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3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鲍伊 页数:335 字数:310000 译者: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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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导论是的课本,本书将宗教人类学内部观念与争论的起源和演进,同这些论题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这个领域。通读本书,读者将会发现,人类学不应仅仅被看做阅读和田野调查,更应被看做人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作者简介
菲奥纳·鲍伊(Fiona Bowie)是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人类学与宗教研究方面的高级讲师,撰写过多种有关精神、宗教与人类学方面的著作。
书籍目录
前言致谢第一章 理论与争论 导论 宗教研究中的问题 现象学与方法论的不可知论 理性与宗教 表现策略 宗教的起源 定义宗教 定义 落畴 结论第二章 作为象征的身体 导论 象征的分类与身体 象征是什么? 右与左 洁净与危险 对待失范 象征的身体与原子弹 训练身体与社会控制 身体训练 学校对身体的教育 个人的与文化的象征 美杜莎的头发 结论第三章 保持与改变边界:宗教认同的政治 导论 认同的问题 仪式的洁净与社会边界 旅行者吉卜赛人 议定的身份 衣着的政治 竞争的边界 模仿基督——中世纪妇女的禁欲主义 奇形怪状的身体 结论第四章 性、性别与神圣 导论 考察妇女 女人作为一个缄默的群体 田野中的男人与女人 反思与性别 认识性别 性别的研究 田野调查者的先驱 性与神圣 苏丹人的生与死 正在解构的性别 结论第五章 宗教,文化与环境第六章 仪式理论,通过仪式与仪式的暴力第七章 萨满教第八章 妖术与邪恶眼附录:影视资料索引
章节摘录
洁净与危险 当代从事象征分类与身体研究的著名人类学家之一,是道格拉斯,她的著述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比对人类学的冲击更大,特别在1966年她的论文集《洁净与危险》 (Purity and Danger)出版之后。 道格拉斯详细论述了人体用做社会的和宗教的象征的各种 方式。在《洁净与危险》中,道格拉斯像尼达姆一样,认为人 类身体的普遍性,可以用做共有意义的有用的源泉: 没有经验卑微到不能在仪式中得到采用并被赋予崇高的意义。仪式象征的源泉越是个人的和私人的,越能有效地传达它的信息。象征越是来自人类经验的共同积淀,对它的接受就越是广泛和固定。(Douglas,1976,p.114) 道格拉斯进一步强调了身体作为承载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的重要性: 身体是一个模式,它可以代表任何有限的系统。它的边界可以代表任何有威胁的和不牢靠的边界。身体是个复杂的结构。它的不同部分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为其他复杂的系统提供了象征的源泉。如果我们不是将身体看做社会的象征,看做微缩地再现于人体的社会结构所面临的力量与危险,我们也就难以解释关于排泄物、母乳、流涎等的仪式。(Douglas,1976,p.115) 恰如赫兹所论证的,右手与左手的生物学差异,一直用来建构一个象征的和社会的关联领域,道格拉斯说明了最低的私密的身体过程,能够赋予最复杂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纯净的规则由其聚焦于共有的供给与排泄的生物学体验而导出其普遍性和力量。 在《洁净与危险》一书的导论中,道格拉斯仔细考察了肮脏及其与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的关联的卑微的问题:“对肮脏的看法,包含着对有序与无序、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非形式、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肮脏的观念,它都是高度结构的,对它们的分析展示了这些深刻的主题。”(Douglas,1976,pp.5—6)将肮脏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念,并将它与那些抽象的和哲学的观念(诸如存在与非存在,生命与死亡)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奇思怪想,但却是洁净的规则与污染的观念是如何作用的表现。正如道格拉斯指出的,洁净的规则由此构成了一种进入宗教研究的极好路径。 在《洁净与危险》第二章“世俗的弄脏”中,道格拉斯先概述了所谓的“医学的唯物主义” (medical materialism,这个术语来自William James)。医学唯物主义总是用科学的、医 学的或卫生学的原则解释洁净的规则。作为这种探讨的例证,是将犹太人不吃猪肉归因于避免绦虫的侵染。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假若避免绦虫的侵染是希伯来人制定这条规矩的理由,那为什么其他的具有相似环境和相似的知识水平和卫生水准的相邻民族,却继续吃猪肉?为什么在绦虫的危害已经极小,甚至不存在时,犹太人和穆斯林还是保持他们的规矩?医学唯物主义将洁净的规则归结于纯粹理性的、科学的解释,与此相反的是将所谓“原始”人的仪式与规则看做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西方人的观念与较简单社会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道格拉斯用下面这段话概括了这种观点的特征(她本人并不属于此列):“我们的实践牢固地以卫生学为基础,他们是象征的;我们杀死病菌,他们驱逐精灵。”与这种论证方式相关的问题,正如道格拉斯指出的,是“他们的某些象征仪式与我们的卫生学之间的相似性,有时会奇怪地接近”(Douglas,1976,p.32)。 医学唯物主义力图通过科学的、医学的和卫生学的原理解释洁净的规则。 神秘的互渗描述的假设是,“原始”人的所有仪式和规则,全都是非理性的,只有巫术的和神秘的意义。 道格拉斯用来说明洁净规则与社会结构之联系的例证之一,是印度社会称为“哈维克”(Havik)的婆罗门群体,以及他们与“不可接触者”的联系。印度教传统地作用于一个由不同“族内婚姻”群体组成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人们只能在自己的群体或“种姓”内婚姻,不同种姓间的关系,得到明确的规定。作为祭司种姓的婆罗门,位于等级制度的顶端。不可接触者是一些职业的群体,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使他们变得肮脏以至于被完全置于种姓制度之外。他们处理排泄物、尸体以及种姓制度内的人所回避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尽管婆罗门与不可接触者为了维护各自的社会而相互依赖,但他们的接触是受到严格规定的,并以一套洁净与污染相对的习语为背景。道格拉斯以此为例解释说: 精确的规定赋予各种可能带来污染的间接接触。一个“哈维克”,在他的花园里与不可接触的奴隶一起工作,他会非常严格地不与奴隶同时接触绳索或竹竿。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同时接触竹竿或绳索。“哈维克”不能直接从不可接触者手中接过水果或钱。某些物体可能处于不洁净的状态中,接触后会成为不洁净的导体。污染继续逗留在棉布上,金属烹饪器皿上和烹饪食物上。对于各种姓间的合作来说,幸运的是土地不作为导体。但是铺在地上的稻草却是。(Douglas,1976,p.34) 道格拉斯指出,“我们越是深入这些以及相似的规则,就越是发现它们是我们所研究的象征系统”。她所提出的问题是:“难道我们的观念是卫生的,他们的观念是象征的?”她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不”。道格拉斯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及其他人一样,主张“肮脏的观念也表达了象征系统,所不同的在于污染的行为在一方乃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另一方则只是个细节 问题”(Douglas,1976,pp.34—35)。 然而重要的问题在于指出,我们关于肮脏的观念,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被“病原性”的知识改变了——细菌的存在导致了疾病的传染——因此医学唯物主义和我们的肮脏观念,都成为 卫生的问题。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这并不能解释我们的行为以及肮脏与污染的分类系统。这些肮脏与污染的观念,仅仅用细菌理论的知识无法解释。这种认识导致道格拉斯提出 了那个为人广泛引用的结论:“假如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肮脏观念中抽象出病原与卫生,那我们就放弃了将肮脏视为格格不人的问题的古老定义”(Douglas,1976,p.35)。道格拉斯指出, 这种将肮脏视为“格格不入的问题”包含着两种状态,一个是一套秩序的关联,另一个是对那种秩序的违犯。 因此,肮脏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和孤立的事件。无论在什么地方,肮脏都是个系统。肮脏只是我们将事务系统地秩序化并加以分类的副产品,而在这种秩序化的过程中,包含着将不适当的因素排除在外。这种肮脏的观念使我们面对象征的领域,并使之与更明显的纯净象征系统汇合起来。(Douglas,1976,p.35)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宗教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显学”。 在西方学术界,面对着伊斯兰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内的勃兴,穆斯林和清真寺在西方许多城市中的涌现;面对着佛教和印度教乃至某些中国宗教不单在亚洲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方扩大地盘的事实;面对着基督新教在中国和东亚、基督正教在俄国和东欧、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迅速复兴和发展的现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此消彼长的局面;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与宗教信仰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学者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尽力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甚至不得不时时更新研究的方法、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凡此种种,都使得宗教学不但在学生众多的大学课堂上经久不衰,在种类繁多的学术会议上热闹兴旺,在自成一类的学术出版中日益发达,而且在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样古老的传统哲学问题,到新兴宗教的作用这样紧迫的当代社会问题上。在从精神生活的趋势这样普遍的社会人生问题,到宗教对话的基础这样现实的文明共处问题上,都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因此之故,宗教学在西方,以130岁的高龄(就宗教科学言),甚至2 500岁的高龄(就宗教哲学言),而呈现出蓬勃生长的态势。 在中国学术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宗教的迅速复苏和发展,对学者们的工作提出了纷繁多样、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步发展以适应宗教形势和社会形势的现实要求。而研究宗教的学者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领域,尽管面临缺少资料、缺少资金、缺少语言训练、缺少社会理解等等困难,仍然依靠自发、自愿的艰苦、卓越的努力,继承了前辈们中断30年的宗教学术事业,使中国宗教学在短短20余年间,获得了琳琅满目的丰富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现在,对于宗教学研究的迫切性、重要性,社会各界已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政府机构和宗教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宗教学的研究,不少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关心和支持这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作为中国宗教学界众多学者20年努力的可喜结果,不但是中国学术全面发展之福,也是中国社健康发展之福。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宗教学发展还面临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困难。除了需要社会上下各界的进一步理解和思想解放,以便进一步消除研究禁区和填补研究空白之外,曾经夭折而新生不过20余年,因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弱小的中国宗教学最需要的,一是培养人才,二是积累资料。在前一方面,现在已有一些高校设立了宗教学系,更多的高校设立了名称各异、侧重不同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尽管这些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总体上说还存在“倒金字塔”(即研究生多于本科生)或类似现象,但毕竟已在开始扭转人才缺少的困境。在后一方面,现在国内在资料的翻译引进方面依然十分零散,在发达国家宗教学百花齐放、分支细密、大师辈出、名作如林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更如一鳞半爪,少得可怜。这不但使研究者难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扩大视野,难以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分,大大拖了现有研究工作的后腿,而且使有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难以得到教学所需的资料,难以了解基本(更不必说最新的)学术进展情况,直接拖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后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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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类学导论》一书卓尔不群。鲍伊所作的杰出著述,为所有对宗教人类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湛的文本,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丰富宗教认识的方式。 本书材料新颖,风格清新,简单易懂,全面涵盖了宗教人为学课程的诸多主题。引入了宗教人类学的核心理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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