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子今  页数：153  字数：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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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到汉，自然就想到汉人，汉语，汉字，汉碑，汉赋，汉仪，汉制，汉子……。一个伟大的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永远为之骄傲，关于它的论述，已经多移不计其数，我不是学才专家，说不出更新的见解，我知道汉文化是继承了周、秦文化雄沉之骨，保持了文化的绚丽之风，又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异域国度文化交流融汇，它开始于多源，结果于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致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不断的演变，创新，但其体制，风貌再也没有脱离了这个基础的范围。

内容概要

“文景之治”的成就，体现了开明执政的理念，为后世行政提供了典范。以“资治”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政治史观，将“文景之治”看作典型的“盛世”。人们在文景时代发现政治榜样，汲取政治营养，寻求政治启示。“文景之治”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政治成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

作者简介

　　王子今，河北武安人，1950年12月生。1982年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自2007年始），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洛阳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东北文化研究院、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兼职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外专职研究人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汉初社会形势  一、布衣将相之局  二、汉承秦制  三、“拨乱反正”第二章  刘邦的政治遗产  一、刘姓的天下  二、吕氏之乱第三章  从代王到汉帝  一、老臣们的选择  二、进京之路  三、刘恒的“从代来功臣”  四、吴公调任中央第四章  文帝武事  一、汉文帝三年的太原之行  二、十四年：帝欲自将击匈奴  三、细柳营  四、南边的和解第五章  贾谊的政治设计  一、洛阳少年才子  二、“仁义不施”：秦政的批判  三、取与守不同术  四、《治安策》：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五、贾谊的“宏识巨议”第六章  为富安天下  一、归农著本  二、减免赋税  三、以富乐民为功第七章  法制改革  一、缇萦上书  二、减除肉刑  三、张释之故事：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四、除诽谤之罪，废秘祝之官第八章  文帝性格得失与臣下“救止”的空间  一、关于乘车的谏言  二、却慎夫人坐第九章  俭朴的帝王  一、对浮侈世风的警觉  二、露台之议  三、还千里马  四、霸陵薄葬第十章  汉景帝即位  一、童年刘启  二、晁错：皇太子的“智囊”  三、三十二岁的太子登基  四、新帝新臣第十一章  刘启政治肖像的底色  一、贾谊的影响  二、“静默”的风格  三、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四、官僚体制的调整第十二章  削藩事业  一、二十四郡与十七诸侯  二、晁错的建议  三、吴楚七国之乱  四、晁错之死  五、周亚夫出征  六、梁城守坚  七、平叛的胜利  八、削藩政策的落实第十三章  梁国的盛衰  一、蕃屏京师，唯梁为扦  二、梁园胜景  三、藩国文术重镇  四、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五、同车辇与不同车辇：梁孝王地位的变化  六、梁分为五：推恩的试验第十四章  北边政策  一、和亲  二、飞将军李广第十五章  走向富足  一、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二、文景时代社会的“富贵”追求第十六章  黄老之学的成功  一、无为无不为，无治无不治  二、重柔者吉  三、“道家”与“刑名”第十七章  文景之治的尾声：窦太后专权  一、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  二、窦太后的政治影响第十八章  “文景之治”的历史文化意义  一、汉武帝事业的基础  二、文景的历史评议  三、盛世•治世：关于“文景之治”  四、文景“盛世”的真实性考察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初社会形势　　经过战国时期多年的兼并战争之后，强大的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赢政即位的第二十六年实现了统一。以咸阳为都城，以关中作为统治重心的秦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其政治体制的构成，对此后二千余年的历史有重要的影响。　　秦王朝建立后，即面临着管理天下经济运行的任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期望经济发展的合理化，在谋求“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即民众都积极倾力于社会生产的基点上，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并且以此为保证，使得农耕得以发展，社会得以富足，实现民众的富裕和产业的增值。秦王朝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视的。秦时由中央政府主持的诸多规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规划和组织，表现出经济管理能力的成熟。秦王朝的经济制度多具有创新的意义，然而在施行中，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秦王朝经济管理的军事化体制，其极端严苛的政策倾向，以及不合理的区域经济方针等方面的弊病，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　　秦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高度集权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与此相应的风格。秦王朝虽然统洽时间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干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始皇统治末年，多次因组织战争和土木工程征发民众服事苛重的徭役。大规模的徭役调发，使正常的经济环境和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民众承受着极沉重的负担。　　秦始皇去世之后不久，秦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发生政治危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大动乱。秦二世没有能力稳定政局，其执政集团的核心又发生变乱，秦二世本人被赵高派人刺杀。秦王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走向崩溃。　　秦亡之后，反秦联军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项羽军事集团把握了关中形势，主宰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再分配。项羽号称“西楚霸王”，然而没有能够全面控制天下政局，诸侯混争的战火重新燃起。　　稳健多谋的政治家刘邦取得关中作为根据地，又得到诸多猛将能士的拥戴，终于战胜项羽，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政治形势依然复杂，经济条件异常落后，外族威胁空前严重。刘邦和他的功臣集团排除诸多困难，努力使西汉政权得以稳定。　　一、布衣将相之局　　正是因为刘邦具有较宽广的政治胸怀，运用较明智的政治策略，在楚汉战争中，能够以富足的关中作为稳固后方，使兵员和作战物资不断得到补充，虽百战百败，垓下一役，终于战胜项羽。　　汉并天下后，刘邦从建立统一帝国的大局出发，接受曾被项羽讥讽为“衣绣夜行”的建议，定都关中，实行促进楚文化、齐鲁文化和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正确政策，建立起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刘邦出身楚地平民，然而却能够以宽怀之心行政。他曾经和臣下就“我为什么能够据有天下，项羽为什么终于失去天下”进行讨论。有的将领回答道，刘邦能够“与天下同利”，项羽则妒贤嫉能，对于有功者忌害，对于贤者怀疑，功臣不能得到实际的利益，这是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刘邦则指出，这种见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抚定百姓，筹集运输军需给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人，都是人中俊杰，然而我能够用之，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取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最终为我所击败。　　刘邦善于团结部众，任用文化背景不同的有才之士的所谓“宽大”、“宽容”的政治性格，实际上表现出一种能够以较宽广的胸怀对待其他区域的文化传统的“宽仁”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所以优胜，是因为它和体现为文化融合趋势的历史进步方向是一致的。　　天下大定之后，刘邦罢遣军中士卒，表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经济生产的决心。这一决定，也顺应了社会上下期盼安定和平的共同意愿。大批出身农人的兵士的复员，使农耕经济复苏得到了最基本的条件。　　刘邦宣布对于罢遣的军士给予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的优遇，即赐爵授田。并且明确宣称，所依据的原则，正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即按照战争中的功绩和劳绩分配土地宅屋。这一政策虽然文辞内容似乎与秦法相类同，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表现出新的意义。对于所谓“从军归者”及“有功者”、“赐爵”及“先与田宅”，安定了人心，使最有生机的社会力量倾心归复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也使一个包括中小地主和富裕自耕农的较富有实力的阶层，成为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刘邦同时还宣布了两项重要的政策：　　（一）“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二）“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平民在战乱以前的身份地位以及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在回归故乡后，得到政府的全面承认。地方官不得歧视欺凌。战乱中被迫自卖为奴婢者，恢复平民的地位。这样，使战乱中大量流亡于野山大泽的民众重新回归到政府控制之下，成为编户齐民，又使一定数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　　事实上，历代王朝谋求天下之治的成与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实际控制人口数量的比率。刘邦在汉初实行的有关政策，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有利于西汉王朝政权的巩固。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又宣布士卒当年跟随入蜀、汉、关中的，终身免除徭役。刘邦早期军事集团成员的特权，又得到进一步的确定。　　考察汉初政治格局，可以发现一种平民风格。　　刘邦本人出身平民，在秦时任过亭长。他的功臣集团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张良家世高贵而外，其余多为所谓“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基层政权的普通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平民，樊哙是屠狗者，周勃是织席、吹箫服务于丧事者，灌婴是卖织品的小贩，娄敬是挽车的普通役人。清代历史学者赵翼总结西汉初期政治结构，曾经称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他同时指出，这种打破贵族政治传统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明，“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中写道，自古以来，都是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也世袭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后来这种政治格局积弊日甚，暴君荒主，于是以残虐之心役使民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限制；而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政治争斗激烈，以致祸乱不已。这样的政治形势是不能不改变的，但是数千年来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也难以迅速扭转。战国晚期，这种贵族政治体系实际上已经动摇，不过，新的政治体制的面貌尚不明朗。秦开一统之局，政体焕然一新，但是，“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大臣的任用虽然已经打破“世禄”的传统，而最高统治者，依然是王族世袭。直到汉初，新王朝之气象大变，似乎“天意已另换新局”，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天之变局，至是始定。”而且新的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之下，权位随时可以消除。于是三代以来世侯世卿之陈旧政统，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　　当时的官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能够接近社会下层，作风也与后世有所不同。身为将相的高级官员，有时甚至乘坐牛车。萧何以丞相之尊，购置田地宅院一定要选择穷僻之处，住所的修建不愿意大兴土木，不作豪华的装修。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就是说，后代如果贤良，一定会继承我的简朴之风，如果不贤良，家业也不至于为权势之家所侵夺霸占。汉王朝建国之初，朝廷仪礼简省，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当时朝中往往“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情形，也反映了新王朝政风的平易。　　二、汉承秦制　　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相当严整完备。后来有“汉承秦制”的说法，就是说秦代的这一制度为汉代统治集团大体继承沿袭。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秦代的官制确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周政衰败，官制混乱，战国并争，各有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秦以前的官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一般都公认，秦“立百官之职”，汉代“因循”又经进一步健全之后，确实确立了中国历代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　　通过对云梦睡虎地秦简所见秦法律文书和江陵张家山汉简所见《二年律令》的比较，我们发现，汉初法律制度对秦代法律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三、“拨乱反正”　　强大的秦帝国为什么短促而亡？　　经历了秦末社会历史大动荡的人们都在关注这一问题。汉初参与政治建设和行政操作的许多人对秦政的成败进行了认真的历史反思。　　对秦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导致对秦王朝暴政的否定，成为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基点。　　汉世政治语汇中，常可看到“拨乱反正”的说法。 《史记?高祖本纪》写道，刘邦去世，群臣赞美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创立汉家帝业，功最高。于是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三王世家》也说，“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宣扬至德，平定海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的说法。《汉书?礼乐志》也写道：“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所谓拨乱反正，是说“拨去乱俗而还之于正道也”。　　“拨乱反正”的说法，最早见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谓“拨乱世，反诸正”。原义是指治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秩序。　　西汉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确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成功。　　萧何是主持汉初政治体制成立的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他希望既定方针确定之后，应当“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兴，萧何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萧何之后，曹参继任为相，仍然坚持这一方针，据说行政诸事无所变更，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以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他选择身边作为助手的主要干部，专门任用“木诎于文辞”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均予以斥退。司马迁于是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天下俱称其美”。　　第二章　刘邦的政治遗产　　刘邦去世后，西汉王朝又经历了吕后专政的时代，随后进入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当政的文景时期。　　刘邦留给文景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新生的帝国。而统治中枢对于这个政治实体的实际控制力，是有限的。东方诸侯国势力分割了国家行政权和经济实力，离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一、刘姓的天下　　汉并天下。一些曾经与刘邦合力击败项羽的主要将领因为手握重兵，身兼殊勋，被封为诸侯王。　　韩信被封为楚王，都下邳（江苏邳县南）。彭越被封为梁王，都定陶（今山东定陶）。韩王信被封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吴芮被封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耳等，仍然保持原有的政治地位。　　刘邦分封异姓功臣，是因为他们已经拥兵据地，对于这一既成事实不能不承认的缘故。当时的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封域大致相当于汉疆域的一半。当时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只有二十四郡。　　也许又是历史的巧合。西汉帝国中央政府所直辖的地区与异姓诸侯王国辖地对国土的分割，除齐地诸郡直属中央外，其形势大致与刘邦、项羽以鸿沟一线分划天下时的情形极其相似。　　异姓诸侯王国的存在，显然和专制皇权有直接的矛盾。于是刘邦待时机成熟，从高帝六年（前201）起，开始逐一翦灭异姓诸侯。　　楚王韩信首先被废黜为淮阴侯。随后，刘邦动手削弱另一位异姓诸侯韩王信的实力。在废黜楚王韩信同年，刘邦改以太原郡为韩国，徙韩王信王之，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在与匈奴作战时，韩王信被围困于马邑，派使者与匈奴议和。汉朝廷疑心韩王信有二心，派使者前往责问。韩王信心存畏惧，向匈奴投降。汉高帝九年（前198），赵王张敖被废。汉高帝十一年（前196），韩信、彭越相继被杀。淮南王英布起兵与中央政权对抗，于次年败死。　　刘邦正是在这一年，即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去世。在他临终前，主要的异姓诸侯王都被翦灭。　　刘邦认为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同姓王国屏卫中央政权。于是在削弱和去除异姓诸侯王势力的同时，大建同姓诸侯王国，以作为中央朝廷的藩护。在刘邦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刘邦子弟同姓为王者计有九国，即都于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楚王刘交，都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的齐王刘肥，都于邯郸（今河北邯郸）的赵王刘如意，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的代王刘恒，都于定陶（今山东定陶）的梁王刘恢，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的淮阳王刘友，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的淮南王刘长，都于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吴王刘濞，都于蓟（今北京）的燕王刘建。　　……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通俗易懂，这是这本书得一大特点，对于汉代文化没有基础的可以一看，但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则不建议，而且这本书所言的一些内容还是有点偏颇，尽管不是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