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1919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拉尔夫 乔治 劳艾特  页数：225  字数：167000  译者：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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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历史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德国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说，国家社会主义党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并列为19世纪的不仁行为。对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而德国人民也同样受到了伤害，因为那是一场假借他们的名义进行的屠杀。德国纳粹令人难以置信地如同流水线作业般消灭了数百万人，奥斯维辛也从此成了恐怖集中营的代名词。因此，这么多年来任何试图解释那段历史的尝试都会受到批判和阻止，到头来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希特勒传》的作者约阿希姆•C•费斯特将这种行为称为“邪恶的排挤”，因为如此这般就将希特勒排除在了历史之外。人们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抛诸脑后，即针对每个历史时期提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对那段历史的深层理解。其中，论述的客观性是必须遵守的。禁忌、国民教育、仪式化只会将历史变成神话和传说，是历史研究的错误方向。“只有一个客观纯粹的、超越道德评价的历史记录才是衡量评价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的基础。”埃克哈德•耶瑟、乌维•巴克斯和莱纳•齐特曼在他们合著的《过往的阴影》中如是写道。他们要求将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化”，如同马丁•布洛查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那样。这个来自慕尼黑的历史学家曾警告不能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只是定义为“异常”，看做“德国当代史上的孤立现象”而是应该像对待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去剖析这段历史。如果将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放到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中去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得更加充分。然而布洛查特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因为如果谁在今时今日去研究那段大屠杀或者是大屠杀前传的话，就会被扣上冷血无情的帽子。他的行为还会被人说成是想为德国减轻对其战争罪行所应负的责任甚至是为德国开脱罪责。但是，这样的观点可能比较符合作家马丁•瓦尔泽的想法。他因为1998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前的讲演而被称为“精神纵火犯”。2002年，他曾和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一个于柏林举行的关于二战的讨论中一起讨论“民族、爱国主义和民主文化”这个话题。他说，一战战胜国主导的、野蛮的《凡尔赛合约》无疑是希特勒上台和奥斯维辛屠犹的原因之一。我们在看待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候，常常以单一的视角——奥斯维辛集中营展开。所有的反犹事例，也包括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不管是威廉二世还是泛德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抑或是德国国防军一战时清点犹太士兵的行为，都被视为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有着决定性的关联。而事实上，犹太人在19世纪末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他们更多地融入了德国社会和主流文化。这些历史事实在单一维度的奥斯维辛视角中被略去，只有帝国中尤其是小市民阶层对犹太人地位提升的不满成为了历史的焦点。而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社会变化的发酵而已，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比如，法军军官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的间谍门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犹太人拥有社会特权的讨论使得激进的反犹主义浮出水面。奥匈帝国也不例外。更不要说沙皇俄国了，那里根本就是欧洲反犹的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犹太人在那里一再遭遇血腥屠杀，最后被迫西迁。越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与历史背景割裂来看，就越是会导致很多历史事实的隐去，就越是会得出德国特殊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越是会如丹尼•约拿•哥德哈根于20世纪90年代时所言，认定德意志是“凶手民族”，认定德国人心甘情愿地当希特勒的杀人工具。哥德哈根没有用历史的眼光而是孤立地去看待这一段过往，他甚至都没有考虑到1914年到1923年德国革命重大转折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就断言德国人具有天生的“反犹基因”。就在哥德哈根的书引起轩然大波之时，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著名犹太学者劳尔•希尔伯格和耶胡达•鲍尔力挺这位美国人。他们认为被哥德哈根省略的历史部分从科学的角度看“没有价值”。现在社会历史观和结构主义历史观盛行。人们试图将德国人的历史浓缩到只剩下屠杀犹太人那一段。历史的起伏被就此抹平，所有人为的计谋、决断和行动都变得毫无意义。政治人物仿佛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产品或者玩具。希特勒和犹太人大屠杀也是德意志帝国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浪潮的高涨，大屠杀使得这种社会情绪达到了高潮，并且需要对其作个了断。然而，当人们讨论具有反犹世界观的国家社会主义时，关键词不只是大屠杀定论和以汉斯—乌尔里希•维勒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历史观和结构主义历史观。除此之外，20世纪另外一个席卷全球的极权主义思潮——共产主义，同样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汉娜•阿伦特在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曾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极权主义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有评论说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诋毁。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的清算使得反法西斯主义连带反共产主义情绪高涨。这就造成了撰写历史时一方面对共产党人反对魏玛共和国的革命行动严重被忽略，另一方面拒绝将这两者相提并论。记忆犹新的是对历史学家埃尔奈斯特•诺尔特的放逐。诺尔特认为古拉格集中营（苏联）和纳粹集中营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即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具有同源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被知名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奇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人，把“疯狂与方法论”相结合，拿犹太人与昆虫相比较。这种令人愤慨的指责背后是对诺尔特观点实质的忽略。因为诺尔特所指的“因果关系”并非指一种“客观的关系”，而只是在犯有反人类罪的希特勒的那些妄想中得到了印证。诺尔特用他那绝无仅有的雄辩才能将那些混合着意识形态和情感的论述展现在世人面前。主写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弗朗索瓦•傅雷在《幻想的幻灭》一书中写道，诺尔特所做的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的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因为唯一彻底分析20世纪初两大思潮和政治运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就是将两者当做导致自由民主危机的因素放在一起观察……哈佛科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认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参与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有观点影射犹太人组织为了颠覆基督教文明和雅利安文明而创造了共产主义。而这种言论为纳粹提供了彻底清除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基础。美国历史学家亨利•L•费恩戈德认为犹太人在欧美领导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形象是反犹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这些观点也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感知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作家斯蒂法尼•古尔多瓦主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将共产党政权的罪行称为“红色屠杀”。黑皮书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苏联重组改革的设计师。他在书中说苏联是一个“名为社会主义的集中营”。就此，他和其他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延续了之前的“历史学家论争”。然而这次论争远没有之前的激烈，只有少数的尖锐对立点。经济全球化和其带来的社会变化让西方工业国的人们在20世纪的那些灾难面前变得麻木不仁。只有欧洲的屠犹成为了遗忘之海中的“孤岛”，不断地被人们从政治、意识形态、科学、结构主义、情感、国民教育等角度重新解读。这本书正是按照布洛查特将历史“历史化”的思路去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反犹的根源和实质，将希特勒置于研究的中心。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世界观，他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傅雷认为，“没有他那错投了魔鬼怀抱的政治天赋，历史将被改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容易用宿命论和社会学观点去理解历史，会忽略在欧洲这一悲剧中一些特定人物的作用。”要想了解希特勒极端反犹的思想，必然要阅读关于他的传记。首先要读的就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恩•克肖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卷《希特勒》。《法兰克福汇报》称其为“巨著”，并且尊其为解读希特勒的权威。在此之前，费斯特是希特勒传记的权威。费斯特在克肖的这本两千多页的希特勒传记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的勤奋。书中认为希特勒现象是很多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有争议的。虽然他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进程”。费斯特把希特勒看成那个时代的恶魔，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希特勒那样将内心的不安、怨恨和恐惧转变为力量，并且坚持将这股力量注入他的政治生涯。希特勒是一个邪恶的天才，他“始终都把那些思想和主义只是当作工具”。费斯特给希特勒写的传记彻底取代了阿兰•布洛克。后者将希特勒阐释为一个虚无主义、毫无原则的弄权政治家。但是要说到希特勒排犹的根源和实质的话，三位希特勒传记的作者观点却相当接近。布洛克和费斯特在这个话题上着墨不多。虽然一切都仅仅基于希特勒的自证，但是他们观点的一致性使这个问题有了历史定论。然而费斯特也说过，希特勒一生都在努力掩饰和曲解自己……几乎没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如此流于表面的程式化……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一些新的文献资料继续追问：希特勒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成为狂热的反犹分子的呢？是在一战时成为排犹大熔炉的维也纳还是在一战后当德国被失败、革命和《凡尔赛合约》推入谷底的混乱中呢？确定希特勒反犹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时间点和催化剂又和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即希特勒激进的反犹倾向及其导致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是不是德国社会在19世纪的扭曲发展造成的结果。本书还深入探讨，希特勒是否在内心深处就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政策、战略以及战争？而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这个问题又牵动了另一个疑问：这场大屠杀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吗？抑或希特勒的反犹倾向并不极端，大屠杀是社会非理性的加剧和制度机器不可控的极端化的结果？本书就以上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会为读者刻画出一个和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笔下那个反犹分子全然不同的希特勒。但是希特勒的魔鬼形象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而只会更加邪恶。

内容概要

　　作者以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透彻分析了希特勒反犹行为的本质--反对“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与犹太人从朋友到仇敌，从亲近到反目，不只是希特勒的个人历史，也是那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一战”的战败让德国人变得疯狂，在他们急需发泄挫败感之际，犹太人正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与反对犹太人被混淆在一起，人类的灾难便“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作者简介

　　（德）拉尔夫·乔治·劳埃特（Ralf Georg
Reuth），1952年出生于德国的弗兰肯，大学时主修历史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8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希尔伯格鲁。拉尔夫·乔治·劳埃特是《星期日世界报》的首席记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著有戈培尔、希特勒和隆美尔等人的传记，还是《戈培尔日记》的编选者。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居然曾是犹太之友
第二章 被隐瞒的真相：“犹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士兵苏维埃成员
第三章 禁忌：激进反犹只因“犹太布尔什维克”
第四章 曲折的因果关系：激进反犹是因为“犹太资本主义”
第五章 不可思议：阴谋论的理论家
第六章 有争议的结果从纲领制定者到毁灭世界的恶魔

章节摘录

第一章居然曾是犹太之友很多版本的故事都说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仇恨犹太人。而事实上1919年（希特勒时年30岁）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说法。唯一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希特勒的那本印了上百万册的自传——《我的奋斗》。他在自传中说自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被投入兰茨伯格监狱，并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这个囚犯身份让希特勒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而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美化自己行为的好机会，虽然那次暴动策划的水平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暴动失败了，希特勒锒铛入狱。此时的他十分不安，担心就此失去政党的领导权。他的党派虽然四分五裂，但是在1924年5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还是和一些小党派一起取得了66%的席位。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出一本书来指导革命。而出书的另一个目的则如1925年7月第1卷出版时的副标题所示：清算。于是就有了这本真实度极其不高、语言又艰涩的“巨著”，充斥着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用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为渲染希特勒世界观之大成服务的。有关他自己经历的记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读者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单是他的出生地布鲁瑙就已经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了。他写道，“那个地方位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德意志的统一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终生为之不懈奋斗的使命。”希特勒在林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的他就已经醉心于大德意志国家的理念。而在1909年至1913年居住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他“从一个弱小的世界公民转变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奥匈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首都维也纳希特勒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犹太人是“芽孢杆菌”，“披着腐烂的皮囊”，是“精神瘟疫”，“比从前的黑死病还恐怖”。④因为无论是卖淫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我能记住几乎所有那些领导者的姓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奥斯特里茨、大卫、爱伦波根，这些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⑤他还说，他已看穿了“那些关于政党目标和意义的错误思想的面纱”。“拨开迷雾就会发现社会民主的字里行间露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微笑的鬼脸”。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价值，挑战民族和种族的意义，并由此剥离了人类存在的基础”。简而言之，希特勒在“维也纳经历痛苦的学徒生涯”时已经看到并总结了“犹太人问题的严重”。他认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希特勒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早期的反犹主义者。而所有希特勒传记的作者均几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不管是布洛克、费斯特还是克肖。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倾向早在居住于林茨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在维也纳，希特勒作为边缘人则完完全全成为了反犹主义者：一个失败的艺术学生，在难民营里也屡屡受挫，对国家和社会不满。反犹主义实质上就是“希特勒流浪汉式的仇恨无的放矢的一种形式”，“他在犹太人身上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约阿希姆•C•费斯特：《希特勒传》，64页。费斯特在他书中写道，希特勒加入了“反犹者联盟”，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奥地利当时并不存在这个组织。这种观点似乎离事实更近一些。因为林茨是大德意志思想的据点，而维也纳在20世纪初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在那里，不同的反犹主义并存。传统的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看做“谋害上帝之人”；自由主义的反犹主义谴责犹太人的不宽容和与世隔绝；左翼反犹主义视犹太人为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代表；保守派人士则对犹太人的颠覆精神感到不安。从19世纪末就出现的反犹主义和以上这些看法或者偏见都不无联系，并且将所有问题都上升到种族的层面，以至于所有试图融合犹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在1910年的维也纳——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首都，有大约17.5万名犹太人居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东欧。而1857年时，维也纳只有6000多名犹太人。大德意志思想的领袖人物乔治•李特•冯•匈奈雷号召“滚蛋，犹太人！滚蛋，罗马教廷！”他发誓要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这里还有文才出众的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市长卡尔•吕格尔反对犹太人对社会产生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英国种族理论家张伯伦还出版了一部伪科学的“巨著”《19世纪之基础》。除此之外还有顾伊多•冯•李斯特和他的老师、《奥斯塔拉》杂志出版人约克•兰茨•冯•里本菲尔斯发表的关于神秘种族主义的文字，认为人类学研究支持捍卫欧洲领袖种族纯净的思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符合早期希特勒传记作者认定希特勒早期即反犹的说法。但是奥地利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在《希特勒的维也纳》一书中以及在她之前的美国希特勒研究者约翰•托兰都对希特勒在维也纳的那段岁月有与此相左的解读。他们对希特勒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显示：一事无成离开家乡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虽然开始思考犹太人问题，但是他将犹太人看做一个独特的民族，其观点在根本上异于反犹主义者。他更多的是惊讶于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肯定犹太人的慈善机构。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时候，甚至于跟流浪人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能够证明希特勒在维也纳时期已经成为反犹主义者的唯一证据就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所著的《希特勒，我青少年时的朋友》一书。该书说明哈曼是在杜撰。书稿在战时就已经写好，相关的章节是库比泽克之后增补进去的。1945年，他因为和希特勒的私交被美国人逮捕，在格拉森巴赫收容所关了16个月。书稿就一直在家里搁着，直到他被释放后又失了业，才将书稿彻底整理完成，但是缺少了库比泽克承认自己是反犹主义者的章节。哈曼认为库比泽克在书中将《我的奋斗》中所号称的反犹主义强加给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希特勒。哈曼的结论是：“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说他的朋友希特勒在青年时期就是反犹主义分子，而他则是被希特勒带入了歧途。”基于很多的证据，哈曼打破了许多陈词滥调。“比如说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情结是因为一个犹太教授。还有更加轰动的说法，认为希特勒反犹是因为在维也纳利奥波德城被一个犹太妓女传染上了梅毒。而事实上1908年反犹主义者曾高举大旗反对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古斯塔夫•马勒，而希特勒却始终十分尊敬他并且推崇他为瓦格纳的阐释者。”哈曼还写道，“在朋友库比泽克的陪伴下，19岁的希特勒在雅霍达家里享受音乐之夜、家庭生活和犹太知识家庭的文化。他很喜欢这一切，从未表现出任何一丝反感。”早在歌剧院的底层站立区，希特勒就认识到了犹太人的文化之美。因为他自己也喜欢文化，所以可能对犹太人也有着景仰之情。除此之外希特勒有足够的理由对犹太善人们心怀感激。“他1909年流离失所时曾受到许多犹太社会福利机构的恩惠，从公共暖屋到免费施粥，从麦德林流浪人避难所到布里吉特瑙的流浪人之家。”哈曼如是说。希特勒这个时期的朋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他的既有看法。比如反犹分子莱因霍尔德•哈尼氏，当他后来听说希特勒是极端反犹的政治家时瞠目结舌。因为哈尼氏和希特勒在流浪人之家时曾发生龃龉，而理由即是希特勒喜欢犹太朋友们。希特勒最好的朋友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约瑟夫•诺曼，一个来自下奥地利的铜器清洁工。他为希特勒提供了衣物，并给他钱花。哈尼氏说：“诺曼是个好心人。他很喜欢希特勒，而希特勒也很敬重他。”③希特勒应该跟哈尼氏讨论过反犹主义的问题，并且为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辩护。希特勒十分赞赏门德尔松和欧芬巴赫等犹太作曲家的艺术贡献。哈尼氏提到一个名叫西蒙•罗宾逊的犹太独眼钳工，来自加里西亚，隔三差五地给希特勒一些小额资助。他还提到一个卖明信片的名叫西格弗里德•勒夫纳的犹太人，来自麦仁，也与希特勒相熟。除此之外还有销售希特勒水彩画和素描的犹太商人阿尔滕伯格、兰茨伯格和摩根史泰恩。而后者还将希特勒引荐给犹太律师约瑟夫•范戈尔德博士。范戈尔德之后也开始资助希特勒。哈尼氏提到的这些希特勒的犹太朋友经哈曼查证全都属实。和哈尼氏的论断相关联的还有别的一些说法，比如一位匿名生活在流浪人之家来自布吕恩的男子说：“希特勒和犹太人相处得十分愉快。他曾说犹太民族十分智慧，也比德国人团结。另一个流浪汉卡尔•霍尼氏也如是说。鲁道夫•霍斯勒是希特勒在流浪人之家的最后一个同志。一战过去许久之后，他的女儿曾向他问起他老朋友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在维也纳的时候自己可一点儿都没有觉得希特勒仇恨犹太人。哈曼对关于希特勒在流浪人之家里的犹太朋友和非犹太朋友的说法作了一个总结，结论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相信“当年那个和犹太人相交甚好的希特勒在成为政客后会变成德国反犹的首领”。早期的希特勒曾是犹太人的朋友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希特勒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然会理解传统艺术观中的世界主义，即审美开放性。然而认为希特勒是维也纳仇犹分子的陈腐观念始终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希特勒在自传中这么说自己，布洛克、费斯特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不加批评地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偏偏是哈曼和她的《希特勒的维也纳》不得不一再被当做他们说希特勒早期即是反犹主义者的证据。英国历史学家克肖反用了哈曼的观点。因为她的书出版在克肖完成研究的数年之前，因此克肖在书中必须要参考哈曼的研究成果。于是他在书中提到了哈曼总结的一些证据，然而却给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他认为：“也许希特勒正如他自己所言，在维也纳时期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不过那会儿尚且只是个人观点的表达，而非一个思考成熟的‘世界观’。即使他在当时表现出了内心的仇恨，在那样一个被反犹主义深深毒害的社会大环境中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只要他还需要犹太人为他提供生活所需，就必须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甚至于要说出违心的话。这些话有可能就被理解成了他对犹太文化的赞叹。”按照克肖的说法（当然他无法为自己凭空的说法拿出任何证据），希特勒仇恨犹太人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境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母亲的死。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就提出过这个观点。他甚至认为希特勒将母亲的死亡归咎于犹太医生艾德瓦德•布洛赫，因而开始仇恨所有犹太人。但是克拉拉•希特勒之死并不能佐证这一观点，因为希特勒一生都很尊重这位医生。从18岁开始他就和这位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8年他作为“元首和帝国总理”搬到林茨时还赞赏地提到这位高尚的犹太人，并且日后帮助他移民去了美国。布洛赫医生在美国曾说，青年时期的希特勒一定还没有成为反犹主义者。他说：“他那会儿还没有开始仇恨犹太人。”除此之外克肖还列举了造成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其他原因，如“拒绝、孤立和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犹太人在经济、文化和媒体领域成就卓著，而希特勒却始终只能混迹在社会底层。大部分生活在这个多瑙河畔的大都市里的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从东边移民来此的东正教犹太人在维也纳也随处可见，他们十分窘困地生活在内城区或者利奥波德城的犹太人贫民窟，占那里居民总数的2/3。希特勒在维也纳所结识的犹太人也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和他一样的穷光蛋；另一类则是出售他绘画作品或者是为他提供生活所需的小商人。希特勒为什么要仇恨这些犹太人呢？可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如果不是从维也纳开始，那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是在他迁去慕尼黑的1913年5月吗？当然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也有许多激进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其联合会主席克拉斯在1912年用笔名出版了具有反犹倾向的《如果我是皇帝》一书，引起社会右翼人士的强烈共鸣。与此同时，慕尼黑当然和欧洲其他大都市一样也有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反犹沙龙”。不过由于巴伐利亚的独立意识很强，大德意志的愿景在慕尼黑比起其他地方来没那么受欢迎。慕尼黑人多为天主教徒，宗教信仰的差异也导致他们对犹太人的反感。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东边迁来慕尼黑也使当地人产生自卫的心理。然而慕尼黑并非维也纳，反犹主义在这里还不算太出格。费斯特在书中写道，在施瓦宾艺术家云集的小酒馆，希特勒结识了新的朋友，“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邂逅”。那里的人多偏左翼，抵制反犹主义。希特勒自认是艺术家，于是觉得反犹的立场不太符合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没有人认为希特勒是反犹分子或者经常把犹太问题挂在嘴边。为什么他在极端反犹的维也纳没有萌发出仇恨却偏偏在这里成为反犹分子呢？希特勒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中理所当然地给出了答案。他在书中写道，他在这个和种族主义维也纳相差甚大的城市“考虑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教的关系。……从1913年到1914年，我第一次在演讲中断言德国将来的问题就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直到1914年的夏天，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没有任何改变。那个时候他主要以画水彩画和铅笔素描为生，只能勉强糊口。不过那时的他已经感染上了极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有图为证。照片拍摄的是希特勒于1914年8月2日在慕尼黑奥登广场上和主战的人群高唱爱国歌曲。在那一刻，没有人关心谁是犹太人。基督徒、犹太教和无神论者同仇敌忾奔赴战场。而且社会上似乎传递出这样的信号，那就是德国的犹太人已经被大众同化了。比如工业界的瓦尔特•拉特瑙被任命为战备原料部部长；雷德尔•阿尔伯特•巴林成为帝国采购公司的负责人。战争经济中很多要职都由犹太人出任。从前犹太爱国者们因为受歧视而不能被提拔成为军官，而这个问题在那会儿也不复存在了。很多犹太士兵相信，战争中的忠诚将为他们赢得最完全的社会认同。10万名犹太士兵中有12000人在战争中为国捐躯。当战争在西线开始进入消耗战和恐怖的阵地战时，反犹浪潮再度抬头。战场上流传着犹太人当逃兵的说法，以至于普鲁士战争部长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波恩于1916年10月下令统计德国陆军中犹太士兵的人数。历史学家纳鸿•提姆•吉达尔认为这次普查的目的在于说明前线非犹太士兵远多于犹太士兵，而犹太士兵逃跑的情况要远比非犹太士兵严重。不过这次统计什么也没有说明。统计结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而新任战争部长海尔曼•冯•施泰因在1917年1月对德国犹太人协会说：“犹太士兵和犹太市民在战争中的表现并非是我前任下令统计的动因，两者扯不上什么关系。”“犹太士兵普查”在极力申讨奥斯维辛集中营罪行的今天看来，无疑是德国反犹激进化的里程碑事件，但事实上其和后来的屠杀犹太人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希特勒1919年成为政治家之后，他的有关犹太士兵在陆军中所发挥作用的论调就与事实相悖了。1920年4月，希特勒在慕尼黑HB啤酒馆发表演说，指责犹太士兵是“胆小鬼”和“逃兵”，反对“前线犹太士兵”这一称谓。在《我的奋斗》中，他说犹太人是“逃兵”，是“失败者”。不管是在他家乡的战场、在贝利泽尔野战医院（1916）、在慕尼黑的疗养院（1917），还是在柏林休假期间，希特勒在所有的场合都极力抹杀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的贡献。这还不够，他在律师界和经济界都散布犹太人的坏话，说他们像蜘蛛般“要慢慢吮吸干人民的每一滴血”。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情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滋长。希特勒清除犹太人的计划在1916年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费斯特在传记中写道：“他对逃兵十分生气……（在家乡的战场上）发现犹太人伪善、自私、发战争财。他认识到在维也纳听到的那些都是真的，这些恶劣行为的背后都有犹太人的影子。”于是他为自己的苦闷找到了发泄的地方，那就是那些让他看到世界丑恶的人：应该被捉12000个到15000个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以及一些记者和政客。这些文字其实都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非事实。因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希特勒在一战时期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他和慕尼黑的房东珀璞夫妇以及另外一个名叫恩斯特•赫普的见习法律工作者有着为数不多的信件和明信片往来。他写到前线的情况，认为自己马上就要到英国去了。对于前线部队的挺进，希特勒有些没有概念。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去英格兰。部队驻扎弗朗德恩时希特勒写信叙述了他的经历，从战斗突击、排山倒海的炮弹到残酷的失利以及活着归来的愿望，信中反映的都是普通士兵阿道夫•希特勒的思虑。唯一一次政治表达出现在一封长达九页的信的结尾，那是191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希特勒写道：“我经常思念慕尼黑。我们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赶紧彻底结束这一切，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中间幸运的人能够重回我们纯洁的家乡。为此我们几十万人每日都承受着痛苦和流血牺牲，与全世界的敌人战斗。我们不仅粉碎了德国的敌人，同时也粉碎了我们内心的国际主义。这比任何胜利都更有价值。”希特勒说他希望“粉碎人们内心的国际主义”，这听起来很无助，或者说是无知。他在日后坚信“国际主义”是犹太人的标志，但是在此时他还没有想到那么多。而克肖认为可以将此看做希特勒仇恨犹太人的表达。市井小民希特勒不满“内心的国际主义”是因为德国各州之间不够团结。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其自传此处可信，因为有很多证据可以佐证），巴伐利亚很多人都指责普鲁士将他们卷入了战争当中，这是没有道理的，巴伐利亚也是德国的一分子。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191页。希特勒从部队寄回的信言辞简单，还伴有许多笔误。这些信反映了他从在奥匈帝国时就产生的简单想法：德意志民族是一家，应该拧成一股绳。昔日战友也无法印证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仇恨犹太人了。他被战友们称为“画家”。他们回忆说，除了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外，希特勒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民族主义情绪在参加世界大战的士兵中是极其普遍的。他只是一个想在长官面前展现自己的小兵，希望得到认同，得到他人生中几乎没有经历过的认同。马克思•阿曼，时任巴伐利亚第二步兵团上士，后为弗兰茨—艾尔出版社社长（出版了《我的奋斗》）。在纽伦堡审判时他坚称，希特勒在一战时没有表达过政治立场。恩斯特•施密特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说自己不记得希特勒曾经就“犹太人问题”发表过什么观点。另外一个战友说，有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在一战时最多也就是说过几句拾人牙慧的话。而在一战后移民美国，后又被希特勒接回德国的伊格纳茨•韦斯滕基尔希纳则说，他从没有听出希特勒要做“恶事”的意思。希特勒战友的审判书中写道：他们所有的人在一战中都未曾预料到1918年后希特勒会如此的仇恨犹太人。团里的副官弗里德里希•维德曼在战争中与希特勒朝夕相处，1918年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络。后来他在报纸上获知了昔日战友希特勒成为了政治家并且是狂热的反犹分子。维德曼写道，他思考了很久，是什么原因让希特勒如此狂热地反犹。然而，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但他认为：“一战期间同犹太军官的接触可能会对希特勒的变化起到些许作用。”他说，因为团里的犹太人都很勇敢。维德曼还描述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时如何帮助一个因为“雅利安条款”而失去法官职务的犹太连长的。他说：“希特勒对那位军官还记忆犹新，他下令允许这位军官将钱汇往国外。‘他是一个勇敢的军官，请让他得到自己的钱。’希特勒简短地说。”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仔细研究了希特勒在军队的升迁之路。他的结论是，希特勒在一战时期并不仇恨犹太人。“其之后的政治观点和种族教义在一战参军时都无从察觉。”就连克肖在提到约阿希姆斯塔勒的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在他一战战友的记忆中并非一个反犹主义者”。但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和布洛克以及费斯特一样，更愿意相信那些基于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产生的固定套路、陈词滥调。克肖认为没有理由认定希特勒“编造谎言，将1918/1919年才产生的念头移植到之前”。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克肖引用了巴尔塔萨尔•布兰德迈尔的话，他也曾是希特勒的战友。在他1932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把犹太人称做所有坏事的幕后操纵者”。但是另一件事证明了他的话有多不可信。1918年，希特勒被团指挥官安东•冯•图波夫少校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让屠杀犹太人的罪魁祸首获得勋章的居然是一位犹太陆军中尉。这位名叫胡戈•古特曼的军官在1918年5月推荐希特勒授勋。而铁十字勋章颁发给一个普通士兵是很少见的。团里的副官古特曼许诺两个传令兵（其中一个是希特勒），如果他们能将一封信送到前方就给他们颁发铁十字勋章。这两人做到了，而古特曼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兑现他的诺言。“他努力游说师长两个月，终于为这两个传令兵争取到了一级铁十字勋章……”欧根•唐豪瑟尔如是说。他的说法与希特勒的其他战友不谋而合。假如希特勒真的是反犹分子的话，古特曼还会为他争取勋章吗？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能够说明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给希特勒授勋之后不到三周，1918年8月底，他被派到古特曼的家乡纽伦堡出差一周，参加一个培训，尽管他当时已经获准9月10日到27日休假去柏林。对他这次出差没有更多的说明。战后古特曼得以及时地移民美国，化名亨利•G•格兰特。他似乎也不喜欢提起那次希特勒为何去纽伦堡出差。是他随便找了个理由给了希特勒一个额外的假期，远离前线的痛苦吗？希特勒浓墨重彩地极力叙述他在帝国首都慕尼黑的岁月，但是对他在纽伦堡的那次停留却绝口不提。同样被尘封的当然还有授勋的始末和古特曼这个人。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在二战中同一个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巴伐利亚战功勋章的中尉对话时希特勒说：“当时我们团里有一个犹太人，叫古特曼，是个胆小鬼。他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实在是太令人气愤了，简直是耻辱……”巴尔塔萨尔•布兰德迈尔也在其文字中写道，古特曼是一个胆小的伪军官和一个不讨喜的长官。但是因为布兰德迈尔日后得到了希特勒的诸多支持，所以他的说法不能为克肖的观点进行有力可信的佐证。后者认为希特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是反犹分子了。但是布兰德迈尔为什么要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古特曼进行不实的叙述呢？而且他仅仅是针对古特曼，没有提到团里其他犹太战友，比如布特法斯队长、罗森塔尔中尉、罗森克朗茨中尉、弗里格尔中尉以及内尔中士。了解《我的奋斗》和希特勒之后世界观的布兰德迈尔是故意将希特勒塑造成早期反犹分子的吗？他故意贬低古特曼是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会为自己要靠犹太人才能得到铁十字勋章而感到尴尬吗？直到一战结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都没有变化。克肖则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在一战末期到达了顶峰。当时他因为英国人在弗朗德恩的毒气攻势失明，在梅—前州（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简称。——编者注）的帕斯沃克医院治疗，经历了革命和战争的尾声。克肖写道：“德国军事上的溃败让希特勒愤怒。此时，从维也纳时期就埋下的偏见和恐惧彻底爆发了……”克肖再次参考了《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希特勒将帕斯沃克的那场革命看做一次叛乱。来到帕斯沃克的革命者被“一小撮犹太青年”所领导。他们并非来自前线，而是来自一个“淋病医院”。他们来此的目的就是披上“红色的抹布”（共产主义的标志。——译者注）。当革命之势蔓延开来，希特勒想明白了。他认定这是“无耻的背叛”，而藏在社会民主党、破坏者、失败者和痞子流氓背后的幕后黑手就是犹太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206页。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战后情绪应该又是后来建构出来的，而且经过刻意的渲染。其情在他描述得知战败的“恐怖消息”时可见一斑。战败让希特勒仿佛落入了地狱，他写道：“霍亨索伦家族失去了德国皇冠，因为我们的祖国成立了共和国……但是现在又要宣布我们必须要结束这场长期的战争。我们输了战争，于是必然将承受残酷的压迫，要靠胜利者的恩典度日。我们相信敌人的宽宏大量而要求停战。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我无法接受这个局面长期继续下去。我眼前一片漆黑，踉跄地走进卧室，跌进我的床。我将头埋进枕头，脑中仿佛烈火在燃烧。自从在母亲去世时坟前痛哭之后，我再也没有掉过眼泪。”事实上和其他目睹了前线无数死亡的数百万士兵一样，希特勒在战争结束的初期应该会有些高兴才对。因为战争终于过去了，而他依然活着。而德国战败并且即将落入敌人之手，这在当时作为普通士兵其实是无从知晓的。他们（也包括希特勒）只知道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议，并不知道德国彻底失去了战争资源，将无力对抗它的敌人，也不太了解陆军的指挥权已经落入副总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之手，而他陷入了困境，因为政界下了最后通牒要求结束战争。结束战争，将领们就摆脱了责任，就好像他们跟这几年发生的战事完全无关一样。普通士兵们只知道德国陆军已经十分疲惫了，供给跟不上，而敌人的反坦克武器在战场上越来越占有优势。他们还知道前线位于敌国腹地。因此，停战之后德国要将占领的领土——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让出，这一点让这些自认为不败的士兵们难以理解。从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关于一战历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士兵们到底有多么的难以理解德国提出迅速结束战争意味着什么。德国皇室的垮台对希特勒来说并不算是“可怕的消息”。1918年11月11日在比利时斯帕曾做过一个针对西线军官的调查。结果显示，批准了《十月宪法》、让专制的德意志有了议会的德皇对前线军人来说完全无足轻重。他们既不反对皇帝，也并不打算为效忠皇帝而作出任何牺牲。他们当然也不会为了捍卫帝制而进行一场人民战争。他们受够了战争，也受够了战争的领导者。他们对新的共和国冷眼旁观，但并不拒绝。对于家乡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得不多。身在帕斯沃克医院的希特勒也一样。从俄国传过来的革命让人感到困惑：革命者成立了水兵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还有号召总罢工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然后首相巴登亲王单独宣布德皇退位并且将自己的位子让于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是一天之内宣布成立了两个共和国——艾伯特的同志菲利普•谢德曼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译者注）和斯巴达克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成立的“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要求民主议会制，而另一个则要求所有权利归苏维埃，和俄国同志共进退，并且要求认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和军队联合，在权力角逐中占据了有利之势。最终，他们和反对他们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组成临时政府。极左的斯巴达克联盟则被排除在这个临时政府之外。前线士兵和数百万名德国民众都对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来不及反应。德国人感到混乱与不安。在前线战斗过的兵士，不管是毫发无损的还是落下伤残的，都预感到可能自己之前在战场上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言：“所有的牺牲、数月的饥饿干渴都白费了。那些充满恐惧然而又坚持职守的日夜都白费了……”对希特勒而言，战争让他走出困境，让他得到认同。他没有故乡，德国陆军就是他的故乡。现在他不得不问：历史要将他扔回战前那种令人绝望的生活吗？或者一切又会变得不同吗？这个问题才是让大病初愈的希特勒揪心的，而非追问到底谁是战败的元凶。“背叛前线”、“犹太人是罪魁祸首”，这些国家社会党日后的煽动套路在这时候还没有在希特勒以及其他大多数士兵脑中存在，他们要面对的是将要从战场回到一个和战前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章被隐瞒的真相“犹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士兵苏维埃成员希特勒最为人不齿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将1918/1919年革命斥为犹太人的罪恶。早在一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一场“犹太”革命。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慕尼黑团预备营从战场回到家乡即落入了“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这些行径简直令他“作呕”。他早就看穿1919年4月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其实是犹太人的政权。布洛克、费斯特和克肖基本上都持相同观点。可事实上，希特勒在德国军队在一战战场上放下武器时还不是反犹主义分子，他是之后在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慕尼黑成为反犹分子的吗？不仅是慕尼黑，当时全德范围内都兴起了反犹主义浪潮。究其原因，也许与战争末期物资紧张造成的饥寒交迫有关吧。困境中的人们都想找出始作俑者。而在历史上，犹太人一再成为为人民不幸埋单的人。随着战争的结束，反犹的情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很多人在当时也对此表达了忧虑。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说，“明的和暗的反犹主义……在以罕见的速度蔓延。”1919年成为普鲁士政府新闻官的社会民主党人汉斯•戈斯拉将其说成“反犹主义势如洪水”。德籍犹太人中央协会高级代表阿尔弗雷德•维纳尔在一篇题为《屠杀前夕？》的论文中写道，德国爆发了一股“巨大的反犹浪潮”。作为伦敦图书馆的创始人维纳尔还说，应该把散发在全德境内的数百万份反犹传单集结在一起，看看里面都是如何辱骂和诽谤犹太人的。犹太文学被无耻地篡改，宗教书籍也被耸人听闻地扭曲。他们说犹太人杀人祭神，还将犹太人“画成浪荡的动物并配以淫荡的羽毛”。很多犹太教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十一月革命让战后反犹主义情绪升级。耶路撒冷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反犹主义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潮。自打革命一开始，德国人就将这场革命看做和俄国革命有关联。尽管两者在最初的阶段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德国的革命刚开始本是一场反战起义，并非什么社会革命。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德国海军水手发动兵变，因为他们不想跟英国海军厮杀，做无谓的反抗。在海军领导层出面惩治起义水手并导致基尔港一名水兵死亡之后，海军士兵开始倒向号召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人民和平的阵营。海岸城市到处都成立了工兵苏维埃。顷刻之间军队和人民武装就都到了起义者的手中，要求皇帝退位，立刻结束战争，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谓实现公正的和平的前提条件。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开端让人不禁联想到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也是从水手开始，他们在圣彼得堡用奥罗拉坦克的炮弹发出了革命的信号。1918年11月一个最终以驱逐俄驻德国大使、中断德俄外交关系、关闭德国东部边境为结果的事件使得十一月革命的反对者坚信革命是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舶来品”。苏联驻柏林代办阿道夫•阿布拉哈莫维奇•约非是布尔什维克领袖里奥•D•托洛茨基的政治伙伴。他通过外交便利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斯巴达克联盟提供了大量的宣传品，甚至武器。除此之外他还给他的法律顾问——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员奥斯卡•科恩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革命。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一战期间，德国政府为了能够使俄国陷入混乱，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革命的熊熊火焰很快又烧回了德国。列宁在1918年10月20日的党的会议上说：“我经常被指利用德国的资金赢得了革命。这一点我从未否认过。今天我要补充完这句话，那就是我们将用俄国的钱在德国也上演一场这样的革命……”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和其代办的角色曝了光。经过报纸大肆报道，希望看到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之间关联的人自然看得无比清楚。这次事件还暗示了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关系。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第一次公开怀疑两者之间关联的是中央党机关报《日耳曼》。这份报纸于11月中旬刊登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在波兰受到迫害的稿子并且提出疑问，这是否是源于“反对亚洲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起来都是有着德国姓氏的犹太人……”紧接着文章又列举了一堆犹太革命者的名字，其中赫然写着列宁的名字叫“策德布罗姆”，尽管这位革命领袖根本不是犹太人。在此之后，《日耳曼》报总是会使用“犹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这样的字眼。右翼报纸如《德意志报》、《每日周报》和《德意志日报》自然也附和这样的观点。反犹分子恩斯特•格拉夫•促•雷文特洛指出，布尔什维克（除了列宁之外）和斯巴达克联盟都是犹太人领导的。这种揣度并非是德国特色，全世界都在传“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事情的根源要追溯到沙皇帝国。在沙皇俄国，民族主义者和贵族阶层无所不在地宣传犹太人是煽动者和破坏者，给大众留下了这一刻板印象。这些偏见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是因为俄国古老的反犹太主义。这些偏见导致沙皇俄国的500万名犹太人只能生活在帝国西部和南部犹太人限制区内，比如立陶宛、波兰、乌克兰、沃伦、比萨拉比亚、加里西亚和黑海沿岸。为了转移生活窘困的人民的视线，沙皇俄国的政客们让犹太人变成了替罪羊。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多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圣彼得堡策划的。最后一个在位的沙皇是个偏执的反犹主义者，其犹太人政策比起其他统治者来说更加苛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被自由主义所影响，之后又受到社会主义党派的压力。很多犹太人幻想着能够和社会主义者结盟，从而实现解放自己的愿望。结果这又招致了新一轮的倾轧和屠杀。1903年的奇西瑙和戈梅利以及1905年的敖德萨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殴打、虐待和谋杀。犹太难民因此涌向北美和中欧。沙皇政府将这一切解释为“爱国的基督教徒对犹太革命者的抗议和报复”。仇视犹太人的情绪从圣彼得堡向外蔓延，到处都充斥着反犹的宣传册和文字。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锡安长老会纪要》，说的是犹太共济会阴谋统治世界。在20世纪初，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瑟尔基•尼路斯将这本书以《渺小中的伟大》为题出版。1911年，这部作品又以《即将走近的反基督徒》为题出版。书中渲染的世界末日情绪使得沙皇俄国宗教界的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大家将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阴谋等同于恶势力和上帝的对抗。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这本小册子红遍全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犹宣传册。因为书中所谓犹太“长老”的乌托邦极权主义在俄国成为了现实。人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犹太人的工具，于是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断升级。这种印象越来越深刻，因为第一届俄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的四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以及苏克尼科夫）都具有犹太血统。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有一本讲述俄国犹太人历史的书，叫《两百年同行》，备受争议。在第2卷中他写道，一大批世俗化了的犹太青年在遭受了沙皇时期的压迫之后也毅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为了赢得犹太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列宁下令枪杀活跃的反犹分子。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组建政权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民族问题刑警队犹太事务部。不久之后这个部门就摇身变成了“犹太刑警队”。俄共八大会议准备成立“苏俄犹太共产主义联盟”。它将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索尔仁尼琴如是写道。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领导下的臭名昭著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里活跃着一批世俗化了的犹太青年，妄图颠覆一切。索尔仁尼琴提到了一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里。那是1919年4月18日召开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秘密纪要影印本。其中写道，“第三点，列奥•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明：在前线的契卡、前线和后方的执行委员会以及苏共中央里，立陶宛人和犹太人的比例非常高。相比之下，前线同志中犹太人的比例还不算很高。在红军当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沙文主义倾向。”鉴于这些文件的说服力，索尔仁尼琴相信“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有其真实的内核。不过此处这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神话实实在在地就如此在全世界传扬。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小册子和报纸文章。伦敦《犹太人纪事报》在1919年4月报道，布尔什维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和犹太教的观点相同。这份犹太报纸的通讯员还写道，犹太人刻意撇清自己跟布尔什维克及其革命的关系，好像自己跟他们没有关系似的，这是不理智的。卡尔•马克思的话也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他说，必须把基督教国家尽可能地撞出“许多洞”。还有后来皈依了基督教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他称犹太人是“革命的导师”。俄国自由君主立宪派政治家阿里亚德娜•蒂尔科娃—威廉姆斯在她1919年出版的《从自由主义到布列斯特合约——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一书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干部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俄国人。“准确地说，很少的一部分人汲取的是俄国文化，代表的是俄国人民利益……一些人显然就是外国人。除此之外，布尔什维克也吸收了很多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多年的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之前从来都没有来过俄国，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是犹太人。”在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委员会和书记处”中都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犹太名字改成了俄语名字……但是这种伪装是骗不了人的。”阿里亚德娜•蒂尔科娃—威廉姆斯如此写道。很多专家实际上也是反犹分子，所以他们给出了许多数据证明布尔什维克“纯粹是犹太人”搞出来的。伦敦《早报》的驻俄国通讯员写道，545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中有477位是犹太人。根据《老法兰西》杂志报道，703位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中有664位是犹太人；22人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中有18人为犹太人。《德宝独立报》将这个数字从18人更正为17人。美国汽车制造业先驱亨利•福特是狂热的反犹分子。一战之后他买下了《德宝独立报》，并且公开他的反犹倾向。福特还想说明，苏联政府所有委员会中“跟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部分，主要是国防和宣传部门，“供职的全是犹太人”。俄国出版人迪米特里•布拉绍夫认定：“这些人名、数据通过媒体的报道散布到全世界。所有人都相信了”，尽管这些内容中充斥的只是“谎言、胡扯和夸张”迪米特里•布拉绍夫：《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教：全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受益者〉第3版》，16页，柏林，1923。。布拉绍夫认为，苏联领导层中的犹太人不超过10%。很少有人去验证这句话的真伪。而事实上，俄国500万名犹太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刺杀契卡负责人乌里茨基和列宁的列奥尼德•卡内基色和芬妮•耶菲莫芙娜•卡普兰也是犹太人。不过这丝毫不会动摇前来清算的“犹太专员”以及“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在全世界都已深入人心的形象。这一形象到底有多普及？不论是各国皇室还是民主政府都被“一网打尽”。威廉二世在战争结束前说：“除了列宁之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5月曾说过，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领导的。一位终将成为国之翘楚的英国贵族曾在1920年2月出版的一期《星期日先驱画报》上写道：“现在这些原本在欧美大城市的地下人物出现了，扯住了俄国人的头发，扼住了俄国人的咽喉，成为了这个巨大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在苏联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特权甚至更大。而恐怖行动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干的，有些甚至是犹太女人……”《星期日先驱画报》，1920-02-08。这个人就是英国的战争部长，后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历史学家戈尔德•科能研究发现，就在西欧国家媒体大肆渲染“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德国人普遍将犹太教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来自美国的俄国专家理查德•派普斯认为这种混淆是俄国革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在德国也开始生根发芽。斯巴达克联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犹太人。能言善辩的罗莎•卢森堡、保罗•李维以及其他一些德国革命的领袖都是犹太裔。这些事实正好符合并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些激进的左翼人士表现得仿佛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受托人。在1918年12月中旬召开的全德工兵苏维埃大会上提出“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口号，拒绝召开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赞成的立宪国民议会。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继续通过街头暴力革命来达到目的。在人民海军师于1919年12月23日占领政府之后，斗争升级了。艾伯特认为有必要向正规军求助了。1918年、1919年交替之际，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斯巴达克联盟、部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激进的党派共同组建了德国共产党。在德共的成立大会上，被禁止入境的卡尔•拉德克却作为列宁的特使出现，他的出现仿佛确认了德共是俄国革命的支流。而之后拉德克和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则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拉德克在他的发言中许诺，俄国无产阶级将和德国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共同和剥削阶级斗争。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向俄国政府表示感谢。他说：“俄国是德国革命的发祥地。只有我们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的时刻才会到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拉德克是犹太裔这一点恰恰又符合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形象。1919年1月初出现了反对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总罢工，而德共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一事件在人们眼中到底和“犹太布尔什维克”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前进报》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斯坦福自己就是个犹太人。报道中将斯巴达克联盟起义称为“布尔什维克起义”，而在点出幕后主脑姓名时，使用的都是他们的犹太名字，分别是“布劳恩施泰因（托洛茨基）、卢森堡和苏贝尔森（拉德克）”。犹太教是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分子，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属于少数将这个观点表达出来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德国工人运动受到“东犹太的影响”。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东犹太‘马克思主义者’拥有特别的禀赋，可以将社会主义变成教义，将老生常谈变成信仰。他们孵化出一门德国工人自始至终都没能理解的神秘科学”。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而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共产党人所取得的客观胜利，而是人们主观上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那里感受到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不安和恐惧越强烈，反犹主义情绪就会越高涨。而这种关联是其他研究希特勒的人（从布洛克到克肖）都没有关注到的。克肖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好似一个梦魇，因为它为德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发挥反民主、复仇主义以及仇犹情绪的借口。同样地，克肖不承认一战之后出现了由于反共导致的反犹主义情绪。他认为德国革命同俄国没有关联，因此也不存在由此导致战后德国反犹情绪高涨的可能。这种观点倒是和现下主流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将这个观点推至顶峰的是出版人塞巴斯提安•哈夫纳。他在《解读希特勒》中说，当时共和国政府里左翼人士比多数社会民主党要少。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将革命镇压了下去，左翼人士始终是在野党。同时成为在野党的还有一股极右的势力，最终终结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并将德国带入了灾难之中。在十一月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哈夫纳写就了《1918/1919德国革命》。他说：“社会民主党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编造了谎言。1918/1919年的革命不是像他们50年以来所宣传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挽救”了德国，使之免遭“布尔什维克的涂炭”。事实上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是来自俄国的舶来品。这一观点哈夫纳在写《解读希特勒》之前就说过，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不谋而合。对于哈夫纳和其他持同一观点的人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对魏玛共和国的结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他们也就更不承认这一浪潮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战败国）的无产阶级有强大的辐射力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中虽然大篇幅地叙述了当时的环境氛围，但是共产主义浪潮的作用和由此引发的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而实际上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后，大多数德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为何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德国会追随俄国的道路吗？《日耳曼》报在1918年11月中道出了关键：“两股潮流席卷世界，相互角力。那就是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西方国家的自由理念和俄国的平等理念”。社会民主党政府对付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联盟“间谍”的决心十分坚定，手腕也很强硬。对于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来说，对抗共产主义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们也毫不隐讳这一点。在1918年12月底爆发了内战之后，艾伯特倍感压力，他说：“要是同盟国当时占领了柏林就好了，就可以保护柏林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到底有多么害怕和恐慌。有人说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革命，是纳粹帮凶。这无异于是强求社会民主党预见到俄国革命模式在德国终将失败，预见到当时还未出现的纳粹运动。哈夫纳认为艾伯特“在内心里是一个固守旧秩序的总督”，而诺斯克是“一个原始的暴力分子”。这些人其实都曾是爱国分子。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在他写的魏玛共和国史（其为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史的书，但书名并非叫魏玛共和国史。——编者注）中说，我们不应该谴责这些人，他们不是列宁，甚至也不是施泰因或者哈登伯格那样的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只不过是一党之领导，19世纪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进步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和理性的行为。”当我们现如今往回看的时候责备他们当时没能看出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是不公平的。差别是存在的，比如罗莎•卢森堡曾提醒他们阵营的激进派，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很长的斗争史，而这一切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问：“哪条路是既可以启蒙民众又安全保险的？”但是从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极左势力毫无疑问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或者工具。光是党的名称——德国共产党，就足以说明两者间的关系了，更何况他们还拒绝参加国民议会举行的大选，并且一再强调他们的党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一如党纲所写。再者，他们还攻击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是“资产阶级的党羽”，控诉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1919年德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且得到“世界革命总指挥部”的指令，于是一切变得更加明朗。最终的破裂出现在1918年11月。谢德曼为了国家前途提议重建工人运动统一阵线，由斯巴达克联盟和多数社会民主党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同成立人民代表议会，而斯巴达克联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提议。1919年1月斯巴达克起义，在数日之内就被多数社会民主党政府借助志愿军的力量镇压下去了。诺斯克在革命之初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代表时曾说过：“总得有一个人将双手沾满鲜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诺斯克派来的志愿军残暴地杀害，这让诺斯克的这句话更加耐人寻味。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称他们两位是“血色恐怖的牺牲品”，而这种恐怖是他们“受到妄想的驱使，自己唤来的”。在柏林差不多又恢复了平静之后，艾伯特对民众说：“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和大城市的黑暗势力纠结在一起，妄图借助他国势力取得政权。只有人民才能给予政府以合法性，而人民永远不会自愿地把权力交于他们之手。”文中提到的他国势力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俄国。因为《前进报》还转引了公告上的文字：“我们必须保护边界不受俄国武装暴力侵扰。俄国正向我们输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想以德国为战场，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布尔什维主义是和平的坟墓，是自由的坟墓，是社会主义的坟墓。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才能够将劳动人民从经济剥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古斯塔夫•诺斯克在回忆录中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当年是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当时有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批判观察家、左翼自由主义者哈里•格拉夫•凯斯勒。1919年1月20日，在斯巴达克起义被镇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武装起来的反政府无产者差点就赢得了政权。”即使有再多的可能性，他们也不能赢得政权，因为多数社会民主党和陆军结成了同盟，拥有军队的支持。1919年1月19日举行了魏玛国民议会大选。之后社会民主党组建了一个占议会明显多数的中左政府。由此，社民党离实现议会民主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由于有俄国政权在背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能够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生活在柏林的俄国出版人埃韦林•赫维奇在1919年初曾写道，大家普遍觉得“它（布尔什维克。——作者注）是股强大的洪流，至少是一种具有超常传染能力的思想，最终将无可避免地成为领导人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早晚将湮没整个文明世界”。赫维奇认为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极左派于1919年3月初在柏林号召反政府总罢工。但这次行动被当局镇压了下去，并且导致德国共产党暂时被禁止活动。政府还试图解散不来梅和布劳恩施崴格的工兵苏维埃。1919年4月底，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革命火焰熊熊燃烧的巴伐利亚，于是那里的反犹主义情绪到达了一个高潮。在慕尼黑，革命之风席卷这个德国土地上第一个也是最长久的王国。希特勒自1918年11月底在这里的第二步兵团第Ⅰ预备营第7连服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埃斯纳使用策略，将武装游行变成了颠覆行动，逼宫成功。11月初，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退位，离开帝国首都逃亡。1919年11月8日，这个来自施瓦宾格的犹太记者和工厂主公子被选为巴伐利亚自由邦总理。他在左翼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立志要在巴伐利亚自由邦实现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的话说——“建立在苏维埃之上的、有诱惑力的、成熟的民主”。“他不希望看到旧式议会，也不急于立刻社会主义化，并且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于是这位自由邦总理就被夹在各派中间，备受攻击。无论是党内左派和共产党，还是希望实现议会民主的多数社会民主党都想讨伐他。在多数社会民主党看来，苏维埃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它是革命导致的无序的产物，一旦国民议会和其他的议会民主配套机构建立起来，它必然将不复存在。然而独立的诉求使得巴伐利亚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埃斯纳根本无法从繁多且迥异的政治目标中理出头绪来。这对于尚在政治之外的希特勒而言则更是雾里看花了。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回到了慕尼黑，这里的人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都持开放性的态度。这些观念对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士兵，尤其是对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言，实在再平常不过。不管是来自哪里，当他们一起开拔奔赴战场的时候就将彼此看做一个整体，看做兄弟了，保护祖国是他们的信念。1914年8月燃烧起来的民族热情让国内社会的阶层对立和紧张都烟消云散。而战斗的队伍中更是不再有阶级的问题了。之后曾出现了这么一个词，叫“堑壕社会主义”，因为士兵们在与世隔绝、令人窒息的堑壕或者潜水艇里待着，他们中的谁来自哪里根本不重要，只有团结才能够强大，只有团结才能够生存。在那样的背景下，个体就好比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蚂蚁。希特勒在回想军旅生活时说，在军中展现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集体中承担一项特别的任务。他在回忆录中说到军队的时候更是夸张，他说，前线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和纽带，因此对士兵而言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德国有一处地方，在那里没有阶级。那就是前线的连队。那里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连队，再无其他。”希特勒如是说。就连保守派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他1919年出版的《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一书中也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战场前线或者是遍及半个欧洲的集体公墓里。”斯宾格勒希望通过唤醒旧普鲁士“士兵社会主义”给马克思式的物质社会主义注入灵魂。但是对于前线士兵来说，旧式社会主义依然延续着。当然，他们将其看做“上帝保佑”帝国。然而旧秩序在面对残酷的战争时显得可怜而无力。1918年秋，威廉二世逃到荷兰流亡，证明了旧秩序的失败。现在旧秩序对于前线士兵而言已经过时了，巴伐利亚军队最终选择了右翼保守的路线。1919年春右翼保守势力的一段文字说明了军队的立场，而此时希特勒也在军中。文字是这么说的，现在“激进的想法很容易被人们接受……这是由于大家对政治的不了解。各种思潮交织出现，而人们对它们又都缺乏信赖。大家对所有旧的结构也都不信任……”慕尼黑驻军所在地并非反犹主义滋长的土壤。特劳恩施泰因的战俘和平民拘留营也不是。1918年12月3日，希特勒回到慕尼黑预备团几天之后就被派去了特劳恩施泰因。那里位于巴伐利亚山区，关于内战的消息许久才能传来些许，就好似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希特勒在那里看管被押人员。那里负责的是士兵苏维埃，被关的都是俄国战俘，看守士兵和那些来自“革命故乡”的关押人员称兄道弟。据一位军官说，“那会儿不再有过去那种严格的纪律。在经历了停战和革命之后，军人一职对士兵而言就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衣食无忧的工具而已。有了这份职业，国家就会养着他们。”希特勒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来说，希特勒在特劳恩施泰因的这段时间和他在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状态差不多：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只有一身戎装让他不至沦落，给他面包与居所。于是他们就这么随波逐流，根本就不是像他在《我的奋斗》中所写，在经历了十一月革命之后下决心要成为政治家，阻止“犹太人胡作非为”。在特劳恩施泰因战俘营被解散之后，希特勒在1919年1月底到2月中的一天回到了慕尼黑预备团。这个自由邦的首府还沉浸在上个月进行的议会选举气氛中。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党主席库尔特•埃斯纳已经风光不再，该党仅仅获得了2.5%的选票。当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当前最强大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眉来眼去的时候，左翼势力因为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而日益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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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揭秘希特勒与犹太人之间从亲密友好到反目决裂的事实真相。以事实为依据，站在与众不同的角度分析希特勒成为屠杀犹太人恶魔的最本质原因。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局势，看欧洲那段由大国一手操作的幕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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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与历史中或者现代的一些现象作比较的尝试都被视做试图理解那个政权及其所犯下的罪行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只能保持沉默了。——弗朗索瓦•傅雷，1998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让读者打开眼界，反思希特勒的思想变化。
•   此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很多史料源自于德国档案，无法进一步证实，但是作者对伊恩·克肖等“希特勒”传记作家的批评值得赞赏！想了解希特勒反犹原因的朋友，必读佳作！！
•   不推荐，本书局限于1919年的历史事件，但是叙述混乱，既无时间感，也无空间感；语言晦涩，像是把一段英文原文经过google翻译后罗列了上来一样。勉强让自己读了约三分之一，很难再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