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4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中 页数:265 字数: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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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领域里有一条“道”。它由来已久,无不贯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路,构成中化民族精神的脉络。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有二,亦是这“道”之精髓。以“人”为本——中国哲学有特的人文历史传统,在总体上呈现无神论倾向。它以治人为本,以治物为末,以道德为本、以智慧为末,以前人为本、以后人为末,以敬人为本、以敬神为末。 以“和”为本——中国哲学强调综合思维,总结“共生”规律,实质是一种和谐之“道”它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矛盾均衡理论。 另外,中国哲学在表述上遵循非逻辑化特征,具有诗化特色和无穷魅力。
作者简介
马中,1946年生,西安市哲学学会会长,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书籍目录
引言 “国学与”与“西学” 中国哲学简史 本书写作宗旨 立本篇 第一章 总思路:以“人”为本 哲学是关于社会人生的学问 人体化的宇宙观 中国哲学特殊关注点 中西哲学对比 第二章 治人为本,治物为末:中国哲学不是“在物理学之后” 中国哲学立足于治人的需要 中国哲学的政治精神 正确理解政治 第三章 道德为本,智慧为末:中国哲学不归结为“爱智慧” 道德为本的共识 儒家的道德本位主义 中国哲人的“贬智慧”倾向 中国哲学道德化思维的成因 第四章 前人为本,后人为末:中国哲学的历史主义精神 道德的根基是尊祖 尊祖的核心是尽孝 “孝”成为“道” 孝祖之道的广泛影响 第五章 敬人为本,敬神为末:中国哲学的无神论倾向 原始宗教的解体 先秦时期无神论思想的高涨 儒家中庸无神论的深远影响 中国没有宗教传统 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潮的成因方法篇 第一章 总原则:崇尚辩证逻辑 中国辩证思维方式 对传统辩证法哲学的评价 制约中国古代思维方法的因素 第二章 联系的观念:重视系统思维 中国哲学的整体观 系统方法的广泛应用 第三章 运动的观念:以“生生”为核心 中国哲学的运动观 中国哲学的变易之道 第四章 人本主义的“阴阳”论 “阴阳”的由来及演进 中国式对立统一观念 第五章 重“和”轻“争”的理论归宿 多极之“和” 对立之“和” 对“争”的反思 礼乐: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表达篇 第一章 简约化:既重视文字,又轻视文字 第二章 模糊化:既认可形式逻辑,又贬抑形式逻辑 第三章 形象化:借助文学,建构人学 第四章 经学传统:“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章节摘录
·魏晋:玄学运动与道家的复兴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这实际是一次道家复兴运动。但此时儒学的宗主地位已然确立,所以玄学运动不是对先秦道家哲学的简单重复,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它是一次全面更新儒学的运动。 玄学运动起始于“才性”讨论。这与三国时期人才问题的突出有关,也与历史发展对人性理论的新需求有关。“才性论”是人性论的延伸,是对当时社会的人才观和政绩观的总结与提升。后来,清谈围绕本末、体用、有无、言意等关系展开,内容越来越“玄”,但始终不脱离中国哲学的“人本化——伦理化——政治化”的根本学术立场。玄学争辩的最终焦点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这对中国古代以群体为本位的人本哲学是一次有力的开拓。 玄学清算了两汉经学的神秘化色彩,拨正了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固有航向,在提升中国古代人本哲学思辨水准的同时指导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全面觉醒。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魏晋玄学都是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环节。 ·南北朝隋唐:外来佛学的高涨佛学是外来宗教哲学,大约于汉末入华,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屡与经学、玄学论战和交融,至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化”过程。中国佛学与原佛学(印度佛学)相比,最显著特色是糅进了儒家与道家哲学的思路,充分吸收了中国哲学的人本精神,完全转到了“人世求解脱”的思维轨道。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后一直走下坡路,这不合乎历史实际。事实上,魏晋时期哲思之活跃、艺术之繁盛、社会风气之开放,都不能用西方中世纪的“冬眠”来附会和强解。而佛学的入华,更使魏晋哲学讨论超出传统百家争鸣水平。佛学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路,赋予哲学讨论以国际化视野,带有某种“文明对话”、“文明融合”的性质。 中国哲学原本重视“人性”讨论,佛学则引进“佛性”思辨(其关于人人皆有佛性的理论在无形中提升了孟子的学术地位)。中国本土哲学崇尚道德理性,佛学则崇尚“般若”智慧,它通过对万物皆“空”的领悟来强化人们的心性修养,这对中国哲学更是有力的支持和补充。佛学“缘起”论强化并提升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而其解构实体的玄思,则促使中国哲学从更高层次思考并重视“实”的问题。佛学的“心性理论”,为宋明理学(“性理之学”)的出场,直接提供了思辨前提和理论基础。 玄奘引进并开立的慈恩宗(法相宗、唯识宗)是一种十分精妙的哲学体系,但三传而绝,迟至一千年后,才在近代哲学家王夫之、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的著作中得到认真回应。这说明佛学的中国化在唐宋以后仍在持续,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何等漫长曲折。 ·宋明:理学运动的综合外来佛学的高涨引发了本土儒学的复兴,由此掀起理学运动。理学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吸收佛老哲学成果,把儒学提升到崭新的历史高度。理学之“理”还渗透着法家的冷峻气质(清代戴震甚至认为理与法同理),因此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综合形式。 宋明哲学家们力图将自然界全面纳入人本哲学体系,出现了关心自然科学的倾向(这是朱子与孔子的一个重大差异)。然而中国哲学的“人学”原则业已根深蒂固,无法易移,所以中国哲人全面关心自然科学的结果,竟是把人伦原则大规模投射于自然科学领域。这一方面使整观和谐的合理精神得到扩伸,另一方面也使日益不合理的封建纲常取得了“普遍性形式”和绝对不变的理论形态。所以中国哲学固有的优势与不足至理学运动而显露无遗。 理学运动中的“心学”派别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把中国哲学的内向化思维推向极致,同时也蕴含着“自作主宰”及张扬个性的反传统倾向。心学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清初传播到日本,发展成为明治维新前后的重要学派。中国哲学关于“人——心——性——天”的哲学路线,至此全面定型。 理学运动的历史涵盖面极广。它前后持续八百余年。直至辛亥革命后,才真正结束,但仅仅几年后“新理学”就出现了。直到今天,“新理学”(“新儒学”)的思绪仍在四海飘荡。理学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由此可知。·明清启蒙思想及回归汉学的运动明清时期商业兴盛,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出现重视个性、正视人欲、关注个人自由等倾向。在明亡之际的政治夹缝时代,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启蒙思想。黄宗羲系统反思帝国制度,王夫之则全面阐发被冷落了六百年的张载“气论”,又将易学辩证精神加以充分梳理。他们推动中国哲学依照自身逻辑走到了近代门槛前。当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哲学仍在理学运动的大范围内,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没有也不可能酝酿成社会政治浪潮。清朝建立不久,它那新思维的火花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悄然消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不断由北方统一南方的总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一个崛起于中国大陆深处的、封闭落后的军事集团用武力统治了中原,顿时造成中原文化的大滑坡。执政者按照自己的水准重新开始哲学建设,经学运动不得不走回头路。这样就形成清代那场回到汉朝去的“新汉学”运动。“新汉学”也称“朴学”,实际只是考据学,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新的哲学思路。 所以中国的哲学思维到了清代中叶(鸦片战争以前)不再有实质性发展,基本趋于停滞。当然,考据也是文化,清代“考据热”在客观上也是一种保存、整理、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也是“郁郁乎文哉”的大功业,乾嘉以来的学术大师们还钩沉出许多已近失传的诸子学说,为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其缜密学风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自然科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弊固不可掩,功亦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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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数千年思索的结晶——[人]与[和]——是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也是国学复兴乃至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根本。只有走出西学框架,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独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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