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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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歃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日《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内容概要
《典藏张鸣:再说戊戌变法》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近代史》、《中国心绞痛》、《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多本畅销书。
书籍目录
第一章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第二章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 第三章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 第四章变法的政治曲线 变法的政治动员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启蒙与变政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第五章维新的陷阱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第六章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第七章多难的中枢维新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明定国是的风波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替代:四小军机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权杖下的政变 第八章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进化论与张三世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绅权与民权 议员和议郎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第九章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精简的沉滞 改革的次序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结语与余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之间误会之深,隔膜之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从来变法都是讨人嫌的一项事业,挨骂是变法倡导者的本分,而且往往由于变法后的反动而下场很惨,但被人指斥为卖国贼,可能还是康梁等人拔得头筹。我们应该承认,双方的这种隔膜与误解,不只是维新派自己的悲哀。 在变法刚刚失败时,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曾自怨自艾地诉苦说中国此次变法的“生不逢时”:“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痛感变法碰到了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上,国际形势的险恶对变法的种种不利。其实,梁启超还忘了与险恶的国际形势有关的另一种变化,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西方侵略和中国失败与屈辱造成的民众反侵略情绪高涨和夹杂着的非理性盲目排外情绪的过热。 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说,虽然他们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并不很鲜明,但外国侵略与中国的屈辱他们也是清楚的,他们本能地在战争中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护官”与“保朝”,冯子材中法战争期间临战招兵,振臂一呼,二十营即足额,连远在贵州山区的农民,听说中法开战,碰见前来游历的“老外”就当成间谍来围打。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官兵与日本人打了那么许久,不过毙伤日军千余,而台湾一地的民众武装就先后使日军付出了万余人的代价,包括一名皇室的大将。 但是,最令老百姓感觉痛楚与不平的,还是与西方教会的冲突。由于西方传教事业的武力背景,也由于它们强烈的文化征服意味,当然也由于农民与传教士之间深刻的文化隔膜,在传教士眼里,中国农民是不开化的土人,而在中国农民眼里,传教士则是无人伦的禽兽与挖眼剖肝无恶不作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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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戊戌变法》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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