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

出版时间：2013-6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江子  
Tag标签：无  

前言

无法到达终点的返乡之路（代序）城市化的整体推进已经不可逆转。乡村的颓败已经成了必然。那个滋养了中国诗意、培养了中国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安详、诗意的乡村已经不再，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让人茫然失措的后乡村时代：农民纷纷离乡去了城市，大量村庄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教育和医疗等设施日益衰败，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遭到遗弃，传统乡土秩序基本瓦解，乡土文明逐渐丧失了世袭的价值眼看就将消逝殆尽。一方面进城的农民因户籍等问题无法真正进入城市，一方面资本正徘徊在乡村门外随时准备甚至已经侵入乡村；一方面中国每一天都有数十个乡村消失，一方面因征地补偿等问题造成的乡村群体性问题日渐增多……真正的乡村日益凋敝，而在城里，以富有乡村特色的名称命名或模拟乡村风景建成的小区比比皆是，乡村元素正成为城市房地产商售楼的噱头，郊游农家乐与农家菜大行其道，水碓、水磨、斗笠等农具等被移植到各种景区，成为景区意味深长的雕塑……“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发出的召唤。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厌倦了官场，回到了乡村，采菊东篱下，开荒南野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的华丽转身，成为中国诗歌史最为动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之一。时至今日，他的召唤依然有效。田园将芜的命运，让每一个乡村后裔，每一个自认为与乡村存在文化上的母子关系的人都感到揪心。如此三千年未有之乡村剧变必须有人记录。中国散文传统的一脉，是史官带有使命意识的庄重书写。那就让我做我的故乡的史官。——同时也是做当下乡村中国的史官。必须有人记录下这一切，以唤起更多的人回望故乡，回望乡村，唤起更多的人对乡村精神失落的深度关注。早年爱诗写诗至今依然嗜诗如命的我，一直恪守诗人的道德和使命。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以对乡村的真情书写走在还乡的道路上。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保存了中国南方乡村民间文化记忆的散文读本，也是一部讲述城市化进程下的中国大陆乡村现实命运的纪事文集。
作者江子先生是乡村后裔，他凭借描绘江西赣江边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的地理经纬、历史记忆、身体疼痛和现实境遇，表达了他对五千年乡土中国的眺望和思考。
当乡村被逼到坍塌边缘，中国精神昔日赖以维系的乡土已瓦解时，我们的家园是否有重建的可能？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乡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这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同时也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乡村读本。

作者简介

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习诗多年，写散文20年。有近百万字在《人民文学》、《散文》、《天涯》、《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读者》等报刊发表。入选散文选本数十种。出版散文集《在谶语中练习击球》、《入世者手记》、《回到乡村中国——大变局下的乡村纪事》等。曾获第五届老舍散文奖，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二、第五届江西谷雨文学奖等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级研讨班学员。现居南昌，在江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兼任某文学刊物主编。

书籍目录

无法到达终点的返乡之路（代序）告别与出走歧路上的孩子老无所依乡村有疾粗重的奔跑大雪还乡记消失的村庄舞者周家村笔记散落在乡间的那些文字永远的暗疾疾病档案失踪者在城市四海之内皆兄弟无处安放老照片血脉中的回声爹娘入城记你是我的神绝版的抒情对岸的村庄血脉里的赣江流浪的篾刀消失的洲关于赣江的片断与札记赣江以西沿着赣江，边走边唱我成了故乡的卧底（代后记）

章节摘录

《歧路上的孩子》节选火车上与我邻床的一个农民模样的旅客比我湿得还要厉害。当我看到他时，他的头上冒着股股热气。他的脸上全部是汗水。他一个劲地用一条褪了色的旧毛巾擦汗。可是他刚擦完不久，汗水又在他的额头冒出来。他大概五十多岁，皮肤黧黑粗糙，白色的衬衣皱巴巴的，露出里面褪了颜色的红棉背心，一副农业学大寨年代的宣传画里典型的农民打扮。当然他的神态远没有宣传画里的气宇轩昂，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上有些苦涩。他坐在我的床位上。床位间的茶几上堆了一个鼓鼓的塑料袋，我的床上也放着一个旧的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旅行包的提手须了边，看样子就要断了。他看到我向他出示火车票，马上停止了擦汗，脸上堆满了笑，用我非常难懂的方言说同志，我没买到下铺的票，你能不能给我换到中铺？我带着孩子呢。——这时候我才看到孩子，在他的身后，旅行包的前面。孩子很小，和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差不多大。虽然嘴巴里咿咿呀呀的，但还不会说话。眼睛黑亮，会看人，还会笑。一笑，露出俩小酒窝。然后又被别的什么吸引了，一脸的疑问。一会儿，就觉得无趣了，转过身去背对着人，举着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放到嘴里吮吸，口水流了下来，打湿了床单。黑黑的卷发，白胖的小脸，长长的睫毛，小巧的嘴巴，藕节一样柔嫩的胖乎乎的小手，和年画里的娃娃差不多。如果穿一件红色的肚兜就更像了。不过，她穿着白底蓝色碎花的连衣裙。孩子可能不到一岁。一问，果然只有十个月大。不会走路，大人扶着她坐起，一会儿就倒下去，再坐起，又倒下去。这孩子太小了，小得让人心疼和担心。孩子现在在离家千里之外的火车上，这就更让人担心了。几乎所有的人经过时发现了孩子都不由自主地放轻了手脚，似乎是怕吓着了她。我自然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爬上了本属于老汉的中铺。带在火车上看的书也无心看了。我盯着那个孩子。我知道那肯定又是一个打工人家的孩子。我知道围绕孩子的肯定是一个让当事人无所适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太多，我不得不又一次涉身现场。果然，那老汉说，那孩子是他孙女儿。儿子媳妇在广州打工，孩子本来放在安徽乡下老家带，可是，前不久，儿子媳妇想孩子想得厉害，老汉只好从老家抱来给他们看。只住了几天，这不，又得把她带回去呢。带这么小的孩子，本是女人家干的事，但自己老伴不识路，又晕车，只好自己来了。老汉还说，他家离合肥有两百多里。坐火车到合肥后，还要坐三四个小时的汽车到县城，换趟车再坐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一个人倒好办，可带个这么小的孩子，吃喝拉撒的，麻烦大了！我才知道上火车时他为什么头上冒那么多的汗——背着两个包，带着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确够他受的！我知道从广州到合肥要十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顺利，他到达家中要明天下午。这个手脚笨拙的农民，要带着这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这样一团柔软脆弱的肉，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折腾，到达合肥，然后再乘坐公共汽车回到山乡的家中？那是一个鸡蛋或者一块玻璃，一不小心就会破碎。那是一个需要我们加倍怜惜呵护的幼小生命，必须全力以赴。那是千千万万被驱赶着在路上奔跑的孩子中的一个，是被旅途扣押的无辜人质中的一个，当然，也可能是全部。我总疑心那是吉凶未卜的旅途。疾病，饥饿，过于坚锐动荡的火车，一路的吃喝拉撒，都足以成为伤害孩子的隐患。

后记

从外表看，我已经与一名城里人无异。    我也算得上是衣冠楚楚。我的皮肤也还白皙。我的普通话还算流利。我保持着城市的许多生活习惯：出门头发梳得整齐，喜欢喝点好茶和咖啡。我走起路来和城里人一样快慢有致。我还喜欢看碟，听音乐，对足球也说得上爱好，床头上堆着一些与精神有关的书。必要的时候，我还能说上几句这座城市的方言，短时间内一般不会露出漏洞，对我不熟悉的人，完全可能把我当作土生土长的本市人。    可我是农民的后裔，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在许多表格关于籍贯的一栏里，我写的是与我所在的城市不一样的一个地址“吉水”——距离我居住的城市二百公里之遥的南方小县。而若干年前，我在吉水工作时，写的是“枫江镇下陇洲村”。    那是吉水赣江之滨的一个村子。除了求学，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那里至今住着我的父辈和兄弟。从这个村庄出发，我的亲友遍布故乡的山山水水。得益于国家早年没有来得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祖辈强大的生殖力衍生了故乡庞大的亲系。    他们是卑微的、底层的一群，是大地上匍匐的一群。他们多么渴望在天空中飞翔——城市就是他们常常窥视、仰望的天空。从农村包围城市，是我的故乡世世代代不死的心。城市拥有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高层的行政机关，先进的医疗、教育、物流、文化体系。因为求学、患病、购物或者厄运，他们暂时离开了乡村，坐火车或汽车，沿着血脉的通道，秘密潜入城市，与我会合。乡音或者他们口中的我在乡村粗鄙难听的乳名，就是接头的暗语。    他们是我的另一个组织，掌握了我的血脉、出身甚至更多的秘密档案。我其实是他们安排在这座城市的卧底，是潜伏在城市内部的、为故乡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我的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不过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的一种化妆术。一名潜入城市的卧底，就是我在故乡的组织掌握的档案上的真实身份。    那个人站在那里，手足无措。那个人无论头发脸庞和衣着，都与那座很欧化的拱形的大门外观和来来往往的高档车辆极不相称。那个人头发蓬乱，皮肤粗糙黝黑，面色愁苦，胡子拉碴，皱巴巴的衬衫有一块明显的印记——显然那是不习惯出远门晕车呕吐的痕迹。那个人的手里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背上背着一床被子，被面的花色是崭新而艳俗的那种。那个人的样子就像一个难民。他的旁边，是他的儿子，两手卒空，却因为和他的难民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尴尬万分。    他是我的姨父。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表弟。姨父看见我，脸上露出了没有被人察觉的笑意。他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激动。但是他并没有像在故乡的路上遇见时那样大叫大嚷，而是竭力保持着克制。待我走近，他显得训练有素地慢慢伸出了手，轻轻地用乡音唤了我一声——就像电影里组织派来的人与地下党员在敌占区秘密接头一个样。    姨父生了两个儿子。他靠着种几亩地和做点小生意供两个儿子上学。大儿子今年高考落榜，可他还想上学。前些日子，姨父从家乡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表弟在省城上一所民办大学。我说干脆让他出去打工算啦，去民办大学上学能读到什么东西?再说那该要老大一笔钱呢，您现在负担那么重。可姨父说儿子想读，做父母的，就成全他么。从电话里听得出，姨父有一种为了儿子豁出去的悲壮意味。    我知道这是我的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充分利用我的城里人身份来完成它。接到姨父的电话以后，我费劲了心机搞到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民校的情报，内容从建校历史、学校规模、师资力量、专业结构、收费就业情况等无所不包。最后，我把目标锁定了市郊一所据说就业率98％以上的大学。其实所有的民办高校只要给钱就能上，但我不能让姨父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往水里扔。    在单位隔壁的饭馆里，我叫了两瓶啤酒，姨父说路上车晕得厉害，什么也吃不下。他几乎没动什么筷子，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倒是表弟一个人自斟自饮把两瓶啤酒干了。我想，即使不晕车，这档儿他也不会有什么胃口——这座于他缺乏把握能力的城市危机四伏，对表弟前途命运的担心显而易见。再说了，每年上万块钱的学费，对他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我领着父子俩打车来到了那所大学报名处。正是报名的高峰时期，校园人山人海。姨父躲到偏僻处，费力地从缝合在裤子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来。办完手续，手中的钱变成了几张轻飘飘的收据。我看见姨父的脸虚弱苍白，手还有些抖。正是炎热的九月天气，他不停地用衣服的下摆擦着汗。很多衣着光鲜的人从他面前走过，露出了鄙夷和警惕的表情，仿佛他是一个被缴了械的俘虏。姨父告诉我，学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借来的，要三分的利息。我说那该还到猴年马月?他咬咬牙说，什么时候还得清先不管，儿子读书要紧。    报完名，姨父就要回去，农活不能耽误，好几丘田等着灌水呢。他反复嘱咐儿子，哕里哕唆，表弟都有点烦了。～—我盯着表弟不耐烦的脸色，心想，如果这家伙做了一名城里人．早晚会成为故乡的叛徒。    姨父当天来当天回。他坐上回家的班车的时候，天已经今黑了。    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他有着和我的故乡契合的表情和装束，不同之处是他手里拿着一张x光片。这张X光片此次变成了我和故乡在城里接头的暗号。他是我舅舅的“特派员”。这个在牛皮纸信封里半露半藏的胶片上记录了舅舅的腰椎。舅舅是个泥瓦匠，在县城的某个工地上打工。春节去给他拜年时得知他在县城干得不错，比在家种几亩地时强很多。可就在前几天，他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断了。眼前的这个人是他工地上的工友。舅舅让他带话给我，要我去问省城的医生能否不做手术，因为做手术会花光他全家仅有的存款，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就会成为问题。    我从纸袋里取出这张片子，在阳光下观望。我看不懂这片子的受伤情况，但我知道，那里藏着我的舅舅——妈妈的弟弟的腰椎骨胳，它记录了一个底层人的、靠手艺生活的庄稼汉的、很可能使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的一次事故。它是来自故乡关乎命运的一张秘密图案。    我带着舅舅的工友来到单位附近的一所大医院。已是下午四点，专家门诊空无一人，我只好冲进了住院部，找到一名正在值班的骨科专家。我要让我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从他的嘴中撬出有用的情报。我去买了一盒价格不菲的香烟——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是一张城市通行证，也是一张名片，用来证明我城市人的身份。我客气地给他点了烟，并开始运用与城里人交谈的一套话语系统，来表明我和他是同类的人。我尽量让自己显得镇静和有涵养，语言上既显得谦恭又不失尊严。我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到位，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我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尊重和诊断。我成功了。    我听到的结论是肯定要动手术，不然这辈子就废了。当我不动声色地提着装了舅舅腰椎的牛皮纸袋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的腰椎忽然传出了一阵剧痛。    并不是每一次组织都会派人来跟我接头，也有用电话、手机的时候。只要有来自故乡区号的电话响起，我就心领神会这些只有我才能破解的密码，我知道，那是故乡正在给我发出新的指令。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带着哭腔。她问我是否记得她，曾经住在离我家隔几栋房子的地方。她说我小时候叫她姑，她还经常抱我，小时候的我长得可胖呢。可后来她嫁到了我村隔壁的村子里。她说是从我在老家的爸爸那里要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说实话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声音有点熟悉。再加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有些失真，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离开故乡多年，故乡的人和事，已有许多退出了记忆。但她的乡音让我对她的真实身份没有产生一丝怀疑。    我知道，她是自己人。    电话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事儿。她说她的儿子开长途汽车跑货运，前几天在广州被别人的车撞了。她的儿子还住在医院里，伤得很重，肇事司机被当场抓着了，可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放了出来。这场车祸从此找不着事主了。儿子的伤得治，可眼看着快没有钱了。她在电话里哭起来，说这都是因为咱们是乡下人啦，咱们在广州人生地不熟的，石头掷天也没用啊。听说只要有人给广州打个电话那边就会认真办理。你是咱村里的能人，听说在省城当大官呢，你就给我打个电话过去吧，那边也是省城，你这里也是省城，省城还有不听省城的?求求你了大侄子救救命呀，事情办成后我打几斤麻油专门到省城感谢你呀……    我没有办法帮这个忙。她想得太天真了。在广州，除了家乡的一些打工仔，我并不认识谁，更没有打个电话就能把事儿给办了的能力。广州是我鞭长莫及的城市。我和那边的城里人没有任何交情。我知道她正面临的困境，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根本不是什么官儿，我在城里的身份只是一个靠写字儿谋生的小文人。而此刻，我成了她落水时想抱着的一根虚弱的稻草。我艰难地回绝了她。她显得多么失望!在电话的最后，她嘟嘟囔囔，语气中充满了对我见死不救的埋怨。    我知道我让我的组织失望了。我想我的故乡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对我的忠诚产生怀疑。,他们会以为我背叛了他们。“哼，人家是城里人了，哪里会看得起咱们乡下人”，故乡的人在议论我时肯定会这么说。我将因此暂时蒙受冤屈。但作为一名卧底，蒙受冤屈是常有的事。对此，我已逆来顺受。    我的亲友们纷至沓来。可为了做好一名卧底，我必须承受更多。我必须让自己越来越像一名城里人。我必须讨好领导，团结同事，善待他人，以取得这座城市更多的信任，从而让自己在这座城市扎稳脚跟。我甚至对单位的守门人都不敢得罪，亲友们给我带来了红薯辣椒我都要分给他一些，生怕他把故乡来的人凶神恶煞地堵在门外。我必须更广泛地熟悉城市，与更多的城里人交朋友，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窃取更多故乡需要的情报。我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人脉资源和信息资源。我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的组织并不发给我所需要的资金，奖励基本靠口碑，而我必须挣下所有的活动经费(包括接待故乡亲友的食宿费、交通费和其他开支)。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常常为资金的紧缺一筹莫展。我表面像城里人一样乐呵，可我内心的困窘，有谁知晓?一个卧底内心深埋的悲凉，又有谁分担?我经常孤单地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脚步迟疑，一方面对故乡的命运忧心忡忡，一方面又为是否接听显示为故乡号码的座机、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而犹豫不决。    今夜故乡又有人入城，说是半夜会来。从电话里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远亲。他压低着嗓音说他正在来城里的夜班车上，可能要十二点左右才能到达。问他到底有什么事，他欲言又止，显然他说话不太方便。他的声音在夜晚的班车上含混不清，呼呼的风声和车轮在地面行驶的尖锐声音隐约可闻，很让我有一些风声鹤唳的感觉。他干脆说电话里说不清。等到见面时一切就知道了。    接电话的前夕，我刚刚送走了一批来城里的亲友。家里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我还来不及把一切清理干净。我在城里用微薄的积蓄和一幢用对我来说是巨额的贷款买下的房子建成了故乡在城里的秘密交通站。我坐在亲友们沉重的身体坐得凹陷了的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故乡亲人们的蜂拥而来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超负荷地在为我的组织工作。老实说，我受够了。但我想起我的故乡依然在苦难中挣扎，我的亲友依然蝼蚁般活在苍茫大地上，而我对他们的热情款待和为他们的事情奔忙多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星半点的希望和安慰，就一点脾气也没有了。是的，就像一名卧底不敢背叛他的组织，我怎么会忍心改变对故乡亲友的忠诚，成为我贫弱不堪的故乡千夫所指的叛徒?!    今夜，我依然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灯光下，心平气和地等着入城的亲友，将我家的门，笃笃叩响。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满怀深情，以悲悯、精准的笔触将自己形象地比喻为一名“卧底”，他是他在乡下的卑微的、底层的、如蝼蚁般活着的亲友们向城里人求助的一根稻草。——《西部》“月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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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相信现在很多的乡下人从城里回家过年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昔日的乡村面貌，如今何在？社会的变迁，这本书正是介绍乡村的，看了确实很有感触，我也是乡下人，亲身体会。
•   看了一本杂志上登的《城市卧底》，是这本书里的一篇，觉得不错，便去买了此书。但看后还是有些失望，文字功底差了些，反映了一些农村现实问题，但不够深入。
•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我的童年写照，可再也回不去了，被城市高楼大厦覆盖的田间乡野还有多少。真正的乡村日益凋敝，而在城市里，以富有乡村特色的名称命名或模拟乡村风景建成的小区比比皆是，乡村元素正成为城市房地产商大势售楼的噱头，郊游农家乐与农家菜大行其道，水碓、水磨、斗笠等农具被移植到各种景区，成为景区意味深长的雕塑......太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