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国荣 页数: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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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
内容概要
通过心体的重建,王阳明由性体走向了心体,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哲学视域的转换。以心体(良知)为基石,王阳明在心物关系上指向意义世界的建构,在伦常之域中要求化理念伦理为德性伦理,在本体与工夫之辩中坚持二者的统一,在人格之境上强调从“说”走向“在”。本书从理论层面对心学内在的哲学意蕴作了深入分析,具体阐释了心学中心体与性体、本体与工夫、言说与存在、德性与规范、存在与境界以及心物之辩与天人之际等重要理论问题,并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意义。 作者从一个新的视野出发,对阳明心学展开多维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尤其从“存在”的维度上阐明阳明心学的个体性特征,进而提出“存在意义”的转换问题,明确肯定阳明心学将情感、意志视为主体应有的规定,这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 又如从阳明学关于“心体”、“本体”与“工夫”等方面所表现的二重性引出其演变分化的历史叙述,得出阳明形而上学的消解过程完成于黄宗羲的结论,亦有前人所未言者。
作者简介
杨国荣,浙江诸暨人,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llosophy,编委。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Phllosophy: Eastand West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有多种论著被译为英、德、韩文等在国外出版和发表。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为学、为道与为人 一、早年经历与哲学问题的萌发 二、多向度的探索 三、龙场悟道 四、事与思 五、晚岁的弦歌诵读与哲学论辩第二章 心体与性体 一、历史的前导 二、心体的重建 三、心与理 四、心体与内圣之境第三章 心物之辩 一、沉思存在的二重路向 二、心与物:意义世界的建构 三、天人之际:存在与境界第四章 良知与德性 一、成就德性 二、化德性为德行 三、德性与规范第五章 人我之问:成己与无我 一、成己:成就自我 二、万物一体:个体间的沟通 三、无我的二重意蕴第六章 本体与工夫 一、作为本体的良知 二、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 三、本体与工夫之辩 四、意见的悬置与解构第七章 知行合 一、知行秩序与过程 二、知行互动与人伦的理性化 三、销知人行与销行人知第八章 言说与存在 一、心体与言说 二、名言与道 三、“说”与“在”第九章 心学的内在张力 一、无善无恶与可能的存在 二、可能的展开 三、二重趋向与内在的紧张第十章 心学的分化与演变 一、心体的展开与性体的回归 二、致良知说的衍化 三、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附录一 哲学之路附录二 儒家的人格学说附录三 理学的衍化——从张载到王阳明后记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关于良知,不同的哲学系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按正统理学的看法,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上》引二程语)。出于天而不系于人,意味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对良知的这种界说,可以视为本质之超验化与本体之形而上化的具体展开。与提升性体相联系,正统理学更注重普遍的天理对个体的制约,事实上,当它强调良知出于天而不系于人时,亦意味着化良知为天理。就实践理性之域而言,天理所体现的,主要是形而上的理念,以天理规范个体,同时也就是贯彻和落实普遍的理念,这种看法带有某种理念伦理的性质。相对于正统理学之化良知为天理,王阳明的注重之点在于化天理为良知。化良知为天理,着重的是良知“出于天”这一面;化天理为良知,则意味着展开“系于人”之维。从系于人这一路向看,重要的首先是由良知到德性的转换。对心学来说,良知固然内含知善知恶等理性的分辨,但同时,它又应当通过行著习察的道德实践而化为实有诸己的真实存在,这种与人的存在融合为一的内在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即取得了德性的形式。作为实有诸己的人格,德性构成了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从知善到行善的过渡,即以内在的德性为自因;而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亦相应地表现为一个基于主体自律的过程。与化良知为德性相关联的,是化德性为德行。德性既要通过具体的德行而获得现实的确证,同时又作为恒定的人格结构而统摄着主体的行为。德性对行为的这种统摄,与普遍规范对个体的制约显然有所不同。相对于德性之内含人格意蕴,普遍规范带有无人格的特点:它总是呈现为一般律令而超乎个体。在正统理学中,普遍规范往往取得天理的形式,作为道德命令,天理与自我构成了相互对待的二极,道德行为则相应地表现为“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朱熹:《论语或问》卷一)。这种看法诚然注意到了道德的崇高性及道德行为的自觉向度,但它亦多少使规范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并难以完全摆脱行为的他律性。与超验的天理不同,作为德性的良知和个体存在无疑有更为切近的联系。由天理颁布命令,行为往往具有异己的性质;以良知引导行为,则意味着扬弃对行为的外在强制:良知的呼唤本质上表现为主体的内在要求。
后记
当本书的最后一个句号落下时,我的思绪不觉又回到了10年前。当时我正受教于冯契先生门下,博士论文刚完成,而论题也涉及王阳明的哲学。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先生授业解惑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然而,在我再度回到王阳明哲学时,先生却已作古。遥忆当年,又一次唤起了我对先师的怀念。哲学史上曾出现了不少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们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吸引着后人不断对其回省。柏拉图、康德属于这一类的哲学家,王阳明也是如此。也许正是王阳明哲学内含的深沉意蕴,促发我在10年前初涉其思想之后,又延缓了牛津访学时(1994—1995)所拟定的研究计划,再度把心学列为研究对象。当然,尽管涉及的对象相近,但前后切入的角度并不相同。作为博士论文的《王学通论》,主要着重于思潮的历史考察,本书则更多地以心学意蕴的理论阐释为内容。二者都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在历史与逻辑的各自侧重上,则又有所不同。本书所作的,当然仍是一种哲学史的研究。不过,哲学史的研究,总是很难离开哲学之思。黑格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这一看法在学界虽然并不陌生,但真正理解和认同却不很容易。从现实的形态看,哲学史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哲学,离开了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诸种哲学体系,也就没有西方哲学;同样,在先秦以来的百家众说之外,也不存在另一种中国哲学。撇开哲学的历史,便无法解决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就哲学思考与研究而言,一方面,哲学不能凭空构造,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要以以往哲学提出的问题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对哲学史的梳理阐释也总是以研究者的哲学观为“先见”,并渗入了研究者的哲学见解,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哲学的研究,历史的分疏与理论的阐发难以彼此相分。哲学与哲学史或思与史的这种统一,也可以看作是本书所试图体现的研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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