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田静  页数：169  字数：2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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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到汉，自然就想到汉人，汉语，汉字，汉碑，汉赋，汉仪，汉制，汉子……。一个伟大的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永远为之骄傲，关于它的论述，已经多移不计其数，我不是学才专家，说不出更新的见解，我知道汉文化是继承了周、秦文化雄沉之骨，保持了文化的绚丽之风，又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异域国度文化交流融汇，它开始于多源，结果于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致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不断的演变，创新，但其体制，风貌再也没有脱离了这个基础的范围。

内容概要

元成之世，虽是西汉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但却造就了一批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一、美女英雄，留下了讲不完的传说故事。整理书目的刘向，一代明相瞿方进，治河能手王延世、贾让，威震异域的赵充国、陈汤，和亲匈奴的王昭君，舞蹈家赵飞燕……一个个名传千古的人物，均在此时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 　　本书是《汉文化丛书》系列之一的《元成之世》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七略》的影响、汉元帝生平大事、西汉由盛而衰的分水岭、汉元帝的皇后嫔妃、汉成帝生平大事、汉成帝时期的大臣、汉成帝的皇后嫔妃、汉成帝时期的大事等内容。

书籍目录

西汉走向衰落的元成之世  第一章  对元成之世的评价    一、汉元帝“柔仁好儒”    二、汉成帝“耽于酒色”    三、重用儒生实施儒政    四、土地兼并之风日盛    五、汉匈和亲边疆平稳  第二章  宦官外戚轮流专政    一、宦官干政    二、外戚专权  第三章  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一、汉匈和亲    二、平定羌变    三、与其他各族的关系  第四章  刘向编撰书目提要    一、刘向其人    二、如何编书    三、《七略》的影响多才艺，善史书的汉元帝  第一章  汉元帝生平大事    一、即位风波    二、大行善举    三、恩师被害    四、西汉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五、大权旁落    六、渭陵调查收获  第二章  元帝周围的大臣    一、汉元帝的儒学老师    二、京房及其考功课吏法  第三章  汉元帝的皇后嫔妃    一、皇后王政君    二、傅昭仪和冯昭仪  第四章  汉元帝时期的大事    一、重用儒臣　纯任德教    二、史氏许氏　轮流专权    三、陈汤矫诏　平灭郅支    四、昭君出塞　千古传颂    五、史游编撰《急就》耽于酒色的汉成帝  第一章  汉成帝生平大事    一、耽于酒色　政治无能    二、昏庸无能　淫乱后宫    三、修建陵墓  第二章  汉成帝时期的大臣    一、丞相翟方进    二、王商、史丹    三、薛宣、朱博    四、文武全能辛庆忌  第三章  汉成帝的皇后嫔妃    一、命运不济的许皇后    二、德才兼备的班婕妤    三、专宠后宫的飞燕姊妹  第四章  汉成帝时期的大事    一、昌陵的营建与罢建    二、王氏专权　五侯受封    三、治理黄河　初见成效后记

章节摘录

　　西汉走向衰落的元成之世　　第一章　对元成之世的评价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社会矛盾日趋严重，西汉开始进入衰世，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汉元、成二帝在西汉王朝214年的统治中（不含王莽），共占有42年，约合西汉统治总年数的1／5。元成二帝统治期间的42年，正是西汉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　那么，汉王朝为什么在他们统治时期走向衰落？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元成二帝？　　元成之世，是西汉帝国国势日趋衰落的转折期，这与当时土地兼并高潮再起，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元帝刘臾表面上“柔仁好儒”，实际上姑息、纵容宦官、奸佞迫害贤臣，政治黑暗腐败；由于成帝刘骜“湛于酒色”，宠任外戚乱政，才使西汉走向衰亡。　　这一时期，对外关系比较平稳，田庄经济得到发展，说明事物是复杂的，在衰败中也有平稳和发展的一面。史家对元成二帝，早有评价，认为元帝“柔仁好儒”，成帝“湛于酒色”。　　一、汉元帝“柔仁好儒"　　所谓元帝“柔仁好儒”，是班固在《汉书?元帝纪》中的评语。我们单就字面含义讲，所谓“柔仁”大概就是《汉书?元帝纪赞》中所说的“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风之烈”。所谓“好儒”大概是“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如果按这样解释，对元帝的评价，应该是褒多于贬的。这是汉家臣子班彪、班固父子的个人观点。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全面评价汉元帝这个人物，有助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西汉王朝从汉元帝时，已逐渐开始走向没落。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外戚宦官专政，社会动荡不安，出现流民。　　元帝是号称一代“中兴”之主的宣帝的儿子，早年为太子时，曾因奉劝其父重用儒生，被训斥了一番。宣帝说：“我大汉立国，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何以要单纯任用德教，况且儒生迂腐，不达时变，喜欢是古非今，使人眩乱于名实，不知何去何从，岂足委任！”宣帝还断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并曾一度想改立淮阳王为太子。　　我们认为，在对汉元帝“柔仁好儒”的评价中，“柔”字最能够准确反映他的性格。元帝的确是一个优柔不断、性格柔弱的人。我们从他历次发布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在《汉书?元帝纪》中记载他常说“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等等，从这些的词句来看，他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当机立断，而且贻误战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优柔、懦弱到对自己的统治失去信心的地步。　　至于元帝的“仁”则要大打折扣了，即使不是虚情假意，也只能是对佞臣宦官石显之流讲“仁”了，而对自己的老师萧望之和贤能之臣刘向、张猛等人就不讲仁了。在石显等人陷害萧望之下狱和萧望之被迫自杀的事件中，元帝不是有意纵容，就是故意装糊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好儒”，也只是表面现象。元帝即位后，的确任用了很多儒臣，在诏书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经典，并采用过一些振兴和发展儒学的措施。但是，在实际中，元帝并不真正信任儒生和贤臣，而是听任佞臣、宦官石显等人对贤臣、名儒的迫害。例如，在萧望之被迫害自杀之后，元帝起初非常后悔，遂提拔任用另一位师傅周堪为光禄勋，任用周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异常信任。此举使弘恭、石显之流感到恐惧，就想方设法诋毁周堪、张猛，并利用天变之机，造谣诬蔑说是因为周堪、张猛做事不周造成的。于是，元帝故伎重演，据说其内心还是想重用周堪、张猛二人，但又害怕弘恭、石显之流，就把周堪贬为魏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周、张离开中央后，天象又出现变异，元帝这才明白天象变异与周、张二人没有关系。于是又把周、张二人召回中央，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张猛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虽然是重新委以官职，但实际上是各降了一级。经过此事，石显之流看到了元帝的懦弱，更为得势。他们已经控制了尚书大权，尚书五人全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奏事必须通过尚书，而其结果全由石显决断，周堪为此忧虑愤怒而死。周堪死后，张猛人单势孤，也在石显的迫害下，于公车署自杀。周堪为一代帝师，当世名儒，张猛也是一位干练之才，曾出使匈奴，与呼韩邪单于签订了“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友好盟约，奠定了汉匈和好的基础。像周堪、张猛这样的旷世之才，都被石显迫害致死，对汉政权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元帝负有直接不可推卸的责任。　　被石显迫害致死的名儒还有易学大师京房。京房看到汉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情况，便向元帝建议推行“考功课吏法”。此举得到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认为可行，但遭到石显及其党羽的反对。石显不敢直接攻击“考功课吏法”，而是以让京房直接到地方试验为理由，把京房排挤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课吏法”治郡。　京房离开中央后，石显就诬告京房与张博同谋，“诽谤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显迫害致死或遭贬斥的贤臣还有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郑令苏建等，郎官冯逡也因奏言石显专权而遭受迫害，甚至连由冯逡荐举的冯野王，也无端受到排挤。石显如此迫害贤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这怎么能说元帝重用儒士？　　在石显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如贡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显声势显赫，也都投靠到石显门下，这些人其实已经不能发挥儒生的作用。　　汉元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却具有非凡的音乐才能。据说元帝投铜丸击鼓的技艺很高，已经超过了专业演奏家。《汉书?元帝纪赞》则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这也说明元帝是一位精通书史、多才艺的皇帝。他对音乐造诣尤深，不仅能击鼓、弹琴、吹箫，而且会使用多种乐器演奏，还能谱曲配唱，对拍节的掌握已经达到穷极要妙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多才多艺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正是这样的君主，在嬉戏玩乐中一步一步把汉政权推向衰亡之路。薛广德说元帝“日撞亡秦之钟”，决非夸张之词。　　从当时历史事实分析，汉朝在元帝时并没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华用在治理国家方面，听从贤臣的劝谏，铲除石显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汉政权还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元帝没有一点善政，如提倡节俭、救济灾民、假民公田、征收口钱由三岁提至七岁等，均属善政。但这些与其委政宦官、滥杀忠良、扰乱政局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认为，西汉王朝的衰亡，元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汉成帝“耽于酒色"　　至于说成帝“耽于酒色”，倒是比较准确的评语。　汉成帝刘骜，在中国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是“赫赫有名”的。他自甘堕落，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竟死于非命。　　汉成帝即位不久，就清除了石显乱政集团，说明皇权还是很有威力的。　如果成帝以此魄力控制政治局势，汉帝国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汉家的命运还会有新的起色。　可惜成帝没有把握好这一有利时机，反而拱手把政权让给外戚王氏。　　外戚王氏飞扬跋扈，完全控制了皇帝。有一次，成帝召见刘歆，很欣赏他的才华学识，当即就想任命刘歆为中常侍。左右的人对成帝说：“此事应该先告诉大将军王凤？”成帝说：“这样的小事，不用告诉大将军。”周围的人非常恐慌，吓得一再叩头，要求先禀告王凤。　成帝只得给王凤说，结果，王凤不同意。试想一下，成帝连任命中常侍这样的小事情都要禀报大将军王凤，可见王凤把他已经没有放在眼里了，这哪里还像一个堂堂的皇帝？　　汉成帝还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为了满足其腐化的生活，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享乐。他还在甘泉紫殿中设云帐、云幄、云幕，极尽奢华，世人称之为“三云殿”。不仅如此，还为他死后享乐大修陵墓，先修初陵，嫌规模小，又改建昌陵，调集千万役夫，点燃脂烛，日夜赶修。昌陵地势地低下，耗费巨大，史称“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以至于“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靡敝天下……百姓财竭力尽……”乾谿是楚灵王的葬地，骊山是秦始皇的陵墓，都是历史上耗费巨大的工程，谷永以昌陵与乾谿、骊山相比喻，其劳民伤财的惨状可想而知。　　成帝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看人兽搏斗。 为了满足这一喜好，他命人大肆捕捉野兽，把抓来的熊罴虎豹运到长杨宫射熊馆，让胡人与野兽搏斗取乐。为了捕兽，农民生产荒废，庄稼被践踏毁坏不计其数。成帝还有喜欢化装外出寻乐的癖好，曾在富平侯张敞的陪同下，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柞，斗鸡走马无所不为。由于成帝长期外出，致使“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大臣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皇帝的去处。成帝荒淫到如此地步，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了。　　成帝还是个罕见的好色之徒。他最初宠爱的是许皇后，这引起了王氏集团的担心，一有机会他们就攻击许皇后，再加上许皇后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别恋。　　汉成帝冷落了许皇后，开始宠爱班婕妤。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个男孩，数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艳，丽而不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理。　她没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又得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她就成了卫婕妤。　　但是，贵为君王的成帝，即使身边女人再多，也总想着到宫外世界去寻求刺激。鸿嘉元年（前20），汉成帝在富平侯张放的陪同下，身着便装，微行出游，跑到闹市区去寻欢作乐，竟遇到了绝代美女赵飞燕，飞燕成为他最宠爱的女人。后来，他得知飞燕还有个更加美丽的妹妹赵合德，便将合德召进宫内。从此，赵飞燕姊妹双双得宠，俱立为婕妤。不久，汉成帝废掉许后，立飞燕为皇后，合德为昭仪。成帝为讨得赵氏姐妹的欢心，便赏赐飞燕珍宝无数，又给昭仪修建了豪华无比的昭阳宫。成帝整天迷恋酒色，不理朝政，与赵氏姊妹玩乐，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中。　　像汉成帝这样在政治上昏庸无能、自甘堕落，在个人生活上迷恋酒色、荒淫无道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外戚王氏正是利用成帝的这一点，培植起来自己的势力。　后来王莽篡汉建新，实际是成帝为他奠定了基础。班固在《汉书?成帝纪赞》中说：“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实际上是含蓄地指出成帝要为王莽篡汉负责。　　三、重用儒生实施儒政　　综观元成二帝当政时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点。元帝即位后，重用儒生，委之以国政，名儒萧望之、周堪、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韦玄成、刘向、郑弘等人相继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节俭、减少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削减卫卒，生子由三岁出口钱，改为七岁仍出口钱；成帝时，算赋由120钱减为80钱，等等，都堪为善政。还有扩大博士弟子名额，令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吏，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让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宫中藏书，等等，对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时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如能认真执行，对于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于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谶纬迷信的消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宦官当政，元帝优柔寡断，使儒家仁政难以贯彻执行，而其消极因素却得到恶性发展。　　儒家的迂阔、保守、迷信的表现，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灾害等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如翼奉给元帝上封事时就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谓“五际”，即指每逢初卯、酉、午、戊、亥五个地支年份，国家必有灾害发生，称为“五际厄运”。翼奉认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就是甲戌年，属于“五际厄运”之年，故地震频繁，阴气大盛。所以如此，是由于“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之所致。翼奉的论说以灾异附会政治，以约束君主政治之失，虽属迷信，也未尝不有积极意义。前此，翼奉曾因天变而劝元帝“显诸仁，藏诸用”，即行仁政，节用爱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见，下诏“江海陂湖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步苑马，诸官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而这一次涉及外戚史高。许嘉所谓“二后之党”专权于政的严重问题，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见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未，武帝茂陵白鹤馆火灾，翼奉又上疏建议因天变而徙都于成周（洛阳），以表示“与天下更始者也”，从而使汉家政权“延长而无穷也”。其实天变与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两者拉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回元帝还是没有接受意见，以七庙在长安不能东徙，而拒绝迁都。　　在翼奉之后，易学大师京房又借天变之机，上奏“考功课吏法”。本来为整顿吏治，惩治官吏胡作非为，建立考功课吏法是十分必要的，但京房把它与天灾联系起来就显得节外生枝，而优柔寡断的元帝，听从了宦官和权臣的意见，不仅没有推行考功课吏法，而且借故把京房处以死刑，说明儒家借天意说教的政治，对事实毫无补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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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时期的都城制度既有对前代都城的继承和发展，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儒家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对都城的建设影响巨大，严格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制度在这里反映得淋漓尽致，这些都对后代都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西汉时期的都城及其未央宫无疑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