、咨议局坚决反对督抚侵权违法二、资政院开议第十章 分道扬镳一、皇族内阁粉墨登场二、拟订法律三、决心推翻皇族内阁四、组建合法政党五、点燃革命的导火索六、由立宪转向革命第十一章 失人心者亡一、面对革命的抉择二、资政院于四面楚歌中消逝三、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四、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结束语征引文献附录论著目录后记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惨变酿成惨祸　　一、慈禧倒行逆施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反动政变，将维新皇帝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又一次开始了她的独裁统治。她一执政，便凶相毕露，残酷地诛戮迫害维新人士。训政的当日，即下令拿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接着逮捕其他维新人士和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9月28日，不经审讯，悍然将“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斩首。继之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着即拿办，命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菜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徐仁铸、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已经开缺的户部尚书翁同觫，概行革职，永不叙用；吏部主事陈三立革职；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开去差使；查抄候补四品京堂王照家产，革职拿问。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逃脱外，维新势力几乎为其摧残殆尽。顽固派弹冠相庆，嚣张一时。　　慈禧一面铲除摧残维新势力，一面扶植重用顽固守旧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她首先调整了军机处，留用礼亲王世铎和刚毅、廖寿恒、王文韶，调入荣禄和启秀。他们都是抵制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守旧分子，刚毅尤甚，经常扬言：“汉人皆不可用，欲满人乐，须汉人削”，“变法利汉人，不利满人，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于家奴”，“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禄为慈禧的心腹，进入军机后管理兵部，并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同时任文渊阁大学士，身兼将相，权倾朝野。对于因阻挠变法而被光绪革职的原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骥，侍郎垄岫、徐会沣、曾广汉、溥趣，均予重用。此外，又把刑部左侍郎赵舒翘擢为该部尚书。经过如此一番调整，军机处和各部院尽为其亲信党羽所盘踞把持。　　慈禧训政伊始，就大翻前案，对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大砍大杀，恣肆破坏。宣布光绪裁撤的闲曹和事务很少的机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和东河河道总督照常设立；规复了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的科举旧制。对于光绪拟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批准设立的湖南南学会、保卫局，她也一反其道，分别加上一些罪名，下令停罢、查禁、裁撤，并饬令拿获报馆主笔和入会人员，从重治罪。还通令各府县不得强制推行学堂。慈禧的倒行逆施完全遏绝了维新生机。　　慈禧也知道她搞的政变不得人心，维新变法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为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她自我标榜“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并且再三申明“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命令各级官吏认真举办。可是，她实行的所谓“政治”，诸如整顿吏治，剔除中饱，裁汰军队，购置军舰，办理团练、保甲、积谷，设立路矿总局和商务总局，奖励工艺等，都没有超出洋务事业的范围，丝毫不涉及政治制度。“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何论施行。”“天下豪俊之士鉴于康、梁之覆辙，亦复钳口结舌，不敢再置一喙。”故时人把从戊戌政变到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称之为“新法遏绝时代”。　　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一次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对慈禧揽权表示极端愤慨。阶级斗争与维新守旧、权势争夺与个人恩怨错综交织，新仇宿怨一齐涌向慈禧心头。慈禧恨透了光绪，政变一发动，她就恶狠狠地利用家法对光绪逼供，企图抓住把柄予以废黜，但未能得逞。一计不成，她又生一计，妄想借病为名废掉光绪。荣禄害怕担当恶名，向慈禧献策，先以他个人名义电询各省督抚，如疆臣均服，再行废立。慈禧首肯。荣禄遂密电各省督抚，言西太后将为同治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乃疏请曲赦康、梁，以示宫廷本无疑贰，中言：“君臣之义久定，中外之口难防”，“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荣禄携疏入奏，慈禧心存畏惧，废立阴谋暂时搁置。　　戊戌变法失败不久，有些人就坚信：“此百日中新政，中国将来必仍举行，此时遏之愈甚，再举行之期益速耳。”看到慈禧的倒行逆施，“关心时局者无不痛心疾首，扼腕拊膺”。今昔对比，发人深思，已经隐忍了一年多的忧时之士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们不顾慈禧的高压恐怖政策，公开抒发对戊戌维新和光绪皇帝的深切眷念之情，要求实行戊戌时期的新政，归政光绪。　　1899年9月有篇文章写道：“嗟呼！时势至此而犹矜言守旧，何异睡虎窟以栖身，饮鸩酒而解渴也；虽欲不削不弱，何可得乎？诚使复行新政……始基既立，众务旋兴，而又继之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则黄种四百兆何遽不日本若，而虑为印度、安南之续哉！”10月，有人著文说：“去岁政治维新，痛革旧习，精神为之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海内归心，邻国耸听，莫不翘首企踵、快睹中兴之治。乃不幸风波陡起，地覆天翻……今已一年，丛脞日甚，变乱日深，平心细问，果强盛于前乎？抑败坏于前乎？……今朝廷苟犹有自强之意、自保之心，必须翻然改辙，新政重兴。”同年9月5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要慈禧交出政权，由光绪皇帝独立自主地裁决国家大政。10月上旬又发表社论，赞扬光绪在戊戌维新时的赫赫政绩及其英明果断，再次提出必须让光绪执政。这些言论批判了慈禧扼杀维新事业的罪行，抨击了其因循守旧的误国殃民政策，公开要求其下台，重新点燃了维新之火，在社会上吹起一阵微波。　　让权等于承认自己错误无能，因此，社会舆论愈是要慈禧下台，虚荣心、疑忌心愈促使她恋栈不舍，早行废立。1899年10月，慈禧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傍为帝，于农历元旦废掉光绪，明正内禅，改元普庆。消息传出，人心惶惶，群情扰扰，许多官员啧有烦言，阴加抵制。一些驻京公使亦明言“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荣禄知人心不服，各国必起而干涉，向慈禧陈述利害，献计让溥债暂时屈居“大阿哥”(皇子)地位，承嗣同治皇帝，伺机再议禅位。慈禧始打消了即行废立的邪念。1900年1月24日，慈禧召见群臣，命光绪下诏立溥债为同治皇帝之子，史称“己亥建储”。同日，谕令溥债入宫读书。从此载漪渐执朝政，与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大学士徐桐互为奥援，排斥异己，政治益趋败坏。　　对于光绪皇帝的安危，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都很关注，不断电请“圣安”。1899年底，暹罗华侨陈斗南等3万余人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皇上亲政，拔用贤良，速行新政”。在立“大阿哥”的当天，《中外日报》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退还大政，以明正皇权之所属”，乃“保华之首图”。“正天下人心，振国家维新之坠绪者，全赖此名义以为维持”。慈禧必须让出政权，交给皇帝。“不然，非议之口，不能间执，草窃之发，蔓将难图。一旦致是，是为中国之大害，而亦属皇太后之大不幸。”建储诏旨发布，人民“刊印公议万纸，分布于通衢，以为可惊可骇之事，莫此为甚”。1月25日，上海的维新人士叶瀚、章炳麟、唐才常等1231人急赴电报局发电阻止其事，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遂领衔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请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次日，上海工商界发出公启，号召大家电阻立嗣，竭力救护皇上，如朝廷不理，就全体罢市。《中外日报》严厉谴责立嗣之举“为背祖训”，“足以召内忧外侮”，“为国土瓦裂、种人殄绝之兆”。湖北按察使岑春萁、道员郑孝胥等官绅50余人则亲自赴京，“拼命力争”。天津、杭州、桂林、贵州等地的士民皆相率抗争。美洲和南洋各埠华侨亦先后来电反对。慈禧恼羞成怒，2月8日竞以“叛逆”罪名下令拿捕经元善和上海的维新人士。为了对抗舆论，慈禧和载漪还想争取外援，求得列强的承认，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讽示驻京各国公使入贺，遭到坚决拒绝。载漪恨不得将外国人立时斩尽杀光。　　1900年5月，由山东、直隶边界兴起的义和团运动逐渐向京、津一带发展。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排外。载漪唆使党羽奏请抚而用之，企图利用义和团的仇教心理消灭洋人，达到废立的卑鄙目的。6月10日，载漪取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权，益发恣意妄行，在他和刚毅纵容主持下，义和团团众大批涌进北京。列强见义和团迅猛发展，严重威胁到使馆人员和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决定调遣联军入京保卫。　　自从慈禧重出训政，列强就“颇有违言”，驻上海的各国领事甚至“欲联盟逼太后归政”。“太后大恶之，噤不敢发”。迨至1899年末阴谋废立，官僚“进谏者咸以列强仗义执言为辞”，而列强也表示“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另外，外国人还庇护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等，使清廷屡求不获。因此，慈禧对列强“旦夕切齿，未尝一日忘报复”。现在义和团要消灭洋人，正是借以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而当前的八国联军和往昔历次惨败的情景又使她惊惧万分。此时义和团团众约有10万进据北京城内，他们的汹汹扰攘同样使慈禧战栗不已。面对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慈禧穷于应付，6月16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载漪及其党羽力主抚团灭洋，光绪皇帝和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则主张剿团和洋，争论一天，没有结果。次日会议继续进行，载漪为促慈禧下定决心，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内有要她归政等内容。慈禧一见，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和贪婪的权势欲受到了极大伤害，立即勃然大怒，决心孤注一掷。19日，慈禧“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21日，命各省督抚招集义和团团众，借御外侮。　　与义和团、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同时，载漪也在加紧策划为其子夺取帝位的罪恶勾当。6月25日，他率领团众闯入皇宫，妄图谋害光绪。慈禧唯恐引起轩然大波，严厉予以制止。载漪的毒计破灭了。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8月15日攻进北京皇城东华门。慈禧惶恐万状，急急带领光绪皇帝、皇后、“大阿哥”溥债仓皇逃命，北京沦陷。慈禧等星夜兼程，经山西、河南，一直逃到西安。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读来颇多启发。……作者对于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视野是开阔而富有成效的。论著以此为主轴，将这股与革命思潮并兴的政治改革风潮置于晚清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大背景中，给予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考察。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详细地揭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并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新课题。这对于立宪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标志着立宪运动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