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4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2013-04出版) 作者:周勇等
Tag标签:无
前言
总序章开沅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即以此为序。庚寅盛暑于实斋
内容概要
《西南抗战史》内容简介:西南抗战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抗战史》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西南地区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反映了西南各地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作者简介
周勇,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籍目录
总序 章开沅大后方:对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新途径新方法的探讨——代《西南抗战史》再版前言周勇前言 周勇第一章 抗战爆发前后的国内外形势一、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及美、英、苏等国的态度二、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抗战以前的西南社会第二章 抗战全面爆发与西南出兵抗日一、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二、西南各省出兵抗日第三章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及其对西南的统治一、国民党选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三、军事委员会在西南各省建立行营、行辕四、西南各省政府的调整充实及施政措施五、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的活动六、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七、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独裁统治的加强第四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一、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建立二、中共地方组织在西南大后方的恢复和发展三、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与斗争四、南方局在西南大后方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五、民主党派在重庆的建立和发展第五章 抗战前期和中期西南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一、川军抗战事迹二、滇军抗战事迹三、黔军抗战事迹四、桂军抗战事迹第六章 日军轰炸、入侵西南与西南人民的抗日斗争一、日机轰炸重庆、成都等地的罪行及被炸地区的反空袭斗争二、日军侵入广西与桂南、桂柳会战三、黔南抗战第七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对日作战一、日军侵缅与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二、日军对滇西的入侵与滇西军民的抗敌斗争三、对缅甸和滇西反攻战的准备四、第二次缅甸战役与滇西反攻战的重大胜利第八章 西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战,反投降、反分裂、反暴政的斗争一、反对汉奸汪精卫叛国降日的斗争二、西南地区人民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斗争三、西南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四、川康藏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五、滇西少数民族土司和民众的抗日斗争六、云南基诺族人民的反暴政斗争第九章 国际友人在西南的抗战事迹一、美国史迪威将军的抗战事迹二、美国陈纳德将军的抗战事迹三、苏联库里申科等的抗战事迹四、贵阳红十字救护总队及其组织的国际友人的抗战事迹第十章 抗战胜利与西南军队接受日军投降一、西南各省市欢庆抗战胜利二、卢汉、孙震奉命率部出国接受日本投降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十一章 西南各族人民对抗战的贡献一、接纳和安置大批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二、为抗战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三、为抗战提供了主要的财政和粮食支援四、为抗战救国,踊跃捐献五、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六、知识青年,投笔从军七、千百万民工赶修公路和机场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西南经济的发展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经济战略二、东部工厂内迁及其对西南经济的影响三、西南经济的发展及其对抗战的贡献四、抗战后期西南经济的衰退第十三章 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教育的繁荣一、战区大中专学校内迁西南二、重庆是大后方抗日文化与教育的中心三、四川的文化与教育四、云南的文化与教育五、广西的文化与教育六、贵州的文化与教育附录:大事记后记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抗战爆发前后的国内外形势一、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及美、英、苏等国的态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掠夺朝鲜和中国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加紧扩张军备。清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因战争爆发于旧历甲午年,故称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秘密结社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进行镇压,但屡遭失败,请求清政府派兵。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侵略朝鲜并进攻中国。6月2日,日本内阁决议派兵侵犯朝鲜。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并掌握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遂由海陆两线直逼中国国门。9月下旬,陆军大将大山岩被任命为侵华第二司令。10月下旬,侵华日军攻入中国境内,陷九连城,占安东(今丹东),直入辽东腹地;日第二军渡海,由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南攻辽东半岛,11月7日进占大连,21日会攻旅顺,经过一天战斗,旅顺陷落。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清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英勇坚持战斗。2月2日,日军入据刘公岛,清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与此同时,日军发动新的攻势,借以摧垮集结于山海关内外的数万清军。2月底,占据海城的日军出战;3月上旬,日军分兵三路进犯,6天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台庄,辽东半岛陷落,京畿震惊。辽东半岛军民奋勇抗击日军,屡建战功,但已无法扭转败局。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该约共11款,附有《另约》《议定专条》,使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军二亿两白银,并开设通商口岸等。该约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适应了列强对中国资本输出的要求,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马关条约》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一个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对。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7月25日,日本首相兼政务大臣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确定的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政策,以秘密的奏折呈递日天皇裕仁,故称“田中奏折”。奏折认为,日本继征服台湾、朝鲜后,应以灭亡满蒙、征服中国为目标,进而以中国全部资源,实施征服印度、南洋群岛的计划。“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奏折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独霸东方制订了侵略路线。该奏折内容于1929年披露。1928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京津,日本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干涉。5月18日,发表“觉书”,暗示日本为维护其在“满洲”的特权,将以武力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并以解除奉军武装相要挟,逼迫张作霖答应日本筑路、开矿、设厂、移民和停止建造葫芦岛港等要求。遭到张的拒绝,双方矛盾激化。张作霖与国民革命军战败后回东北,6月3日当他乘坐的火车经过京奉路(今京沈线)与南满路(今长大线)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铁桥时,被关东军高级参谋何本大作指挥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在沈阳身亡。日本企图乘乱占领东北,但张学良及时从北京返回沈阳,掌控局势,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1931年9月,日本为大规模武装侵略东北而制造事件。18日晚,关东军派人炸坏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沈阳城,同时在辽宁、吉林各地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对东北军下的“力避冲突”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军于19日晨占领了沈阳、鞍山、海城、抚顺、四平街、长春、营口、本溪等重要城市。不到一个星期,日军便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10月,日军又向黑龙江省进犯,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哈尔滨。至此,经过4个月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重要步骤。当时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竟然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退至山海关以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决定在东北及蒙古占领区建立以清末废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1931年11月,侵华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动天津事变,将溥仪从天津护往东北。1932年2月18日,由张景会等人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并决定成立满洲国,设都于长春(更名新京),树年号为大同。3月1日,发表《建国宣言》,3月9日,满洲国正式开场。由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随后还建立了“满洲国”武装,全部“委诸”日本管理。溥仪一上台,即与日本签订密约与《日满议定书》,但一切权力都控制在日本关东军顾问和日籍官员手中,如各级官吏得由日本人充任,关东军司令可以“保荐”或“解职”官员,关东军司令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1937年7月上旬,日本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制造了“七七”事变。7月7日夜7时左右,驻丰台日本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旅第一联队一部,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于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午夜,日方借口听到来自宛平县城的枪声和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当夜进入县城搜索。驻宛平的中国第29军37师第219团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29军遂派员同日方交涉。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兵包围宛平城。翌晨4时,双方交涉人员正在宛平城内调查,由丰台站派出的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内轰击,并占领宛平东北的沙岗。第29军37师守卫部队,在团长吉星文的指挥下,奋起还击,与日军展开激战。中国军队在宛平打响了全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抗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次日,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赞扬29军的英勇抗战,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中国政府和军队准备“守土抗战”。“七七”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大幕。1937年在淞沪抗战失败,首都南京危殆的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1月迁都到重庆,以西南大后方为基地对日抗战。抗战初期,日本对国民政府实行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1938年1月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首次发表对华声明,声称:日本“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另行扶植伪政权,欲以此施加政治压力,逼蒋介石投降。同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政府改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为适应这一策略变化,11月3日,近卫内阁再次发表声明,改变了“撇开”国民政府的立场,以所谓“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饵,向国民政府诱降。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又一次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建议,企图诱使国民政府“放弃抗日”和“对满洲国的成见”,实行对日投降。在此期间,在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强烈呼声的推动下,蒋介石政府终于坚持了抗日政策,继续抗战。而国民政府内的汪精卫集团则叛国降日,成为汉奸,遭到全国人民唾骂。日本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后,国际上一向标榜维护和平、民主的美、英国家,并未谴责和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反而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绥靖主义,还卖战略物资给日本,资敌进攻中国。美、英国家还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中国,以缓和日本和他们的矛盾,以免日军南下南洋侵犯美英的利益,并暗里鼓励日军从中国去进攻苏联。只是在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两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才转而支持中国抗日,以便把日军迟滞在中国战场,而免日军南下南洋。当然中国也欢迎美、英支持中国抗战,从此改变了中国单独抗日的不利局面,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重要一员。抗战爆发后,社会主义苏联无论从道义上、物资上还是军事上都是最先积极支持中国抗日的。抗战后期,苏联红军按照国际协议进入我国东北,一举击败日本的精锐关东军,对中国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二、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西北军(17路军)将领杨虎城,因反对蒋介石勒令他们率部攻打红军的反共政策,而实行“兵谏”,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拘捕了蒋介石及其属下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共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张、杨两将军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在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经过几次谈判后,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三点口头协议,随即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初步形成了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中共中央又派出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同国民党的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代表进行多次国共合作的谈判,直到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文,次日,蒋介石又在庐山发表谈话,称:“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蒋介石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为进行全国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抗战以前的西南社会(一)重庆市重庆市位于四川省东部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处。晚清时期重庆府的商贸业就比较发达。因为这里水路交通方便,即使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四川境内和云南、甘肃、陕西等省的货物都会沿着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金沙江等水道汇集重庆,出口到外省和国外销售,外来的进口货物也都从重庆起运,转销内地各省区,所以重庆是川东,也是中国西部最大的一个货物集散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为扩大侵略利益,不断策划阴谋,挑起事端,企图侵入西南和重庆,为通商和资本输出打开通道。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强迫清政府开重庆为商埠。接着,英国着手建立在其控制下的重庆海关。重庆开埠后,英法等国洋货不断由轮船运到重庆销往内地,内地货物也经重庆出口海外,重庆的洋行也日益增多,商贸日盛。但重庆开埠也标志着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已直接侵入了四川内地,这就揭开了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篇章。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日本又强迫清政府开重庆为商埠,并准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这就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开了方便之门。《马关条约》强迫重庆开埠,更加快了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1901年9月24日,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关于开重庆为商埠的规定,逼迫清朝政府的川东兵备道宝棻与日本驻重庆领事山畸桂订立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22条,租借重庆南岸王家沱建立日租界,租期30年。日本侵略者在租界内设有行政、治安等管理机关,还开办工厂、商店,残酷压制、剥削、毒打租界内的中国职工和广大民众,日本兵舰还以租界为基地加深对重庆和内地的侵略。当时的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而重庆人民则多次进行收回王家沱租界的斗争。1928年重庆人民“反帝大同盟”要求收回租界,由我国官厅管理。1929年9月成立的“重庆国民废约促进会”,又继续进行收回王家沱租界的斗争。1930年5月初,为抗议租界内日本侵略者毒打和虐待华人,重庆人民进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和游行示威,坚决要求收回王家沱租界。1931年9月24日,王家沱租界租期届满,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四川人民掀起了反日高潮,重庆人民决心趁此时机收回租界,遂于24日这一天,举行有数万民众参加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并集会游行示威,要求驻在重庆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照会驻渝日领事,迅速交还王家沱,以全领土而维国威”。在重庆人民团结斗争压力下,日本驻渝领事清野太郎被迫报经该国政府同意,于1931年10月22日率领日侨撤离王家沱回国。王家沱租界遂被我国收回。10月24日,重庆地方政府接管王家沱,改为特区第14场,设办事处管理。王家沱租界的收回,充分表现了重庆人民英勇的反抗侵略的精神。重庆自1929年正式建立为省辖市后,1932年划定市区面积约46平方公里,人口20余万。在20世纪20~30年代,四川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重庆也是川黔军阀争夺之军事要地。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曾割据重庆长达十余年,使重庆的社会一度相对稳定,经济和城市建设也有所发展。刘湘身为川康边防督办、四川善后督办、四川省主席、第21军军长,他把督办署、省政府、军部都移驻重庆,他军政大权在握,在蒋介石支持下节制川军,反共并攻打红军,俨然是四川和重庆的土皇帝。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成立,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四川和重庆的革命斗争运动蓬勃发展。1934年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被红四方面军多次打败,元气大伤,而中央红军又将长征入川,他不得不到江西请求蒋介石派兵入川,援助他“剿共”。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早就因四川军阀长期拒绝他的中央势力入川而心怀不满,这时正好乘刘湘之邀,趁追剿中央红军入川之机而图川。于是蒋介石和刘湘达成协议,刘湘同意蒋介石派中央军和“参谋团”入川“剿共”,蒋介石则答应委任刘湘为四川省主席,授权他统一四川军政,并予财政援助。1935年1月蒋介石派贺国光率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简称“参谋团”)到达重庆,同时蒋系中央军胡宗南部、上官云相部等,也陆续调入川北、川东、万县等地,指挥、配合刘湘等四川军阀,围追堵截红军。1935年10月3日,蒋介石为控制西南,决定将重庆“参谋团”改组为重庆“行营”,其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重庆行营下辖川、康、云、贵和西藏地区,对辖区内的地方政府是指导、监督关系,对辖区内的军队有权督练、调动和指挥打仗,对经济建设和财政开支等有监督、审核之权。从此,重庆已成为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重庆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情不断高涨。9月28日重庆2万多人在夫子池集会,抗议日军侵占东北、杀我同胞的罪行。会后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四川各界抗日救国大会”等组织,广泛开展反日斗争,号召不买卖日货,不卖粮食、蔬菜、食盐给日本任何团体和私人,在日本工厂、商店的工人罢工,不为日本人生产。就在9月和10月的反日斗争中,重庆人民收回了王家沱日租界。1935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抗议日本侵略华北的运动,也在重庆迅速开展。12月11日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重庆联中、川东师范、二女师、江北中学等校学生也发表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新蜀报》《商务日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12月24日,重庆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114人集会,正式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27日,该会派代表向重庆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6项要求。29日该会又组织80多个宣传队到城区和附近郊区宣传抗日。同时,还成立了“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全市同学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也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1936年6月,共产党人漆鲁鱼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正式成立了秘密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下设有“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各界联合会采取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方式,在文化界和进步青年中传阅中共中央文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重庆人民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抗日爱国觉悟的高涨,为迎接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和积极支援全国抗战打下了基础。(二)四川四川在祖国西南腹心地区,山河秀丽,物产丰殷,素称“天府之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四川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反对列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的斗争。到抗战前夕,四川省总面积为304146平方公里(康区未计入),人口61444699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掀起的保路运动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陷入了军阀割据与混战的泥潭。一般认为,四川从1912年的“成都兵变”到1935年蒋介石中央势力入川为止,大小战乱在470次以上。在所有这些战乱中,尤以1932年至1933年的“二刘大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为争夺四川霸权而爆发的“二刘大战”,开始于1932年10月,得到蒋介石暗中支持的刘湘,联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向刘文辉部驻防的顺庆、隆昌、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进攻。到11月底,刘文辉战败,泸州、宜宾丢失。二刘在川南大战之际,两部又在成都发生巷战,造成双方战死官兵1万余人,市民死亡近1万人,受战祸的难民达2.7万余人。刘文辉撤离成都,双方集中兵力于荣县、威远一带对峙,各有10万人以上。荣、威一线战斗的激烈程度和伤亡之惨重,在四川内战史上都是空前的。经过几次战斗,互有胜负,1933年2月下旬双方暂时议和息兵。同年5月,刘文辉率部返回成都,与支持刘湘的邓锡侯发生战争,刘湘趁机反击,刘文辉为保存实力,乃撤出成都,退守岷江一线。7月8日,刘文辉通电辞去四川省主席职;7月20日,刘湘进入成都。1933年8月底,刘湘部又攻下雅安,统一了全川,成为四川霸主,刘文辉率部退守西康。二刘之战,全川大小军阀卷入其中,双方投入几十万军队,耗资五千万元,死亡达6万多人。
后记
波澜壮阔的西南地区抗战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留给西南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撰写一部《西南抗战史》是西南地区历史学者多年的愿望。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个伟大节日的前夕,我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几位学者联手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既是为了实现西南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也是我们纪念这一辉煌历史的行动。 本书作者的分工是: 周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任主编,商定提纲,撰写前言,终审全书、定稿。 温贤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副主编,初拟提纲,撰写第一章第三部分(重庆、四川),第二、三、四、五章,第六章第一部分,第八章第一、二、三部分,第九章第一、二、三部分,第十、十一章,第十三章第二、三部分,大事记,通纂书稿。 顾大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副主编,初拟提纲,撰写第一章第一、二部分及第三部分(贵州),第六章第三部分,第九章第四部分。 谢本书(云南民族学院教授),任副主编,初拟提纲,撰写第一章第三部分(滇、桂、藏),第七章,第八章第四、五、六部分,第十三章第一、四、五部分。 林建曾(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审),撰写第十二章。 何静梧(贵州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撰写第十三章第六部分。 吴申玲(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第六章第二部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汲取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得到了有关方面,特别是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2005年5月18日
编辑推荐
《西南抗战史》编辑推荐: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沦陷,凶残的日军妄图灭亡全中国,何处是中华民族绝境复兴的基地?西南地区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以广袤的土地、英勇的民众和巨大的牺牲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西南抗战史》邀请西南地区著名学者第一次全面记叙了西南军民对日作战的历史,突出了西南作为全国抗战大后方基地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对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西南区域性抗战有重要意义。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