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09-16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 页数: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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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的主要分支之一,也是经验研究方法运用得比较成熟的领域。《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1996)翻译、收录了1996年以前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欢迎。本书是其后续之作,选译了1996年以来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三大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和《社会力》上的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12篇经典论文,提供了国际分析与比较的视角。
作者简介
边燕杰,曾为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社会科学部主任,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著有《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英文,1994),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2001),《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2001),《社会调查实践:论中国经验与分析》(2004)。自2003年起, 与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合作并主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长期项目。
书籍目录
导言 述评与展望 一、学术争论的继续 二、关于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新进展 三、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最新进展 四、比较理论视角与研究展望 第一部分 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进展 后社会主义的不平等:其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原因 一、引言 二、为什么市场转型理论不是同义反复 三、起因列表、数据变化和正确的因果比较 四、中国城市的市场转型和职业获得 五、讨论与结论 中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和收入不平等:来自时间序列数据的证据 一、引言 二、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问题 三、数据 四、变量 五、模型和方法 六、结果 七、讨论 附录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 一、西方社会学文献中关于市场化及其后果的主要观点 二、市场化与政府职能转型的互动:我们的观点 三、研究假没和分析步骤 四、1988年到1995年的趋势分析 五、地区差别分析:层级线性模型分析 六、结论和启示 附录 市场真的有回报吗?——对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 一、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和对教育的回报 二、劳动力在市场上的流动:分类和假设 三、数据、变量、模型 四、结果 五、讨论 六、结论 市场与中国农村的收入不平等:经济扩展中的政治优势 一、引言 二、变化的机制:市场化还是经济扩展? 三、一项对经济扩展的分析 四、来自1996年一项全国调查的证据 五、1996年干部和企业家的收入 六、收入决定机制的分析 七、对研究发现的解释 八、结论 附录第二部分 社会流动研究的新进展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二元职业路径(1949—1996) 一、政治与人生机遇:研究问题的路径 二、欧洲“新阶级”理论传统的贡献 三、二元路径模型 四、以往研究的局限 五、数据与测量 六、研究方法 七、对职业路径的事件史分析 八、政治统合再探 九、职业路径的分野及维继 十、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市场的影响? 十一、结论 政党庇护下的职位升迁:通向中国管理精英的庇护性流动之路(1949—1996) 一、引言 二、政党庇护下的庇护性流动 三、政党庇护的过程分析 四、数据和研究设计 五、结论 共产党党员身份与中国的变迁 一、引言 二、政治审核持续性的动态模型 三、中国政治审核的程序 四、研究设计 五、模型 六、结论和讨论 大学文凭和中共党龄在政治精英选拔中的作用 一、西方关于政治精英选拔的主要理论观点 二、四个假设 三、数据和变量 四、分析与解释 五、总结及讨论 干部和市场机会: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模式(1978—1996) 一、干部和转型经济中的市场 二、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路径及其收入分配的结果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四、结果分析 五、总结和讨论第三部分 国际比较视野中的新理论 转型经济中的精英机会 一、引言 二、精英机会论 三、体制变迁的广度 四、对资产挪用的制约 五、转型经济的类型 六、精英机会的模式 七、资产结构的影响 八、总结 九、结论 不靠资本家而创造资本主义 一、引言 二、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文化资本与阶级 三、第四波的“新阶级”计划?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后记作者简介
章节摘录
这个重要证据说明本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是符合理论解释的,而且实证发现(主效应)为比较不同时期这些协变量作用的变化建立了基础。 实证证据揭示,改革前和改革时期之间存在一些醒目的变化。与市场转型理论一致的最强证据是新收入体制里私营/混合企业的显著作用。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反映了挣脱传统再分配经济的制度变迁。鉴于这种组织类型与市场交易联系最紧密,我推断市场进程已经确实改变了中国城市资源分配的渠道。而且,教育回报的增加部分可归结为新兴的劳动力市场比以前更好地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价值。 另一方面,亦有证据表明制度有着强大的持续性。首先,关于政治资本和职位权力回报,没有证据显示(在两种测量里)党员身份或干部地位的“作用下降”。也就是说,相对于“生产者”(技术和非技术工人)而言,我们没有观察到“再分配者”(高级干部)的回报有显著变化。_2。_其次,在这两个研究阶段里,除了私营/混合企业员工的收入显著增加之外,单位级别状况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集体企业员工,他们比国有部门的职工更接近市场活动,并没有比国有部门的职工增加收入。 把这些发现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里,我注意到收入决定因素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最敏感,并能捕捉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中最主要的方面。而且,我们的数据包括了直到1994年的信息,比起以前的研究来拥有更为近期的证据。此外,我们的抽样框拥有更大比例的大城市居民;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城市比其他城市变化会更迅速。所有这些因素应该有助于我们掌握由于市场扩张而引起的更新、更急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应该支持由市场转型理论演化出来的理论假设。 这些发现和我的解释绝不意味着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城市没有显著变化。恰恰相反。变化是根本而广泛的。然而,变化又是多层面的,产生变化的过程也一样。例如,改革时期教育回报的增加体现出市场交易中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增加。但是,在改革时期它也与人事管理的国家政策一致。相似的,即使我们观察到与政府机关和干部职位权力相关的收益,这些收益的来源可能部分地与市场交易有关,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公有部门中的单位或者个人仅仅只依靠国家的再分配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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