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论说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邱渊  页数：446  

内容概要

　　《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讲述了古人对于论说文的理解与今人确实很不一样，并且，作为文体的论说文也始终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用一种僵化的定义去衡量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种文体，以为今人关于论说文体的定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其实，不仅对论说文体的研究是如此，对其他任何文体的研究也莫不如此，甚至对文学本身的研究也仍然是如此，古人所理解的文学与今人所理解的文学可谓不啻天壤。邱渊在研究中能够摆脱现代论说文的成见，从“言”、“语”、“论”“说”入手，去探讨中国古代论说文体的发生，并归纳出“言体论说文”、“语体论说文”、“论体论说文”、“说体论说文”这四种先秦论说文的形式，不仅需要克服观念障碍，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尽管这些研究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些结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从博士学位论文贵在创新这一点来讲，确实值得充分肯定。这样的研究能够促进我们对古代文体的深入探讨。其次，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改进学术方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人们研究任何事物总喜欢去寻找它的历史源头，并确定何者是它的起点，以此作为描述其发生发展的事实基础。邱渊的论说文体研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这是我所赞同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说：“正如‘发生认识论’这个名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认识的起源；但是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消除一种可能的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导致把关于起源的研究跟认识的不断建构的其他阶段对立起来则将是严重的。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问题，或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如此等等。所以，坚持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探讨，并不意味我们给予这个或那个被认为是绝对起点的阶段以一种特权地位；这倒不如说是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未经清楚界定的建构，并强调我们要了解这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就必须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尽可能多的阶段。”研究论说文体的发生也应如此，即并不是要去寻找这种文体诞生的某一个时点，或者说去寻找它的绝对的开端，而是要去清理或描述这种文体建构的历史过程，许多也许不是文体的阶段其实也成为形成这种文体的原因和机制。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或许能够对邱渊的论证方式多一分宽容，对其看似琐碎的清理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简介

　　邱渊，男，汉族。1971年4月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己口口5年7月于云南师范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9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师从知名学者王齐洲教授，2008年7月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在《云南社会币斗学》、《河南社会科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现在供职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第一章 先秦论说文体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言语受到重视、言语权力下移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觉醒及立言思想形成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　　第三节 政治斗争、教育的发展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　　　　第二章 “言”与先秦论说文体　　第一节 甲骨文中“言”的内涵及其文体萌芽　　第二节 春秋以前“言”的内涵——与教令和格言警句相关的“言”　　第三节 春秋时期“言”与论说文　　第四节 战国时期“言”与论说文体　　　　第三章 “语”与先秦论说文体　　第一节 春秋以前“语”的内涵　　第二节 春秋时期“语”的内涵及语体论说文　　第三节 《国语》的特点及其论说特征　　第四节 从《国语》与《左传》用诗对比看其论说性　　第五节 《论语》、《春秋事语》的论说特点　　第六节 《语丛》、《语书》、《汲冢琐语》及“语”论说性的消解　　　　第四章 “论”与先秦论说文体　　第一节 先秦时期“论”的内涵　　第二节 先秦“议”的内涵及“论”与“议”的对比　　第三节 先秦“壮不论议”的内涵　　第四节 战国时期“论”与论说文（一）——论体论说文　　第五节 战国时期“论”与论说文（二）——《吕氏春秋》及其《六论》　　　　第五章 “说”与先秦论说文体　　第一节 春秋以前“说”的内涵　　第二节 春秋时期“说”与论说文　　第三节 战国时期“说”与论说文（一）——《墨子·经说》　　第四节 战国时期“说”与论说文（二）——说体论说文　　第五节 战国时期“说”与论说文（三）——《储说》和《说林》　　第六节 《汉志》“小说家”考辩及小说文体的嬗变　　　　结语　　附录一：先秦文献思想形成或成书时间述略　　附录二：“言”的本义探考　　附录三：西周、春秋时期的“言”教育及“言礼”教育　　附录四：《墨子》“经”“论”之分与《墨子》论说文　　附录五：“连珠”文体及其与《韩非子·储说》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论说文体产生的社会背景　　先秦时期，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抒情类的作品；这类作品重在抒发情感，例如，诗辞歌赋等。第二类是政典类作品；这类作品是统治者的行政命令，例如，典谟训诰誓命等。第三类是论说类作品；这类作品重在说理，例如，言语论说等。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并且，在抒情类作品中，同样渗透着一定的理性精神，例如，《诗经·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这位猎手“叔”驾着四马高车，手执着六条马缰，整齐如带，马匹行走整齐如舞蹈，叔在猎场打猎，烧草的火把同时举起，叔赤膊同老虎搏斗，捕得老虎献给王公。诗人至此写道，“将叔无狃，戒其伤女”。狃，是熟练。毛传：“狃，习也。”不要因为熟练而麻痹大意，让这种心理伤害了你。这当然是理性的闪光。在政典类作品中同样有抒情在，例如，《尚书·汤誓》中自有一种激情，《尚书·酒诰》中自有细致的说理。但是，在论说类作品中，理性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文章的说理性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一节　言语受到重视、言语权力下移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　　因为文学语言和社会语言是不可分离的，文学语言是社会语言的文学化和艺术化。我们在研究文学现象时 应该而且必须关注社会话语角色转换的问题。在一定的社会中，谁是社会话语权的拥有者，不仅决定着社会话 语的形态，也决定着社会话语的功能等。这种社会话语的形态、功能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形 态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