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张鸣 页数: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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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涉及范围广泛,从古到今,从文化界到官场,描述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嬉笑怒骂淋漓尽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深具学术功底的随笔和杂文。 全书按体例共分为五部分。“古今”部分剖析国人对男女情事的心理、批判清末民初的腐败统治、悲慨古今民告官的悲惨下场。“公器”部分认为,权力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官员个人的财产,不可私相授受,揭露官场的症结、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乡村”部分关注乡村的权力结构、乡村的变化、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工会如何援助农民工。“风气”部分批判社会上的冷漠风气、不正常的师生关系、现在读者的不正常阅读、社会机构的衙门化、文化界的造假。“世相”部分深刻揭示出当今社会的阶层已经出现固定化的趋势,个人机会的公平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尊重消费者权利、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以及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
书籍目录
古今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不可不读的檄文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穷京官混世之法 鬼界的官僚体系 乡绅与精英 古代的钓鱼执法 监察与分肥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古今民告官公器 问责制之忧 过年送礼的商机与仕运 王赫斯怒,狗掉魂 官礼假货市场 单位伦理的禁忌 有人示威请愿,社会才正常 阎王生病小鬼吃药 风水建筑与风水政务 民间信贷的出事 马崽负责制 教育行政与教育监督 中国的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 挖坑的只管挖,埋土的只管埋 学历达标的运动式疯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又见万民伞 助理是个啥官? 制约的成本大于勾结 借钱办热闹 推诿的境界 喜欢作诗的皇帝 巴结不巴结 上有所好 拔刀相向 术士迷信 官大书法自然秀 从护官符到特权车一览表 借来的车 问责与起复 国学与干部考核 送礼买太平乡村 包头一些村庄的等级制 新生代农民工 “受活”还是“活受”? 返城才是大问题 工会援助农民工,组织在哪里?风气 当冷漠成为习惯 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代价 贵族与农民 鸡同鸭讲的庸俗哲学 教授和校长是什么关系 课堂上的戾气 打死韩寒,作协也散不了 “秦火”之余的阅读 如何破解东方家族政治的宿命? 听话的专家 民俗姓民还是姓官 甜美艳俗 追求真相的冲动 如厕与考试 天使原来是密探 何处不衙门 他们为什么喜欢某大师? 假大师世相 罗炼 扬州瘦马与阔太选拔 不姓公的公厕 卑劣中的卑劣 假如我是真的 富二代的接班问题 添加剂的信息不对称 好车的麻烦 城管秘笈的联想 一票难求 健忘 画圈为牢 最牛女生的背影
章节摘录
古 今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既屋,两对才子佳人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方域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号)。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文坛领袖),侯方域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后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只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36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女子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而在戏剧、小说中,他们的形象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则她可以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能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继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至于致仕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死后他的文集遭到查禁(乾隆朝)。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排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把戏。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操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足以跟《讨曹操檄》和《讨武曌檄》鼎足而三。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中日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澂之手(很大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当时,北洋水师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澂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纵之法。 当然,吴大澂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三战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立起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这年头,新闻老有刺激人的东西,即使央视的新闻也如此。有一天,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厅厅长说,他们省有些地方有段时间治安恶化,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 我相信,厅长的话,说的只是河南省个别地方,而且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警察是干什么的呢?三岁孩子都知道,抓坏人、维持治安的。一个地方治安坏到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地方政府近乎失控,已经由别的什么势力来控制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有过。比如晚清东北好多地方,政府管不了,就由地方上的胡子来管,每支队伍管一片,对外不叫胡子,叫保护队,这片的老百姓,不给政府交粮纳税,却给保护队交保护费,我们赫赫有名的张作霖张大帅,就是干保护队出身的;河南也有这样的事,民国时期豫西有个别廷芳,占了好几个县的地盘,说是要自治,这些地方政府管不了,全由他来管,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但如果安分过日子,的确也加以保护。民国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洪帮,四川的袍哥,陕西的哥老会,上海的青帮,都干过跟政府分庭抗礼“保护”一方的事情,这些帮会,就是二政府。 凡是正统的政府治理失效,秩序失控,就会有黑社会的势力出来代为维持秩序,维持一种黑社会的秩序,一种规矩和规则都跟正常社会不一样的秩序,老百姓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接受这种秩序。 晚清和民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战乱和分裂。国家整体秩序混乱,地方政府腐败无能,只知道刮地皮,却无法维持哪怕起码的治安与秩序,甚至只会扰害百姓,这种时候,一般就会由黑社会出头,用非常手段,建立非常秩序,在混乱无序与黑社会秩序之间,老百姓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带来的损害多少要小一点,于是,这种替代政府的二政府现象就出现了。一般来讲,这种替代往往处于地下状态,只有在政府特别失人心,或者黑社会势力特别强大的情况下,黑社会才会在市面上招摇,而维持秩序的警察,才会不敢穿制服上街,因为穿制服上街,既讨黑社会的嫌,也招老百姓的骂。 其实,在二政府统治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由于政府失效,老百姓在有冤难伸而且特别想伸的时候,也会求助黑社会,而且凡是出现二政府的地方,根据黑社会中人的品性,有时候也会主持一点公道,但是总体来说,那种秩序绝非正常的秩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来维持的,就像当年的别廷芳一样,他的话就是法律,说杀人就杀人,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服从二政府的治理,只是由于不得已。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 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超过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殁,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第三种来钱的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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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的着重点是在于对中国政治体制与官僚制度的观察、分析、评论,涉及体制的思考与现时官场风气,历史的问题在现实沿袭,现实问题在历史中有根源;并非高头讲章,从细节着笔,文风犀利,通俗可读,有知识性,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作者特有的黑色幽默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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