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干族形成發展史

出版时间：1997-12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國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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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村”村长安胡塞春节期间回老家陕西“探亲”，经本报报道后，引起我市市民对“陕西村”的关注。和家乡失去联系100多年的“陕西村”人，是怎样和家乡联系上的，近日，陕西师大教授、博士导师王国杰向记者讲述了他寻找“陕西村”人的故事。
不远万里寻找乡党
王国杰祖籍兴平市，年少时就听老人讲过清末我省回民起义的故事，惨烈的情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王国杰考上陕西师大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俄罗斯问题研究。他的代课老师韩敏、邵宏模在研究陕西回民起义史中遇到一个难题，清末陕西回民起义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被迫西去，但最后到了何处，境遇怎样，没有史料可查，成了课题中一个缺憾。这引起王国杰的主意。1980年，王国杰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亚的俄裔学者葛维达写的一篇关于苏联东干人风俗习惯的文章，文中称他们是1877年~1884年间定居中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幸存者，但文中没有东干人确切地址。
王国杰非常兴奋，他的专业是俄罗斯问题研究，肯定有机会到苏联寻找东干人。机会是要争取的。1989年，王国杰通过考试，被国家教委公派到苏联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留学。他向国家申报的留学科研课题为“苏联政治制度研究”，但他心里有个更重要的计划：到苏联寻找东干人。
1990年8月到苏联后，王国杰四处打听东干人的消息，很快得知一个同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而且他家里来过东干人。同学非常热情，邀请他到塔什干，住在自己家寻找东干人。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王国杰，没有资本客套，1990年10月，他向学校请了1个月的假，跟着同学去了塔什干。
“我把你找扎了”
王国杰没有办理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而且当时的苏联对外国人监控的严密，所以到了塔什干，他不敢声张，也不敢随意走动，只能悄悄在街头活动。塔什干有人口上百万，东干族只有两三千人，而且没有集中居住区，与外人交谈讲的都是俄语或哈萨克语，特别是当地还有大量相貌和华人相像的朝鲜人，要找他们并非易事。王国杰到商场、集贸市场去找，见到相貌像华人的就打听。然而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碰到，王国杰心急如焚。他向学校只请了1个月的假，担心无功而返。同学的父亲说，你不要着急，塔什干肯定有东干人，东干人还在我家住过，你一定能找到。
听说东干人善于种菜，大多数卖菜的都是东干人，王国杰就找卖菜的问。一天，王国杰到市场上买水果，碰到一名50多岁开“拉达”小车卖白菜的老头，相貌像华人，就上前用陕西话问：“菜咋卖呢？”
卖菜老头说：“你个东干人买啥菜呢？”“我不是东干人。”“不是东干人，咋说俺东干话？”“不是我说你东干话，是你说俺的话。”卖菜老头惊异地问：“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我是从陕西来的，你先人就住在儿。我把你们找扎了。”
老头把菜摊收了，激动地说：“走，咱回家。”
王国杰从同学家取了自己的行李，住到了这位叫马回成的东干人家。
马回成不仅卖菜，而且有个粉条作坊，3辆小汽车，种了几十公顷的向日葵，年收入折合人民币约7万元。马回成的老伴一副关中妇女的打扮，头戴黑色布帕，打绑腿，孩子们都说陕西方言。
马回成问王国杰：“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王国杰反问：“你们这100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回不去，也不敢回去。”
王国杰说自己这次来，专门为研究东干人。马回成说，这没问题，他有个朋友专门研究东干人，还写过东干人的书，就住在塔什干，见了他啥问题都解决了。
“陕西村”轰动全国
见到马回成的第二天，王国杰认识了在塔什干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麻乃。麻乃本身是东干人，父母还住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他上博士时，毕业论文为《东干人的饮食文化》。
麻乃说，东干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王国杰建议他们先向陕西有关部门发邀请访问函，建立上关系。后来他们以东干协会的名义，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了邀请函，1991年，陕西省有关部门组成了第一个访问东干族的访问团。
王国杰在马回成家住了3个星期，收集了大量资料，得知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陕西人到底行不行，通过对东干人的研究，王国杰得出了结论，陕西人能行。东干人历尽艰辛，从陕西走到中亚，白手起家，在短短几年里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中亚一个广受人们尊敬、谁提起来都翘大拇指的民族，令王国杰感动。
1991年11月回国后，王国杰迫不及待地要写东干人的文章，而且发誓要写好，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最后给文章定名《苏联有个陕西村》。该文见报后，先后有几十家报刊转载，轰动全国。人们没有想到，陕西这个华侨不多的省份，原来还有这么多华侨，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东干人与祖国断绝来往上百年，遗失了汉字，但仍保留着陕西的方言和风俗习惯，成为“陕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
从此，“陕西村”与陕西连接起来，往来频繁。1993年，前苏联回族协会副主席黑老五应邀参加了陕西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王国杰担任翻译。
有人称赞王国杰研究“陕西村”的课题很有意义，建议就东干族写本书。王国杰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由于上次到中亚时间短，了解的肤浅，还没有真正进入“陕西村”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决心再去一次中亚。
二次西行访问“陕西村”
虽然有人认为研究东干族有价值，但向有关部门申请这一课题经费还是不容易。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追求，往往不惜一切代价。1993年6月，王国杰怀揣家里仅有的1万多元积蓄，西行中亚，开始第二次研究东干族的旅程。
王国杰心情太迫切了，没有过多考虑就上路了。王国杰主要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但因是通过麻乃办的签证，签证上是到乌兹别克斯坦。王国杰不管这些，半路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就停下来寻找东干人。因事先没有和有关人员联系，在阿拉木图举目无亲，只能住旅馆，每天的住宿费 100元人民币，一顿饭几十元，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见着东干人的影子。一天，有个俄罗斯族人告诉王国杰，阿拉木图市西北角有个中国市场，里面有许多东干族商人。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祖籍凤翔的东干人。由于人家生意忙碌，王国杰获得的东西不多，只好到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寻找东干人。
在比什凯克一位老师家的墙上，王国杰看到一个叫“什娃子”的电话号码，判断什娃子是东干人，便按号码拨了电话。听了王国杰来中亚的意图，对方说：“你不要动，我让娃来接你。”不久，什娃子的儿子开着“拉达”车将王国杰接到家中。这时王国杰才知道，“什娃子”是姓，他的名字叫主麻•什娃子。主麻的哥哥亚色尔给王国杰提供了大量有关东干人的书和资料。主麻的外甥又正好是东干研究所所长伊马佐夫，王国杰在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两个星期后，主麻的儿子送王国杰到60公里外的新渠。新渠和相邻的营盘、哨葫芦，是东干人居住的三大中心，特别是营盘，被十万中亚东干人视为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在这里，王国杰住了3个月，广泛地和东干人交谈，了解他们的历史。
当地东干人对他这个从“老舅家”专门来给东干人“写本本”的人非常热情，挨家挨户请他到家里做客，有的为请他吃饭宰牛杀羊。有关人员专门出面组织老人和王国杰座谈。后来担任第六任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的安胡塞，将自己收藏的1959年出版的《七河省的东干人》一书送给王国杰。俄罗斯学者1901年写的《东干起义后记》一书对研究东干人非常重要，可惜找不到书。“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的孙子白六娃设法从圣比得堡博物馆给王国杰搞来一套该书原稿的复印件。
有人对王国杰说，你是第一个能坐下来听我们讲述东干人故事的中国人。
为陕西与“陕西村”牵线搭桥
一位东干老人的话，令王国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东干人对祖国浓郁的怀念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上世纪20年代，他们曾有4人克服重重困难，绕道莫斯科、北京，不远万里到达陕西寻根问祖，但当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到了40年代，他们又来了7个人，依然没有人敢接待他们，而且当时处在战乱时期，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回去后，他们伤心地说，人家不认咱了。
从此，东干人失去了和“老舅家”联系的信心。
王国杰从东干人口中听到许多陕西俗语：“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官大一品，不压乡党”；“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
王国杰深深被东干人的爱国之情感染，决心为促进东干人和陕西老家人的联系牵线搭桥。回国后，他撰写了30万字的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并且每年都要写一两篇关于东干人的论文。为研究东干人，并不富裕的王国杰个人投资4万余元，仅为出版《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就花了他3.5万元。
王国杰每年都要和回老家“探亲”的东干人接触，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和许多东干人成了老朋友。2000年为使5名东干族学生到西北大学留学，他东奔西跑。为了帮助东干人找到确切的祖籍，王国杰四处奔波，先后落实了“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的祖籍和黑老五、安胡塞的祖籍。
王国杰表示，他想再去一次“陕西村”，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