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重庆 作者:凤凰网《非常道》节目组 页数:252
Tag标签:无
前言
《非常道》的非常之“道” 刘爽(凤凰新媒体CEO)《非常道》的确够“非常”,乍一看,它有着一张不大合时宜的“面孔”——主持人是个“倔老头”,不比一般互联网主持人的青春靓丽、花红柳绿;节目时长动辄三四小时,并且基本不做大幅度删减;制作工序复杂,每期都有大专题,制作看齐电视标准;播出周期较长,有时两周才“憋”出一期,不像别家网站罐头产品一样地流水线生产……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在“原罪”般的量产标准下,这样节目的存在,似乎过于笨重而不讨巧了。然而《非常道》却在凤凰网落地生根,一做就是三年,其间发芽、抽枝、开花、结果,亦历经诸多波折、反复、迂回、尝试,到今天已累计播出120期。事实证明,它已经成为网民和客户心中的一个名牌栏目。凯迪拉克、宝马、奔驰、华硕,诸多广告大户纷纷冠名;节目内容时常被平媒直接转载报道,部分有识之士甚至惊呼它的内容品质超越了大多电视访谈;而此次集结出书,也正出于出版方对节目品质的认可。那么“非常道”,究竟“非常”在何处?答案正在于它的“反潮流”。在目前的互联网生态中,缺少标杆式的、有个性、有深度的访谈节目。邀请娱乐圈著名的“搅屎棍”老何东做主持人,有点类似凤凰卫视当年选择杨锦麟主持《有报天天读》。嘉宾需要一个好的对手,何东刁钻的记者视角,深厚的人生积累,以社会学解读娱乐圈的方式,让嘉宾坐在对面,四目直视之时,妙语亦汩汩而出。而节目较长的时长,则更容易体现网络的特性:自由,真实,原生态,无篇幅限制,拒绝人为“拼接”。以上种种,正是凤凰网的“精英媒体”定位使然。在大多数网络媒体提供文化快餐和浅阅读、浅思考的当下,凤凰网希望注入深刻、深思考的内容。实践证明,互联网不只是工具和碎片,不仅有网民恶搞与众声喧哗,它也可以创造思想,凭借资深强大的原创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媒体”。相关例子在凤凰网不胜枚举,《非常道》亦不例外。流水线容易沦为平庸及相关机构的传声筒,《非常道》坚持沉淀品牌,坚持对嘉宾的遴选标准,三年很艰难,却挺了过来,哪怕商业回报未必丰厚,也不放弃。《非常道》的口号是“非常表达,非常真实”,在急需言说和表达的当下中国,“真实”二字,是多么地可贵。而这档节目,凭借它的深度、品质和不粉饰,部分地践行了这两个字。这里有陈丹青对北京奥运的独立点评,有崔健对娱乐行业的犀利批判,有易中天质问“他们清高的真假”,有陈佩斯哀叹“当今小品惨不忍睹”;这里有韩寒“真想调戏调戏他们”的肆意洒脱,有章子怡“从不妄想别人同情”的人情洞察,有李宇春“不愿被当成性别符号”的无奈心声,有王宝强“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朴拙感悟;这里有徐静蕾“没广告我才没面子”的肺腑之言,有高晓松“反对曾轶可的人都不如她”的狷狂之语,有高希希“新《三国》好比改革开放”的惊人之论,有马未都“中华民族没有记性”的经验之谈。……几乎每一个嘉宾,在这里都能袒露真心,而让大众见识到他们的性情一角,及这时代无比真实的横切一面。虽是娱乐频道出品,却立足娱乐,放眼社会,这正是《非常道》的价值所在。我们不提供肤浅的娱乐,而是保留有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而平实对待嘉宾,尊重嘉宾,展现人性,这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媒体的真正所为。“无差异,不凤凰”。《非常道》的存在,与凤凰卫视的坚守一脉相承。当年“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大行其道的时候,曾有不少人质疑凤凰的精英路线是否该修正,凤凰坚定地走了自己的道路,才造就了今天“千金不换”的气质和口碑。互联网内容该怎么做?答案是,没有定论,唯有探索。凤凰网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探索与徘徊。回归媒体属性,制作精英化的媒体内容,我庆幸我们没有成为web2.0的陪葬者,没有步他人的后尘。如今,凤凰网的特色门户之路已然“在路上”,资讯、历史、军事、读书、文化精品不断,气质卓然,财经、汽车、视频、时尚、娱乐等后来居上,你追我赶,共同形成今日凤凰网之中流砥柱。现在,凤凰网日均页视量接近2亿,已跨入中国五大门户行列。走自己的路,守住一方天地,便是非常之道。
内容概要
《犀利问道》,源于凤凰网著名访谈栏目《非常道》,精彩言论对决首次集结出版,大嘴开言,犀利交锋!
京城名嘴何东,对阵马未都、易中天、陈丹青、崔健、韩寒、海岩;无八卦,唯杂谈;无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唯把脉精神探寻文化;无伪装卖弄,唯坦诚逍遥。看如今时代文貌,窥时下文人风骨,问当前精神格局,道无尽锋言锐语?尽在《犀利问道》。我们调侃,我们抒发,我们犀利,我们婉转……这里面,有许多你想说而未曾说出的话……
作者简介
《非常道》主持人何东,纵横中国娱乐评论界多年,其大胆敢言屡让嘉宾敬服,其刁钻善问更让嘉宾在不知不觉间被套出肺腑真言,而其深厚的人生积累、绝妙的记者视角,总让嘉宾言而有兴,在交谈中屡出妙语。
凤凰网为凤凰卫视旗下一个集图文资讯、视频点播、专题报道、虚拟
书籍目录
马未都:能延续下去的都是大众文化
百家讲坛是个献丑的地方,当下的书大都是伪书
生理乐趣时有时无,文化的乐趣享受到人生最后一刻
博物馆必须进行国际化,中国人不会享受文化的乐趣
我们时代的文化太简陋,观复博物馆是文物界的希望小学
中华民族没有记性,我看透了文学界
城市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没文化,历史文献总是被篡改
易中天: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
“桃园三结义”不宜提倡,反对拍《三国演义》
培养读书在于童子功,兴趣比读懂重要
读书人最重要的是内心体验能力
蜀国是大公司,诸葛亮是优秀的总经理
骂我们上电视的人有一套混账逻辑
读书人最大的敬畏恐怕还是命
陈丹青:中国文艺是一部悲苦文艺史
我愿有保留地说:中国处于最好时代
我一直是行动派,可是不让我行动
“那时”的年轻人比今天独立
用抓体育的方式办教育,那有多好
中国的现实教育了我
不要进中文系,没大学教育一样出人才
崔 健:娱乐已变成一个集体行骗的行业
中国人早该有一种反叛的摇滚精神
我们的审美观与大众处于“公敌”状态
儒家文化是最典型的滋阴不补阳
中国年青人只剩“性”,我们同样处境尴尬
当下中国文化处于“大顺拐”状况
音乐就是你脱口而出的东西
韩 寒:中国人骨子里缺乏幽默感
我从来不遗憾没有上过大学
我还真是调戏调戏文化人
中国人活得紧张,一点都不谦虚
我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我跟上海人不一样,我是乡下人
我可以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榜样
海 岩: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很分裂的
这个时代真实与诚信缺失、过度商业化
本人最不相信爱情,但在作品中向往爱情
我从不读书看电影,我是有精神洁癖的人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者
枪手写不出感动人的小说
网络时代让我怀才不遇
章节摘录
马未都何东:我父亲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女孩也在办丧事,真漂亮,才14岁,我一问是得白血病去世的。后来别人问我说,去浮躁、去火,去哪儿?我说去八宝山啊,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了。马未都:尤其面对至亲(的离去)很有感触。我就是这个感觉,别空怀着这一肚子的学问最后就走了,加上我又能说,《百家讲坛》对于我来说有点取巧,省事了。这一套书出来50万字都不止。尤其是这种文章跟小说还不一样,(小说)写不过去的地方绕过去就行了;这个不行,你碰着问题了得硬碰硬地把这个事给解决了。现在的人愿意看这种社科类的书。最近我看各报的排行榜,往往是社科类的书排在文学类的前头,比文学类的书销量大得多。有时候文学榜的前几名连总榜的最末都上不去。总榜上都是社科类的,还有一些养生类的书也算社科类的。现在老百姓很实际,掏钱买书一定是觉得这个书有用,所以有很多就是养生的,自己给自己治病,《求医不如求己》这类书卖得很好。现在的书也确实有问题,大量的书我认为是伪书,是没有学问的学问书,只有学问的名,有的干脆是老内容新名。我就上过这个当,买了一本书回来一看,还是那本书,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名。我当时来不及看拿着就走了。 何东:《百家讲坛》上很多人一眼我就能看出是不是大学教授,你觉得你自己跟大学教授说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马未都:第一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框框,表述起来没有谁约束过我;第二是我应该算是有口才的人。我不否认这个事,不用过于虚伪地谦虚,我是一个极能说又愿意说的人,从小就那样,不怵人多。也不是人越多越兴奋,关键是能不能聊,越刺激越兴奋。我其实希望对手刺激,不太希望那种很平庸的问话。何东:你真正被广大的老百姓接受,还得从《百家讲坛》说起。你曾说,如果于丹算鸡汤的话,你就是方便面,有什么不一样?马未都:于丹讲《论语》正好是社会上很多人心灵需要慰藉(的时候)。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后十五、二十年社会变化太快,大部分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年轻的时候都处在一个长时期不变化的社会里,那时候问人家年龄就知道人家的收入,多大岁数挣多少钱,上下不会差十块,社会财富比较均衡,所以大家的看法都一致。今天就不可以了。现在大家不大适应这种高速运转,所以需要这种短暂的营养补贴,心灵鸡汤就是这样,喝一口很暖心,也顶一会儿用,大众需要这个。于丹讲《论语》大部分就是给我这种感受。我说我是方便面,是说特别实际,对于收藏者而言我是一袋干粮,管用的。我自认为我出的这几本书,对于每个收藏者来说都是必读书,不读就太可惜了,我要是当时入门的时候有这么一本书那就省大事了。这(书里的东西)都是我摸索出来的,明白人能听出方法来,一般人就听一个故事、听一乐也行,能听多少听多少,但是不可不听,也不可能白听,听了一定有用。只要你(听了之后)喜欢——别说喜欢收藏,我觉得喜欢文化——就够了。何东:你说不管多大学问,讲述上一定不要怕浅显,用浅显说复杂是一个本事。那你觉得这种学问需要什么来衡量?马未都:我觉得关键看要求。其实学术也应该是两极的,一极是象牙塔、尖端,那些事情只能在高端的人物中探讨,可能社会上就那么几个人(懂),甚至高到最后一加一等于二,就是陈景润一个人,别人都跟他探讨不了;另外一极就是大众。实际上我看过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准确来说就是在学术的幌子下的没有学术的学术著作,没有什么过多的内容,只不过写得佶屈聱牙,化装成著作。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学术上有好书,但是毕竟不是很多,所以才导致了现在学术著作抄来抄去。何东:你觉得学术性的东西通过电视大众化是好事吗?马未都:从民族文化的贯穿的角度我认为是好事,面越广对文化的滋生和绵延、延续越有好处。知道的人多,这个东西延续的可能性越大;知道的人越少(就越难延续),最后就消亡了。我们很多文化都消亡了、没有了,就是因为知道的人太少,不知道它也就不能去感受它。能够延续下来的都是大众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定都是大众的。只有少数人玩的那种学术,基本上不能延续。易中天 何东:有细心的观众说,看你在电视上讲“先秦诸子”,讲到郑袖用计让另一位得宠的妃子得罪楚怀王的时候,他们发现你加了动作,眼神里有了表演的因素。那么照你看,无论是去讲《百家讲坛》,还是去做电视节目、做主持人,要不要一点表演的因素? 易中天:看怎么理解这个“表演”。如果是为表演而表演那就是作秀了,那是不对的;但是讲到历史人物,或者是讲到一个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进入角色。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文学出身的人,看历史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人,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物,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因此我们要把他当时的想法或者做法,还有他的环境,尽可能地还原出来,让我们的观众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和理解。如果这个人物是我们可揣摩的,我们就揣摩;如果能够把他表现出来,就可以表现。这是不是叫表演?我(对此)没有什么成见。 何东:姜昆明确地讲了,明年(2010年)的春晚说相声的方式,要模仿易中天。 易中天:那不是笑话嘛。 何东:不、不、不。这十年在他们的相声里头,知识分子教授就没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样子,就是被拿来嘲弄的一拨人。那么现在他自己——说相声的人自己,说我要模仿易中天讲《三国》的那个方式,你认为这算不算文艺表达的一种进步,哪怕是一点点? 易中天:这个我可不敢乱评价。对于某一个事件是进步还是不进步,我没有资格说。 何东:你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吗? 易中天:感兴趣。我的历史知识主要是得自家里大人给讲故事,再读了一些书。实际上很多史书是很好读的,比如《史记》。 何东:但我爸爸从小逼我读《古代汉语》,那个很难看懂。 易中天: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别指望一次读懂它。拿过来觉得好看,你就看,半懂不懂就可以了。非得先把王力的《古代汉语》读懂了以后再去读,还要一次都读得清清楚楚绝对没有错误,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小孩看书,开始肯定都是囫囵吞枣,不可能让一个小孩一开始读书就达到钱钟书的水平嘛。他只能是半懂不懂的,不太清楚的就跳过去。我有一个年轻朋友,他也是从小就看《水浒》、《三国演义》,然后给小朋友讲故事。“晁盖”俩字不认识,他就念“摇晃”,讲那个宋江和“摇晃”。《水浒》里哪有摇晃?他不认识那两个字,他就这么混,也行。(对于名著,)你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你再回过头来看,肯定有新的体会,如果是做研究的,当然还要扎扎实实地做功夫,但一般读者又不是做研究的,就把那个“晁盖”叫成了“摇晃”又怎么着了?它出不了什么事儿嘛。 何东:我父亲是中华书局的,很小就让我们背《出师表》。易中天:童子功。何东:对,练童子功。然后让一本一本地读《古代汉语》,再给一本《古文观止》让背。多难背的东西啊,全背下来了。然后突然有一天翻《史记》的时候懂了。再看《离骚》,很多字不认识,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气派了。 易中天:对,我们读这些经典,不要求一定懂,有时候甚至就是一种感觉,感觉到古人是怎么说话的,有一个印象就够了。比如我上小学就接触到《论语》了,看得懂吗?看不懂的。只是有一个印象,“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傻乎乎地记住了。半个世纪以后再来做这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节目,重新读我还是有新的收获,才发现哪怕十年前、五年前我的理解都是不对的,所以不要指望一次达标。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个印象、一个概念、一种感觉,留在心里面够了。 何东:我娓娓听你讲《百家讲坛》,从没有觉得在上课,先是在听故事,那个道理是不知不觉地来的。那么当教师的人,要不教学生死读书,是不是最好也得有点内心的体验和实际的阅历呢? 易中天:看什么学科,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讲数学恐怕不一定要吧,自然科学方面需不需要我不清楚。但是人文学科,我觉得必须有阅历。但最重要的还不在于经历和阅历,而在于一种体验能力。 何东:内心体验能力。 易中天:对。这种体验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哪怕很年轻,阅历不多,但是他随时都在观察,随时都有感觉,他哪怕读一些小说都能获得体验,他能够和古人对话。否则要按照刚才这个逻辑,那是越老(的教师)就越能讲清楚了,但是也有人活一辈子恐怕也没活明白,他白过了,一路上的好风景他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照样推碾子拉磨,推了拉了一辈子,他的体验就是推碾子拉磨。但是有些人他哪怕就是这么一撇,他就有一个感觉,一个体验,这都是他的人生的财富。关键在这儿。 何东:做学问最难的就是“雅俗共赏”,我认为你讲的《百家讲坛》成功地兼顾了两者。翻一翻《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这是你写的,封底上有一句话:“真理从来就不是什么天花乱坠或者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应该是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能掌握的。”所以你讲课能雅俗共赏,是不是也基于上面这种观点? 易中天: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讲课的目的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让人家接受、听懂、明白,那么你首先得把问题弄清楚,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自己弄明白了,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以后,难道就不能够清清楚楚地把它说出去,让别人也明白? 因此,我对于那些故意把问题说得别人不懂的所谓学者,有一些“小人之心”的猜测,我说清楚是“小人之心”。一种可能是自己就不明白,那他当然也就说不明白;第二种可能,是故意让你不明白,你们都明白了那我卖什么去啊?我说清楚这个是“小人之心”,因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说不明白的东西,我不相信。 陈丹青《凤凰非常道》:其实你是学西方油画的,但你现在在临摹山水画了,包括之前创作的汶川地震那个作品,好像也是以山水画为主。这种转变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创作理念?陈丹青:我从来不追求原创性,我的艺术里没有任何创造,永远是在模仿、拷贝,就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就不关心创造,那会儿谁都在说我创新什么的,我听了很好笑。创什么新,我永远是在往回走,然后学别人。《凤凰非常道》:那你为什么会转到古典中国的山水画上来?陈丹青:这个也是西方给我的启示,这是一种再现,就是复制。这个画册全都是复制的,然后再现就是这个东西在我面前——你在我面前我把你画出来,书在我面前我把书画出来,这叫再现。我在追求再现和复制之间的一个很暧昧的关系。我们真的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不是一个绘画的时代,而是影像的时代。《凤凰非常道》:但是你的画作,像这个,还包括有一些名家比如说刘晓东他们的画作可能在国际上非常抢手,各大美术馆可能向你们发邀请,这可不可以认为是中国艺术家在世界上的一种成就,还是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水到渠成?陈丹青:可以说是吧。我想这一切背后最重要的是中国起来了,中国强大了、有钱了,你有钱别人就会注意你,然后有些事情就会发生。《凤凰非常道》:刚才说到年轻人,我特别想让你评价一下你的三位老乡:一个是姚明,一个是刘翔,还有一个是韩寒。这三位都是很有标志性的人物,而且都出生在上海,我想听听你对他们的看法。陈丹青:我很佩服他们,都是天之骄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出现在上海。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韩寒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我倒是想到现在上海只出体育明星,不出文艺的明星了,上海的文艺明星跟姚明他们比,那都太侏儒了。《凤凰非常道》:你觉得他们跟以前的年轻人有什么重大的区别?陈丹青:就比较自我了。你看刘翔披着国旗一步登上奖台,全世界都记住这个瞬间,以前运动员哪敢这样?都是规规矩矩的。然后韩寒也是这样,就是我行我素的,“我这么认为”,就这样。他不必再考虑那么多周围的反响,(不会因此)思前想后。《凤凰非常道》:你之前跟韩寒的一番对话,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后来你自己回去之后,把雨果这些给列出来了,大概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炒作。陈丹青:可是他们说是我在炒作。媒体在炒作,他说我在炒作;媒体很草率,但是他说我草率;媒体其实在放炮,他说我在放炮。我就像这样很平静地说,“巴金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说我炮轰这样子。《凤凰非常道》:你和韩寒这样的人,好像被作为一种异端存在。陈丹青:立刻被他们耍弄。他们有了耍弄的对象,他很有办法消解你,而且他也离不开你,因为你傻,愿意说真话。(他就说)“来来来,说两句话”,然后他就拿去炒。他也很可怜,因为这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虽然遍地材料,但是不能随便报道,所以他就要找像我们这样的傻子来来回回地炒。《凤凰非常道》:你身处在这样一个国家,有比较别扭的感觉吗?有时候有话说不出来,说出话来还被别人误解。陈丹青:是有啊,但是我不是很在乎,因为这就是现实,它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让我知道原来中国人是这样的,它在教育我。《凤凰非常道》:这是你的《退步集》,然后下面是什么?是“进步集”吗?陈丹青:名字可能更糟糕,我不会透露给你的。最快今年年底(2008年)会出来。因为乱七八糟的稿子凑得差不多,有个10万、20万就可以成本书了。《凤凰非常道》: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对待文字不够严肃?陈丹青:我其实非常严肃。我很多讲的都是反话,像《退步集》,你说我退步了,那我就出一本《退步集》,可是《退步集》里面每篇文章我都写得非常严肃,比我画画还要严肃。画画是我本业,我不当回事,画坏了就画坏了。但写作、访谈很多记者都惊讶说你怎么那么认真。(稿件)还要返回给我,标点符号什么的全部都改过,一个错字不能用,除非我自己不认得那个字。因为它是要发生社会影响力的。但是这个社会影响力现在也被媒体糟蹋了,就是乱搞,所以我可能真的得稍微约束一下。我可能会专门写一篇文章,就是讲讲我为什么离开清华,为什么慢慢离开媒体,因为媒体实在是太恶搞了,断章取义,然后给你涂个花脸,把你消费掉,把你弄得很可笑、很暴躁、很神经病的样子。《凤凰非常道》:他们会认为你通过他们会变得更出名。陈丹青:对啊,他们总是那个思路,一定是用那个思路来想你。他们说我的画卖得那么高价,就因为我这些年拼命炒作自己。可是我不能告诉他们,几个花最大的钱买我画的人,在进拍卖场面对我那幅画之前,从来不知道有个人叫陈丹青,他们不读书、不看报,我把书送给他们也根本不读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有什么,都是听别人说的,说你买这个人的画,将来会升值,然后第二年他们就拿去卖掉了。他们根本不是因为我炒作才知道我,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油画。当然有一些人很好,其实是很老实的商人,很多商人我接触过,觉得要比知识分子可爱。他看事情很简单,这件事情他就这么看。崔健何东:如果把古典音乐或者是交响乐那种经久不衰的经典音乐比做是贵族的话,那么摇滚乐——应该是从上世纪50年代出来的——可以算音乐里的社会新闻记者吗?崔健:有的人这样说过,说Hip-hop音乐就是美国的黑人的CNN。何东:那么既然它是音乐里的社会新闻记者,它应该有所披露,甚至有所批判……崔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够不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现实。我记得北京有一个很好的Hip-hop乐队,当时有一首歌叫《北京晚报》。现在也有一些乐队,比如说阴三儿,他们就唱北京的故事,那种真的是实时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像我们的音乐,没有那么直接,就像(打了)马赛克那样。我们是以年划分的,没有说真正地以天划分。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成为中国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新闻,我觉得我们的音乐里边没有完全具备,它更诗意一点、更抽象一点,没有那么写实,没有那么新闻化。何东:那就成了小品了?崔健:小品是咯吱人,Hip-hop音乐可不是咯吱人,而是踹人的,甚至可能是拿板砖拍人的。它不能真正地想咯吱人,不是想逗你笑的。何东:你这回演唱会里头有没有这种几年之后,你主观上赋予(音乐的)的一些东西?崔健:要是主观地去想的话,可能我自己内心里有;但是说到面对公众媒体的话,我没有。我觉得我清楚地表达自己,这就是我。要说想让观众去思考什么东西,可能有,在我的骨子里面、在我的作品里面能看到。这只是我平常思考的问题,我要把这些东西通过我的作品表现出来,但并不是说要强加于别人。但是你要说我不思考这些问题,那也是装,否则干嘛写出这些东西来?你唱《红旗下的蛋》,就说明你想这些事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去避而不谈。何东:我在你的音乐里从来没感觉到娱乐性。你的音乐始终给我一种压迫,压迫之后是自由,这两个感觉特别好。(你)之前那些歌,就像是咳嗽时候的糖浆,喝起来很舒服,但其实是一种遮蔽甚至是麻醉。你这一跳上来,唱《一无所有》,“哐”就给打开了另外一种东西。有了这种冲击和压迫之后,你感受到另外一种自由,我觉得这是当初这个东西出来的意义。有一种东西就在人心里头,一直延续到现在,你唱了二十年,那东西一直在。但是就没有人把它给再拉开。现在我骑一个电驴子(电瓶车),然后让人给我做了很大的音响,放了好多歌,现在全是崔健的歌,有《春节》、《混子》、《花房姑娘》,我听这个。我要讲的就是,你光说你的音乐有娱乐性,在我这儿没有。崔健:我觉得咱们的娱乐概念不太一样,或者我不应该说它是娱乐,因为娱乐性现在已经被人们商业化了。本身的娱乐——或者说是文艺——是很深层的,我能够感觉到你从我的音乐里边找到娱乐感了。这种娱乐不是那种低端的,实际上是(音乐)在娱乐你,让你(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享受,是深层的娱乐。何东:跟你同代的有些导演、文学家,都给过我(和你)同样的感觉,但是看着看着就没有了,现在他拼命地想娱乐我,但我一点也不娱乐。你给我那种压迫感、紧迫感,比如《太阳照常升起》里头你的表演,我觉得对我有压迫。(影片里面)除了黄秋生很幽默地把自己吊死,就是崔健(的表演让我震撼),其他人的表演都在我可设想的范围之内,我认为这种艺术就没有给我娱乐感。现在我也不买书了,因为(现在的书)没有给我任何压迫感,同时没有自由感,也就是没有娱乐感了。崔健:没错。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很有很强的喜新厌旧情绪,你期待着横扫你的灵魂的作品出现。何东:颠腾两下也行啊。崔健:实际上我们都在追求这种东西,追求一种颠覆,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但你得等待意外。我觉得实际上这是土壤和创造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土壤到底给创造者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有13亿人,我们的文艺创造的信息量有多大?美国2亿人,欧洲也2亿人,人家整个4亿人,可我们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初的所有娱乐全被他们给霸占了。你看看他们的音乐、电影、电视剧,都是。所以说我们在消费的是他们的娱乐。中国有一些人(对此)也是不服气的。但实际上我们的信息储存量都在那儿,但只是储存了而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当今的文化一直在跟五千年以前发生关系的国家,但我不认为它们发生的关系是一种商业化,我觉得它就只是一种能量储存。而且儒家文化是最典型的滋阴不补阳,所谓滋阴就是扩大阴空间,阳根本就没有释放出来,所以阳刚之气一直就没有一个突破口。所以我们当时的摇滚乐是踩了一点运气,中了一点小彩,把阳刚之气给释放了一点。这种东西,我认为它还是一种娱乐。但是这种娱乐已经有很多的副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商业(发展),商业环境的变化。买房子、买车、戴什么手表、穿什么服装,都这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周围的朋友成天谈这些,而且你要不谈这些,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或者甚至有点窒息感,你会发现你不认识这个社会。消费文化已经进来了,摇滚乐是消费文化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消费文化是中国最反对的文化,(古代)中国人反对消费,(认为)消费是丑恶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诋毁这种文化,但是消费文化推动中国发展,我们的生活都跟它有关系,没有消费就没有品质,没有品质就没有物质、没有商品流通,一系列的东西都在发生关系。这造成一些艺术家的方向丢失。他发现周围的社会都在变化,而别人在说他老——并不是说你怎么那么高不可攀,你只不过就是过时而已;你的想法挺可爱,挺值得人尊重,但跟我们不在一块,我就不听你,不理你,你的信息就不能跟人交融。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一个艺术家自身的创作原则动摇。所以他们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先打开商业之门,之后再融入思想之货,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摇滚乐干脆上来就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商业的活动,这就是娱乐性,它包含一些非常简单的娱乐,你听了它就想动、就想跳舞,完了我再跟你说严肃的东西。它不像诗歌一样弄得你特深沉,到最后灵魂不断地膨胀、肉体不断地萎缩,让你变得与世隔绝,最后崩溃、自杀。有很多这样的人,厌世、厌消费,然后从中、西的传统里边对号入座,进入某一个伟人塑造出来的精神模式,于是与现今世界发生敌对关系,甚至隔绝,或是进入一种东方的神秘的思想归宿,进山、出家,一系列都是这样。中国的哲学好像也是要在远离人烟的地方,才能够真正地体现出它的灵魂的自由。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不可能给别人什么,因为我自己还没想清楚呢,我只能告诉你我在想什么。韩寒何东:你好像说过,中国人玩赛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不涉及身体对抗,这是不是说你认为咱们的运动员一沾身体对抗的运动就会玩完?韩寒:其实也不一定。中国的运动挺奇怪的,我们的运动老说是国家培养了你,包括刘翔、姚明他们那些,好像很多媒体报道说他们每年挣多少钱,很多人心里面都会不舒服,说这是国家培养了你。其实运动是特别讲究天赋的,而且真的,这种所谓的国家培养并不像你想象当中那样,国家培养他们花了几千万,其实这都是扯淡。当然中国人做单人的运动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不觉得中国人在运动方面比起别的人种、别的肤色或者别的国家有什么特别的擅长,可能我们中国人做不做得好这个运动,只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且我们人口那么多,13亿人当中选出几个干得好的,还不行吗?所以我觉得其实都一样的,对运动来说都差不多。何东:你感觉它对一个人的心理承受力有没有要求?韩寒:肯定会有影响。我就经常是锻炼自己的心态,可以通过赛车锻炼自己写东西的心态。赛车对心态的要求特别高,不能特别激动,而我觉得很多人写东西的时候就特别激动,这本身就不好。然后我也经常看看自己博客里的留言,看了以后也可以相对地增强一点心理承受能力,在赛车上面也会用得着,所以我现在的心理承受能力特别特别好。何东:这个是练出来的还是天赋?韩寒:肯定是练出来的。我17岁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骂我,我一路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很多不理解的声音骂出来来的,就一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无所谓。很多人在博客上面骂我,或者想激怒我,有一些人很明显地在那里大篇大篇地写文章,其实就希望我回骂。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想骂你就骂你,所以他们那些人完全不了解我。而且其实我真的没骂过人。我回想了一下,似乎真的没有骂过人,因为我们中国是讲究——写文章我们讲究假大空,然后用假大空去弘扬真善美,所以我们的文章都是很阳光的,甚至阳过了。那我们看到一些文章可能发出不同声音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这是在骂一些东西,他们可能只会用“骂”这个词来说事,不会说你是在批评这个事。哪怕我说我们中国的社会福利太低了,我觉得按照我们交的税,我们应该享受更多的福利,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是在骂人。我不知道我这是在骂谁呢?他们觉得只要说出不向上的、不积极的(就是在骂),那其实他是积极的、向上的,只是那些人非得看见这样或者这样,他们才觉得这是向上的或不向上的,所以你没法跟他们说什么。我还真从来没有进行过人身攻击,或者怎么样去骂一个人。我是真没骂过人,相反我是经常挨骂的。不过我无所谓,我从小就是被骂大的,就像厦门大学的学生从小就是被吓大的。何东:有的东西还是练出来的,但你也说有的人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有的人不好好学习还是天天向上,这就是一种文字的东西,好像不是练出来的。韩寒:其实跟你从小看的是什么书有关系,因为我从小就比较不能接受教科书上的文字,我喜欢看的作者、作家,或者我喜欢看的书,文字肯定要特别能够吸引我。我觉得所谓的文学,很多人都把所谓的思想价值摆在第一位,其实有什么思想价值在那儿谈论就得了,现在哪怕网络上的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挺有思想价值的,不能说你非得在那儿写人名、非得小说里面杀了好多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去杀了好多人,这个东西才有很多的思想价值。所以我并不这么想,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它的思想价值,所以它们都是平等的,我就更加看重小说文字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情绪和文字美的一种东西,就像看电影一样,我可能会更看重电影给你带来的心理上色调感和电影的摄影与表达,而不是这个电影要告诉你什么大道理,我不喜欢看《无极》就是这个原因。何东:你说赛车是安静安全的,爱情也应该是安静安全的,后面这句话你能讲一讲吗?韩寒:那是很简单的,每个男的都希望这样,很多男的其实都不希望有人给你戴绿帽子,那就是安全的;至于安静的——很多男的都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比较安静。当然这只是一种很自私的想法,听着比较好听一点,其实是这么一回事。何东:据说你一度也听信了别人的迷信,赛车的时候穿了红色的短裤,结果回来发现褪了色,那你回去一看,不觉得自己是猴屁股吗?韩寒:我看不到屁股的后面,我只能看到前面,那褪了色就不好了。当时说比赛的时候,本命年就得穿红色的内裤,前两次我运气不大好,所以我还真换了一次穿。别人告诉我这么做,我不一定会觉得他们说的都是胡说,我是会想一想、试一试的。结果完全不靠谱,这才退出比赛了。当时最后一个赛段,我跑在第一,结果在离终点还有几公里的时候撞车了。所以告诉大家,我觉得穿红内裤不靠谱。何东:《成都商报》一个记者问过你,在博客上有没有觉得旗鼓相当的骂战,你说没有,对手都文笔太差,表达得也不好。你说:“这个讲究快、准、狠,读者哪能容你从历史和‘子曰’开始讲起,有些人还以为自己是在当教授讲课呢。”这句话我比较欣赏。韩寒:其实是这样,写文章的论战是自古以来一直就有的,但以前最早的时候隔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一年多你的观点才能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后来有了杂志以后,比较有名的写文章的论战他们都会有,因为杂志是几星期或者一个月(一期)的,可能我先写一个月的文章然后发了,发了以后那一个月就盼着对方,看看对方有什么反应,然后对方有了一点反应再写过来,然后我再一个月一篇,也不知道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以前包括鲁迅、梁实秋他们都是这样的,很长时间的论战。我以前也拿这个说过事,很多网友都在那儿说,韩寒你竟然自比鲁迅,我觉得我只是这么说而已,因为我说鲁迅跟梁实秋的论战,那些网友会知道,如果我说别人恐怕你们都不知道,我只是这个意思而已。所以我就在那儿说,当时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现在不是这样,只要论战超过一个星期,很多网友都会很烦,想问有没有新鲜的。时代不一样了,大家都没有那个耐心,所以你必须得比较简单扼要地把你想表达的、能让人记住的都说清楚了,就可以了。何东:你写博客有没有打电子游戏的感觉?韩寒:其实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你必须得有东西写,没东西写的时候挺无聊的,我不喜欢写我今天出门吃饭,然后怎么怎么样,看到什么什么,就没有任何感触的一些东西,只是介绍自己一天的生活,我并不喜欢这个。反而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不需要别人知道的,但我的观点有的时候,哪怕你们觉得是错的或对的,至少我得说出来。但是你不能很乏味地在那儿说,中国很多人就会很乏味地在那儿阐述一个很正确的观点,我也觉得我看不下去。何东: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现在看了韩寒的博客公告以后,有一些挣钱的事,就是研讨会、发布会,全不去了,最要命的就是他们会给你一点钱,然后给你特别真实的废话,咱们打一两个电话或在这儿耍贫嘴都比那有意思。但是上次徐静蕾就在你这个位置上,她说何老师,你和大家对韩寒都有一个误会,韩寒没有想干什么,他做博客好多事都是为了好玩。韩寒:反正我的确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玩的,有一些人平时挺道貌岸然,但是用笔写东西的时候,各种嘴脸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何东:我觉得你写博客时的那种幽默感还不是一个完全心态放松的表现。我跟很多人聊过,我们也都心态放松,但是一看到韩寒的文字就感觉搁在这儿(指喉咙处)的话被别人说出来了,这也是很让人沮丧的,然后就觉得韩寒的幽默感咱们没法比。但是你博客里那种很简洁的幽默,一下子就把文化人的嘴脸给弄出来了。韩寒:首先我们中国有的写文章的人是没有幽默感的,包括搞电影的,包括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电影里面最缺少的就是幽默感和一种自嘲,可能你自嘲不一定能表现出来,但是就没有那种幽默和聪明的灵光乍现的地方,你感受不到。我其实也不是那么一个幽默的人,我只是觉得我很怕人家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我只是想不让大家觉得那么乏味而已。很多时候都是在那儿故作幽默,但是因为这么多年了,所以故作幽默也还比较自然,其实真的只是想把文章写得更加让人能够读下去而已,要不然就成作文、成议论文了,我觉得。何东:你说对一些那种特别拉不下脸的伪文人是需要刻薄一点的文字,那么你的感觉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算特别拉不下脸的伪文人?韩寒:这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不是,我倒能说出几个来;你觉得不是的话,我就觉得太多了。反正我们国内写东西的氛围,让我觉得大家都挺不是——我觉得首先一个写东西的人,肯定必须得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我感觉到大家在那里都是挺拿着的、挺放不下来的、挺不自然的,感觉很多中国的作家都挺不自然。何东:我有一天问了一个不是文字界的人,就是他跟这一行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说你跟我说一说为什么韩寒的博客特别逗,然后还说一些我的记者朋友也开了博客,气也气得要死,点击量上不去,而且文字确实不能看,就像你说的是故作的东西。后来他给我打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些人坐在那儿写的时候,他觉得前面全是人民,然后跟检阅部队一样的。韩寒:其实我以前也是跟他们一样的,我也觉得跟检阅的部队一样,感觉周围看的全是人民。但是我通过对人民心态的揣测,我觉得人们虽然希望看到很整齐的阅兵,但如果他们看到有士兵摔一跤,可能就觉得更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扮演摔一跤的角色,这才有意思。如果每次都很整齐地走过去,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的心态都是差不多的。海岩 何东:你的小说还有电视剧给我一种感觉:海岩对于读者摧毁性的感伤没法复制。一般看你的电视剧,我得用心理支撑来欣赏。凤凰新媒体的一个孩子就说有一种密码性的东西是不可复制的,你也一样。我确实看到过有抄袭小说的,但是你的作品有很多是不可复制的。海岩:对,有很多人过去也说——也有媒体说过——看海容易下海难。确实有很多出版社跟我说,他们想打造中国当代的畅销书作家,方式就是模仿海岩小说,也可以归类为类型小说,就像美国的好莱坞一样。开始我不太接受类型小说或者类型片、类型剧这样一个对我的总结概括,现在我也慢慢地接受了。美国的好莱坞有很多很动人的东西。你不能说《拯救大兵瑞恩》完全不动人,甚至你很难说《泰坦尼克》不动人,《泰坦尼克号》感动了好几亿人,他们都不是人吗?你可以说它们是俗不可耐的东西,但它是现在创造了全球观看次数最多纪录的电影,你不能说几亿人都不是人。这个我觉得它也是类型片。类型片其实是最难的,我一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应该是类型文化,就像好莱坞、NBA,它是类型的,不是每天又发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一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模式,但是每一个作品装进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情节背景。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类型化的作家,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的路数家喻户晓,我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要和我自己挑战,都要拿出新的东西来。他们说你看这个和那个有一点儿像,比如《阳光像花儿一样绽放》,说是不是和《永不瞑目》有一点相像,我说那当然,都是从一个框子里面出来的。金圣叹就说完全一样的东西,要让我们去“观其不同也”,故意给你搞不一样的东西。美国的《哈利•波特》都是这帮人,之所以它有巨大的商业成功——你不能说群众都是傻子——它还是要有巨大的不同,还是要有极其新鲜的东西。所以类型化的作家是最难的,美国的好莱坞也可以说是一个编辑群体,一个作品有很多编剧投入进来,有专门弄笑料的、专门弄抒情的、专门弄紧张情节的、专门弄悬念的,都是高手。我是一个人来做,我能够做到。当前中国文学界的原创力公认的极其低下,连几亿元投资的片子都是扒名著,而我作为一个类型片的作家我都不重复,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感动,那么大家又想不通了!你说你是熬夜,你说你聪明,这个都不相信,因为是正面的,大众不相信;你说你有枪手,OK,终于找到了一个让大家心理平衡的解释:你有枪手。那谁让你有那么多团队?咱们比不了,你拿钱打把咱们都砸晕了,那咱们单位纪委就问我,你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何东:你认为现在的人宁可去相信负面的东西,也不相信正面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海岩:因为世界上假的东西太多了,很多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都可能有内幕,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不容易相信很正面的东西。最近也有一些报纸在负面地说,用网上的一些意见来负面地评价现在播的我那个剧。我就说我得罪你们了吗?他说没有啊,我们帮你反炒,因为正面说没有人相信,负面说人家才有兴趣看。我说你们可以说好也可以不说,但别说负面的,我心理素质差,也不乐意出名,就是别让我听见批评我的话,我烦。我又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作家,一定要正面地吸取什么。比如说他们说了一个意见,说海岩弄得太假了,有钱人在电视里还表现为吃燕窝和鲍鱼,现在人家都不吃燕窝、鲍鱼了,人家有钱人现在都吃青菜了。我说这个当然也可以,确实有很多有钱人不吃这个,但是有的有钱人还是吃,要不然我们饭店里的燕窝、鲍鱼谁吃?现在网络时代都允许大家批评,你也阻挠不了大家批评,(怎么说)都可以,我也不去回应。但是有些批评确实能说服我,我特别激动、特别感动,而有些评论确实不能说服我。比如有人说,他们家都这么有钱了,他还给公安干事,(这太假,)那我就说,只有穷人才给公安干事吗?那我说将来发生战争了,有钱的人不能去参战,只有穷人才能为祖国效力吗?我说你主流媒体觉得这个不靠谱,但是不能说我写了一个有钱的人为祖国效力就是我有毛病。我们的主流媒体、我们的国家意识还是要说,我们理想的东西还是要说。在韩国,像元彬、宋承宪他们,在他们最年轻最旺盛的时候要去服兵役;很多外国包括女王的孩子、总统的孩子都是要服兵役的,而阿里因为没有服兵役受了多少年攻击?在那样一些国家都强调青年人对祖国、对公众利益的义务,我们现在为了公众利益把所有的都抛开就成了傻子了?我觉得网络上可以这样说,但是主流媒体似乎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人吧?而且刘川也是不乐意去的,是一步一步、没办法了才去,我也写了他困惑的过程,但他最后还是一个英雄,你也要赞美,你不能说为国效力的都是傻子。所以我说这个不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跟真实没有关系;是你不认同这个行为,你不认同它的真实,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只能让我知道现在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很分裂了,已经背离了传统价值观。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小我大公,国家、民族是第一位的。电视剧里面的刑警劝刘川,刘川不乐意去,刑警就说了,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咱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刘川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空洞的大道理。刘川当然也听不进去。但是你不能说谁说这个道理谁是傻子,“凭什么,国家跟我有什么关?”——这话主流媒体不能说吧!他们就说你这个书不如《永不瞑目》,我说《永不瞑目》当时播出以后,骂声比这个大得多。过去《红楼梦》播出的时候(也饱受批评),现在也是不可颠覆。当时《中国青年报》还搞了一个讨论,第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叫我看了很吃惊。它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去牺牲一个青年的生命,到底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它认为是不道德的,认为不论你用什么样光鲜亮丽的目的,都不能去伤害个人的生命安全。很多报纸也找了老公安和一些专家,说海岩侵犯了肖童的安全权、健康权、知情权,是不道德的。第二篇文章说你说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东方的传统就是小我大公,他们的军校是士兵的生命最宝贵,而我们不是这样的。第三篇文章说了,问题在于他不是为了国家,他为一个女人,他爱那个女人。他是普罗米修斯吗?他不是,他最多是少年维特,没什么好歌颂的。第四篇文章说,在一个功利化的、一切都是交易的社会里,突然发生了一段美丽的、非常纯粹的爱情,难道不代表人性的美好,怎么不能歌颂呢?你看,所有的文章已经离开了《永不瞑目》这个作品,在讨论我们社会的价值观问题。是国家利益有价值、人的生命有价值,还是美好的爱情有价值?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歌颂、值得我们向往的?所以海岩的作品之所以引发讨论,包括像现在的《阳光像花儿一样绽放》之所以引发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故事体现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让观众或者有共鸣,或者有愤怒,这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很分裂的。何东:你的东西,品牌的价值要比你的高产值得多,比如你给他几个字,他就敢给你钱,就是你说的信用(很好)。这也是咱们现在电影、电视剧包括小说最缺的东西。那么媒体就开始弄什么海岩生物链、海岩现象、海岩星工厂,但你对这个东西的兴趣不是特别大?你说其实你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创作,只不过是把感动过的事拿出来与人分享,那么现在还有什么事能感动你?《便衣警察》里面的生活现在还能感动你吗?海岩:我觉得时代变了,《便衣警察》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国家的命运、政治的风云,对于我们很多家庭都是有影响的;邓小平上来了,老干部、很多家庭就如见天日了,从地狱上了天堂。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这个时代里我觉得比较感动我的是真实诚信以及金钱的魔力,这个社会虚假的东西太多了,过度地商业化,这是我最近这两年比较有感触的东西。何东:前些日子我看到一个对胡亚捷的采访,一看马上梦一般的感觉就起来了,对他就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胡亚捷很好地表现了那种执著跟纯朴,这种东西现在还能感动你吗?海岩:作为一种怀旧的东西能感动我,但现在我不会写这种东西了,因为它离当前的社会生活比较远了。何东:你怎样界定唯美、浪漫的或是写实的电视剧?海岩:我不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不太研究什么是唯美、什么是浪漫、什么是写实。我自己喜欢把一些在现实中很难见到的纯粹的爱情,就是完全没有交易性质的爱情——这个是很美的——把它写到很夸张的程度。大家可能觉得不真实,但是我会把这个爱情,比如安心的爱情、罗晶晶的爱情、《舞者》里面这一对跳舞的男孩女孩的爱情,放到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环境当中去,这和琼瑶是不一样的。琼瑶的环境是不真实的,但《玉观音》的环境、《拿什么拯救你》的环境、《舞者》的环境是非常真实、非常现实、非常严酷的,那样的爱情是不容于这样的社会的,我会做处理。
编辑推荐
《犀利问道》编辑推荐:《凤凰非常道》著名主持人何东犀利问道,道可道,道当道,道未道。马未都、易中天、陈丹青、崔健、韩寒、海岩六人行纵横锋言锐语!把脉国人精神生活!
图书封面
图书标签Tags
无
评论、评分、阅读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