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在活动中生成先秦诗学新论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作者：范卫平  页数：425  

内容概要

　　《文体在活动中生成：先秦诗学新论》是一部勇于提出独立见解，创新性很强的著作。《文体在活动中生成：先秦诗学新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提出了“歌体文学”、“乐体文学”和“诗体文学”的概念和“文体在活动中生成”的命题；中篇从乐体文学的视角对《诗》《骚》进行了个案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下篇对“音声相和”的乐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命题涉及先秦文学发展中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澄清了此前人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　　《文体在活动中生成：先秦诗学新论》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关于“乐体文学”、“歌体文学”和“诗体文学”的区分，这也是卫平在访学期间就多次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按照卫平的看法，乐体文学产生于人类的礼乐文化活动，《诗经》和《楚辞》是其代表，它们“是为着敬天礼地、祭祖祀神、记述历史、彰显功德、凝聚族群、倡明伦理、教化人众、传承文化、显扬文明、沟通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承担着构建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具有政治化、宗教化、道德化、伦理化、神圣化、仪式化的特点，其文本形态是相对定型的经典”。

作者简介

　　范卫平，男，1963年生，甘肃省卓尼县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副教授，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甘肃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楚辞体”文体特性研究》等省、厅级科研项目三项。1995年获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甘肃省优秀教师园丁奖”，2001年获甘肃省教育厅颁发的“甘肃省第八届离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书籍目录

上篇 文体在活动中生成一、歌体文学·乐体文学·诗体文学1．一种需要反思的诗学观2．三种活动、三种文化、三种文学3．关于歌体文学4．关于乐体文学5．关于诗体文学二、“诗言志”原解三、声·音·乐——先秦诗学研究需要辨析的重要概念1．关于“声”2．关于“音”3．关于“乐”4．结语四、“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述评——兼论诗体文学的自觉中篇 乐体文学视角中的诗骚研究一、《诗经·芣苢》论释——禹夏族的图腾祭祀乐1．《诗》家释《芣苢》之误2．“芣苢，似木，实似李，食之宜子”，即薏苡3．薏苡：禹夏族的图腾4．薏苡是禹夏族遭受洪水之灾时得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5．有关禹夏族“吞”薏苡而“生”的文化信息6．《芣苢》：禹夏族的图腾祭祀乐二、从忠臣到爱国诗人——历代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1．司马迁评屈论骚的方法论失误2．“狂狷之士”和“忠贞之臣”：班固、王逸眼中的屈原3．“千古第一忠臣”4．五四以来的“非屈”和“颂屈”5．总结失误并非否定屈骚三、楚辞产生的文化生态-论楚文化结构及其特性1．物态文化层：采集、渔猎等原始经济成分仍占很大比重2．制度文化层：社会形态、政体结构、官职制度、组织原则等保存着较多的氏族社会性质3．行为文化层：尚鬼、崇巫、淫祀、好卜4．心态文化层：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国民品性、思维方式等都显示出氏族神巫文化的特点四、屈原：楚民族“宗教-道德-文化”的精神领袖——屈氏所守莫敖、三闾大夫为神职官员说1．屈氏世守莫敖之职2．莫敖为神职官员3．三闾大夫屈原也为神职官员4．屈原：楚民族“宗教-道德-文化”的精神领袖五、楚辞文体渊源诸说质疑1．楚辞文体渊源的几种观点2．《诗经》不可能是楚辞的活水源头3．楚辞也不是由楚民歌发展而来4．楚辞也不是汲取散文笔法创造出来的5．楚辞也非屈原自创的文体6．楚辞也不是屈原抒情言志的个体抒情诗7．小结六、“楚辞体”文体特性研究述要——以1995-2004年论文为例1．从《诗》《骚》异同比较中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2．从汉代人对楚辞的接受和认识中看楚辞的文体特性3．从楚辞的语体特点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4．从楚辞的“体性”特征看“楚辞体”的文体特性5．小结七、论楚辞的“乐体文学”特性1．“兮”字句：楚辞“乐体文学”特性的重要标志2．“歌节”：楚辞曲式构成的最小单位3．“乱”、“少歌”、“倡”：楚辞乐章结构的音乐处理手法八、太阳之礼赞宗神之祭歌——南楚神巫文化系统中的《离骚》1．楚辞是祀神乐曲2．《离骚》：楚王族祭祀其“始祖-太阳神”的祀神乐典3．《离骚》的主旨是极力倡导太阳神精神4．死的沉思生的执著——《离骚》的死亡意识、生命意识5．从彭成求中正——《离骚》祭仪的深层结构附1 《离骚》首十二句新解附2 《离骚》的结构及大意——从楚王族祭祀其“始祖-太阳神”乐的视角九、从藏族

章节摘录

　　其实，就中国文学发展史看，诗体文学作品与“乐”分离，是在建安时期。建安时期，诗体文学有两大转变：一是由此前的“群体诗学”转向“个体诗学”，出现了后世所谓的“诗人”；二是诗体文学从乐体文学中脱胎而出，逐渐脱离“乐”的束缚，成为文人手上用以抒情言志的文体形式。曹操、蔡琰、曹丕、“七子”的诗都还是入乐的，曹植的诗也还深受乐府的影响，但开始摆脱“乐”而成为文字的文学了。阮籍、陆机之后，诗体才真正“无诏伶人”。刘勰说：“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曹植、阮籍之后，诗体文学才摆脱了“乐”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文体。　　尽管如此，中国诗歌的“乐性”特点并没有被抛弃，相反，通察中国诗歌发展史，诗体文学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借助音乐为自己宏廓声势，打开局面，壮大队伍。诗、词、曲莫不如是。因此，忽视或否定楚辞的“乐体”特性，其实是将楚辞划入了“乖体”之中。　　在诗体文学未自觉的魏晋之前，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乐”，是祀神、娱神、降神之具。“乐”即祀神乐。可是，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怀疑甚至否定，特别是在楚辞研究之中。　　但就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个漫长的神巫文化时期，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灵巫崇拜、祖先崇拜等构成了神巫文化的核心内容，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都有着后世难以理解的神巫文化色彩。这，已被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心理学和思维史研究所证实。人类早期艺术形态之一的“乐”，就是诞生在神巫文化这片沃土上的奇葩，它同时也是构成神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在追溯文学艺术起源问题时，往往将其归之于原始宗教，这虽不够全面，但很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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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诗学活动原本就是乐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乐事活动和乐体文学的视角研究先秦诗学，能获得新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诗经》、楚辞源自歌谣，楚辞由《诗经》发展而来。这是一种基于朴素民本思想和自然时间观念的进化论诗学观。事实上，一部文学史无法将《诗经》、楚辞编排出一个有机联系的历史演进序列，歌谣、《诗》《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态和文化活动中生成，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形成了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