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

出版时间：2004-04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柏拉图  页数：127  译者：原江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柏拉图关于政治法律的三篇伟论：《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在同类作品中无与伦比的，这些作品对西方至整个人类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无疑也是难以超越的。前二篇对话表明他试图论证的描述最优秀的或理想的政治机构和统治者，为了廉政明这种理想是能够实现的，《理想国》就成为柏拉图的一种尝试，统治艺术则在《政治家》中得得到了更充分的展开，《政治家》虽然是三部对话中最短的一篇，却被公认为是柏拉图紧难读懂的著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该篇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首部论及统治的技艺和美德的论著。在《政治家》中，柏拉图所要攻克的难题则是为处于最佳状态的统治者下定义，以便将他与那些拙劣的统治者区别开。

作者简介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政治家》是柏拉图后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探讨政治家的技艺问题，其中德性和谐思想的阐述为一大特色。柏拉图德性和谐思想受毕达哥拉思、巴门尼德、苏格拉底的影响，而主要奠基于理念论之上；德性和谐的标准是“中”，其要义在于“编织”，基点在于理性。他是为人类寻求一条可资摹仿的治国之道，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

书籍目录

政治是统治和德行的艺术译者说明政治家译后记

用户评论 (总计7条)

•   　　【按语：在《政治家》中，柏拉图的政治理解仍带有一种极为强硬的理想主义品质，丝毫不逊于《理想国》：法治和自由政制的因素虽然已经是暗潮汹涌，但柏拉图毫不动摇地用知识及其摹仿的基本区分将经验的政治因素压入次优和摹本的领域。唯一新添加的因素是关于种属分类的技术。
  　　
  　　 简要：爱利亚异邦人用分类的技术来界定“政治家/政治家技艺”，初步的努力将之界定为“对两条腿的非杂交动物（人）的群体养育”；然后通过一个有关Cronus时代（神养育人）和Zeus时代（诸神隐退，人自我照料）的宇宙神话故事，将前述定义从“群体养育(herds-rearing)”缩小为“对人的、基于自愿的群体照料（herds-caring）”；在进一步切入正题之前，异邦人又细致地定义了编织技艺，作为政治家技艺的类比。在定义或寻找政治家途中，据说智者突然被发现，这导致对政制的一个讨论：知识政制（constitution based on knowledge）是唯一正当的政制，俗常的政制类型（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都是对知识的摹仿；法律是对知识的摹仿，而三种俗常的政制类型又因其是否依据法律而进一步区分为六种，但这里Plato贬斥地说所有这些政制的参与者都是智者而已并将之予以排除（303c）。最后，政治家技艺主要是城邦的一种编织技艺，将有男子汉气概和洁净节制的气质两种美德用知识完美地编织在一起，组成一个最美的编织物——幸福的城邦。
  　　
  　　阅读选取是洪涛译本（也对参了王晓朝译本，以及Cooper本），觉得或许洪涛译本也不是特别出色：可能因为最近集中阅读柏拉图已经有些日子，相当疲倦了，阅读的乐趣让位于意志的持守，含混之处不少：譬如Cronus时代与Zeus时代的故事；船长与法治之喻我都没有字字句句弄得清楚明白。】
  　　
  　　 这篇对话录接续着《智者篇》，对话人物为Socrates，Theodorus，The Eleatic Stranger，the Younger Socrates，其中异邦人为主要发言人，而小苏格拉底为参与对话者。
  　　
  　　异邦人决定探求“政治家”，“将它与其他的区分开来，就能给它打上一个独特的相的印记。”【柏拉图：《政治家》，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下同】。政治家归于有知识者之列。知识可以划分为实践的和认知的，而“所有国王均以其灵魂之智慧与力量来维系其统治，…大体而言，国王娴于认知的技艺，而非体力的与实践的技艺。”【5-6】而认知活动可分为两类：分辨的（of judgment）与指导的(directing)，王权属于指导技艺；而为了区别于传令官技艺、舵手技艺等，国王的技艺被划入自我指导（self-directing）之技艺。
  　　
  　　指导和命令都是为了使得某种类型得以生成，因而可以依据生成之物来进一步划分：无灵魂之物，有灵魂之物（动物）；动物的生成与养育又可以分为：单个动物的养育和对群体动物的共同照料，而政治家技艺涉及对群体的照料，暂且称为“牧群养育或共同养育（herds-rearing , collective-rearing）”。在这里，异邦人教导划分应该尽可能从中间做切割，而不要直接在群体动物中划分出人:分出野生与驯养；再区分出水中养育和旱地养育；旱地养育中区分出：有羽毛的和足行的；足行动物可以区分为长角的和不长角的牧群动物；无角的牧群中还区分出非杂交的；再分出两脚的和四脚的；政治家的技艺就是两脚的非杂交的牧群动物（即人）的养育技术。“对两足牧群之人的放牧部分——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可称作君王的与政治的。”【23】
  　　
  　　但这样的界定并不完美，医生、农夫、商人等都会说自己在照料着人的养育，甚至关照着统治者自身的养育。“我们实际上只是言说了君王的轮廓，但是，还没有精确地制造出政治家，除非我们去掉那些围绕在他身边，向他要求与他共同放牧的人。”【25】于是异邦人开启了另一条道路，这始于讲述一个宇宙神话故事：万物中最神圣者永恒，而物质则较差，而宇宙的运动有两种旋转方式：“有时候，一个与宇宙迥然不同的神圣动因介入了对于宇宙之引导，使之重获生命，它从造物主（demiurge）处获得一种人造之不朽，而一旦它被弃之不顾，听任自己自行旋转，便马上不再是这种样子，以至于反向旋转了无数圈。”【28】相应地，划分为诸神照料万物的Cronus时代和诸神隐匿的Zeus时代：Cronus时代中，“神对人亲自掌管放牧，就好比现在的人类，作为另一种更神圣的动物，放牧着低于他们的其他类的动物。但是，神牧的时代，没有政制，也没有对妇女和孩子的占有，因为所有人都一次一次地由大地而获得生命，他们没有对过去的回忆，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存在。”【31】当诸神隐去后，新秩序中，宇宙自我照料，起初还记得造物主的教诲，但因为物质的原因而逐渐遗忘，无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直到最后神再一次干预。在Zeus时代，万物都独立主宰，人类也失去了神和守护神的照料，在得到普罗米修斯的火和雅典娜的技艺等诸神赐福后，“人只能自己来安排生活方式，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一样，自我照料，共同摹仿并且追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宇宙。”【36】
  　　
  　　这个神话表明之前对政治家的界定是有问题的：政治家并不能养育人类，唯有神才养育人类，“神圣牧者之形象过于伟大，与国王并不一致，这里的政治家更像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神圣之牧者，无论就其自然而言，还是从他们所受的教养来看，与被统治者几乎没有什么两样。”【37】因此纠正“牧群养育（herds-rearing）”为“牧群照料（herds-caring）或牧群饲养（herds-keeping, tending）”。
  　　
  　　在照料的技艺中又应该区分出强制的（enforced）和自愿的(voluntary)两种，前者是僭主的技艺，而“对自愿的两足动物的‘牧群-照料’，称作政治家之技艺，并且断言，凡具备此种技艺并行此照料之人，就其自身而言，乃是国王与政治家（the herd-keeping that is voluntary and relates to willing two-footed living things that expertise which belongs to statesmanship, displaying, in his turn, the person who has this expertise and cares for his subjects in this way as being genuinely king and statesman）。”【40-41】对僭主与政治家的区分意味着，对Plato来说，政治是一门自由的事业。
  　　
  　　然而，对政治家技艺的理解仍然是不够完美的。为了进一步界定，异邦人说羊毛织成袍子的编织（weaving of cloth）技艺与政治技艺同属，因此可以通过揭示编织技艺这一较为容易的例子后再将同一方法应用于政治技艺。编织中，先将线毛分解，这是梳毛工的技艺；漂洗技艺和缝补技艺；相关生产工具的技艺。在被制作之物中，总存在两种技艺，即辅助性技艺和技艺本身,前者涉及为技艺准备工具的，后者则是制作事物自身的技艺。编织中分坐缠绕和编绕两部分，前者针对经线，后者针对纬线，通过经线与纬线的直接编绕，产生编织物，指导这个毛纺的技艺就是编织技术。在谈编织技术的时候，言说似乎啰嗦，借此异邦人谈及尺度或度量的技艺的问题：两种度量，一种是大小彼此的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是必然的，相对于某一必然的标准。“我们对言说的长短的责备与赞赏，不应根据彼此相对的长度来判断，而应根据度量技艺的这一部分，即相对于适合者（in relation to what is fitting）来判断。”【60】
  　　
  　　回到政治家技艺的讨论，则也应用辅助性技艺和本原技艺。辅助技艺包括：制造工具的一切技艺；容器；载器；防御物；玩具；材料；获取，包括农事、狩猎、体育、医学、烹饪等。可以在剩余者中去寻找政治家技艺：奴隶不拥有王者技艺；那些致力于平等交易的自由人（freeman）从事商业，也不具有政治家技艺；传令官一族是仆人，而不是城邦的统治者，也不具有政治家技艺；祭司和先见拥有宗教技艺，而且有时候是国王统治的必要资格；这时候，智者也显现出来，对这些便需要详加考察。
  　　
  　　 异邦人给出了俗常的政体分类：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 “仅仅针对强迫的与自愿的、贫穷与富裕、有法与无法”【70】，三种类型继续再分为五种：君主/僭主；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名称同一。但异邦人列出俗常的政体分类，却是为了否定之，“作为有关政制正当性之分别的标志，既非少数或多数，亦非自愿与否，更不是贫富差别，而是知识。…在各种政体中，那卓绝之正当政体，就是可以发现其中统治者真正依照技艺而不仅仅在表面上拥有它们的唯一政体，而不管其统治是否依照法律、是否（出于臣民之）自愿、统治者本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依照正确性，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必被当作要素来考虑。”【72-74】知识总是属于少数人的，因此，正当的统治必须在一两个人或少数人中去寻找。拥有政治技艺的政治家可以正当地生杀予夺，而俗常谈论的政制都是知识政治的模仿，“那些我们认为具有优良礼法的政体摹仿得漂亮一些，其他的则摹仿得难看一点。”【74】
  　　
  　　小Socrates对理想的统治在缺乏法律下存在（ideal rule may exist even without laws）感到困惑，异邦人说：“最好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智慧的国王的统治。”【75】法律是简单的，“法律从来不能准确理解什么对所有人同时是最好的与最正义的，也没有能力来施予他们最好的东西，因为人的差异性、人的行动的差异性以及人事的变易性，不承认任何技艺能对一切事物作一简单而永恒之断言。”【75】因为政治技艺或知识不能总是在场，因而立法者就立法作为次优的方案：“他的规定，无论是以成文的形式，还是以不成文的形式（以祖传惯例之形式立法时），都是为大多数人的、是为了最大多数的情况，按类此的原则，他会把法律看做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一种比较粗糙的方法（he will, I think, set down the law for each and every on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o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for the majority of cases, and roughly, somehow, like this’, whether expressing it in writing or in unwritten form, legislating by means of ancestral customs）。”【77】 因此，真正的政治家的知识不应该为法律所阻拦。“无论行动是符合成文法还是有悖于成文法，这些事实都不是一个正当安排的城邦的哪怕是最简单的真正的辨别的标识，而是只要做的是有利的事情，一个有智慧的善人会做出有利于被统治者的安排。…正当的政体亦依据同样的方式，它来源于那些有能力依此方式来进行统治之人，他们所提供的技艺的力量，远比法律来得强大。智慧的统治者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犯错误，只要他们坚持这一伟大法则：只要他们总是能够以其心智与技艺，将正义施行于城邦中的民众，能够使他们得到平安，尽可能使他们愈来愈好。”【80】
  　　
  　　除了知识政制外，“所有其余政制必须运用属于知识政制的法律以使其自身安全，这一做法尽管不是最正确的，却值得我们赞许（the others ought to employ the written documents that belong to this one, and save themselves in that way, doing what is now praised, although it is not the most correct thing）。”【81】因此法治是次优的选择。异邦人用船长之喻描述了法治的产生：因为担心船长似的生杀予夺，“经过深思熟虑，有了某种安排，我们不再允许这些技艺中的任何一种凭其自身的权威来统治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83】召集会议制定法规，通过抽签产生统治者。“对那些制定法律和就任何事情写下成文规则的人来说，禁止某一个人或大多数人做有悖于法律和成文规则之事，这是次优的事。”【86】因为富人和民众缺乏对政治技艺的认识，因此遵循法律就成了对知识政制的摹仿了，则依据是否遵循法律而有贵族制vs寡头制；王制vs僭主。而知识政制中也可以称为王制。
  　　
  　　异邦人总结说，共有七种政制，正当的政制即知识政制与其它政制分离，“必须将它与其余政制区分开来，这就好像将神与人区分开来一样（that one we must separate out from the other constitutions, like a god from men）。”【92】；其它六种是由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根据是否依法律而统治”来二分：在其中一人统治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难忍受的，而多数人统治就好政制而言可以是最弱的，也可以是最容易忍受的。
  　　
  　　在对政制辨析的结尾，异邦人接着分析政治家技艺或寻找政治家，这时他做出了强硬的结论：“除知识政制二外的所有政制的参与者，都必须被排除，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家，而是内讧分子…他们是最大的摹仿者，是最大的魔术师，是智者中的智者。”【92】这深深表明，Plato如同《理想国》一样，坚持了一种纯粹知识政制或真理政治的立场。
  　　
  　　 将习俗的政治人物排斥后，现在异邦人继续寻找政治家。同类的有司法技艺、将兵的技艺；区别了说服的修辞术和政治技艺；在这几门技艺中，政治家技艺是主宰的。“统治所有这些知识及法律的，照料所有城邦事务的，并且将它们以最正确的方式编织起来的…最恰当的莫过于称之为政治（知识）。”【97】然后就用编织范例来细致考察政治技艺，这主要涉及对美德的编织。有两种德性，一种是节制主导的，一种是勇敢主导的。“那些性情洁净的人准备过一种静穆的生活，他们孑然独立，只留意于自身事务…不须几年，他们本人及其孩子以及整个城邦，便不知不觉地被人奴役，而不再自由。…那些过于倾向于男子气概的人始终让自己的城邦为了战争而紧绷着…他们陷入众多强有力者的憎恨之中，后者共同毁灭了他们。”【103】两类美德之间还存在紧张。政治家技艺驱逐坏的因素之后，便将这两类美德编织在一起：男子气概为经线，而温和洁净气概为纬线。“首先是一种神圣的结合，即他们灵魂中永恒的那一类依其亲缘性而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神圣结合之后，他们的动物性的那一类结合在一起，是为人的结合。…政治家及好的立法者，才适合通过王者技艺之缪斯，能够将这些事物（美、正义）灌输到我们刚才讲到的正确分享教育的人身上。”【105】男子气概变得驯服，而洁净温和的气概变得智慧节制；就人的结合而言，涉及婚配等。最终，“通过王者之技艺，将具有男子气概性格的人与具有节制性格的人，借助一致与友爱，结合于一共同的生活，于是将他们直接交织在一起，从而完成了所有编织物中最美最高贵的一种，城邦的所有人均被囊括其中：奴隶、自由人，均通过这一种编绕而抟结起来，通过对所有相关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统治与指导，才使城邦成为幸福的。”【109】
  　　
  　　江绪林 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   　　《政治家》的写作介于《理想国》和《法律篇》之间，探讨的是治国之术（王治）的定义，采用的是二分法与打比方相结合的探究方法。涉及了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根据法律而区分出的六种政体（第七种是哲学王的统治），涉及了达到真理的捷径“中”的探讨（中庸）。
  　　
  　　关于二分法
  　　二分法是柏拉图探讨王治的内涵时采用的主要方法，将每一个概念分为两个种，且保证每个种都是独立的。柏拉图区分了种与部分这两个概念，种一定是部分，但部分不一定是种。通过不断地二分，每次排除一部分，不断向真理靠近。但是二分法只能做到向真理逼近，至多是不限逼近，却永远无法真正达至真理。如同一个正多边形，随着变数的增多而愈接近于一个与之相称的圆——直到变长为一点——而真正达到那个圆却是一个无线的过程。（黄克剑语）。在面临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引入了著名的“编制”比喻，化方为圆，君王的技艺就是用高妙的编织术将“勇敢”和“节制”这两种美德，经纬交错，变成一件华美的外衣。
  　　我有两个疑问：
  　　一、在黄克剑看来，二分法是措思者的顺其自然，任何一次二分都没有人为的刀劈斧凿的痕迹。可是我在阅读的过程却发现这划分种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如为什么一定是两分而不是三分呢？旱牧、水牧和会飞、不会飞这两组概念能不能调换位置，先区分会飞、不会飞，在区分旱牧和水牧呢？或者某一环能不能去掉？
  　　二、二分法式排除法，永远都在排除另外一半，那二分法到底能不能对某一事物予以确定的定义。另一方面，从二分法到类比法感觉有点突兀，这中间的转换有没有问题？
  　　
  　　法律的地位
  　　在我看来，《政治家》与《法律篇》的关系要比与《理想国》更为紧密。《理想国》构建的是一个纯粹的善的统治，光芒熠熠却遥不可及；《政治家》构建同样拥有一个理想的国度（第七种政体），但重点还是落在了现实的操作上；《法律篇》则进一步贴近大地，探讨了“那根金质的法律纽带”。
  　　这种变化可以从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来剖析。法律在《理想国》中是遭到流放的，《政治家》把法律重新引入，并承认有法律的君主统治是除了哲学王的统治外最好的制度，而到了《法律篇》中法律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法律地位的变化意味着他关于组织的伦理原则发生了变化，理想国中的首要美德“正义”被具体化为法律。（萨拜因语）法律的引用意味着灵活性的消失，但这却被认为总体上是好的。
  　　
  　　治国与君王
  　　在柏拉图看来，治国之术不屈从于权力，相反，治国之术研究的就是权力的操作。（黄克剑语）。哲学家不愿涉入统治，因为这于他而言，不及自身掌握真知，而又遨游天外来得惬意。哲学家是被迫参与统治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了贪婪、权力约束的问题。相反，治国之术被认为是一种技艺，而只有哲学王才掌握这一技艺，才知道什么人适合做什么，所以国王应当被赋予无限的权力。
  　　但是，事实是叙拉古的例子告诉大家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哲学家手中，而这带来的只能是暴政。
  　　我由此想到的是中西的差别。在轴心时代，东方中国的法家讲的则是君主执赏罚二柄，可以为所欲为，目的只在于维护权力。换言之，尽管柏拉图和韩非都要求赋予君王绝对的权力，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不同。柏拉图式仰望星空，韩非则脚踏大地。是不是中国人比较早熟？童年还没过完，就直接进入了中年的深沉和严苛，而跳过了青春的浪漫与遐想？与韩非这般赤裸裸的强调君王利益和控制权力的欧洲人要到了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
  　　
  　　治国与治家
  　　在柏拉图的学说中，国与家是混在一起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家庭是要被取消的，城邦的和谐与幸福才是柏拉图最关注的。
  　　在《政治家》中，柏拉图探讨治国之术时曾引入了家庭来类比国家。照萨拜因的说法，这种家国部分带来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分，从而为后来的专制主义种下了根子。
  　　我认为这一说法有失准确。这种说法基于对大众的统治优于少数人的统治这一说法的默认，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就不会涉入私人领域，这是好的。可是在柏拉图看来，个人的自由带来的是秩序的缺失，法律的缺位。民主统治在柏拉图那里从来就不被肯定，充其量也就是没有法律下的最不坏的统治，和有法律下最不好的统治。
  　　民主和自由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事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苛责柏拉图没有重视到民主是不公允的，这和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观是背道而驰的。
  　　
  　　理想国可能
  　　对于柏拉图来说，他是否从来相信理想国建成的可能？即抛却法律，将统治建立在哲学王对知识的事实了解而非表面了解的基础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描述了去叙拉古的三次冒险活动，其原因除了给出的表面理由——信守承诺，帮助狄翁——外，真正的理由是认为叙拉古的青年僭主可能成为哲学王吗？可是他又在劝告狄翁的追随者：“不要让西西里或者任何其他城市服从人这个主子，而要服从法律。服从人无论是对主子还是对臣民都是不利的，对他们本身、对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是不利的。”这段话说明了柏拉图对理想国在尘世建立的chance已经彻底失望，还是因为说话的对象（狄翁的追随者们）不具了解纯粹理性统治的慧根，只能告诉他们“第二好”的治国模式呢？
  　　
  　　
  　　
•   　　 什么是政治家？按照古希腊人的理解“政治”也就是城邦之意，也就是公共生活。而政治家呢，就是很懂公共生活的人，并且在实际种能让大家共同生活于这一“公共生活”之中。与之相对的是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哲学家来担任国王，将哲学家的品质加入到政治家之中，让政治家去实现他的理想之邦国，但是，理想终归于理想。他在《政治家》中突破了哲学王的执着，认识到各种政体都有可能成为符合“正义”的政体，非“王制”一种，关键在于法律制订得是否合适。其后来人不断朝这个方向努力，认识也逐步由教条变为灵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是受到启发，所以才有：“任何社会都有适合它的法律”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什么是政治家呢？柏拉图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家的理性典型。一种对正义、智慧、善和美有全面、深刻把握的哲人形象。但这毕竟是哲学家的典型。除此要素，柏拉图也给我启示，就是良好的政治家也是熟悉生活的，这是成为政治家必要的前提条件。熟悉生活就是要懂得实践，日常生活的实践。政治追求的就不是纯粹理性上的、哲思式的正义与智慧等抽象的美德原则，而是追求实践中的、具体的有效原则。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人的素质是呈现为“正态分布”的。所谓正态分布（如图）如果拿道德智慧完善程度来衡量的话，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肯定是分布于该图的两端，是最少的，大多数是平常之人。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按他的标准，其国民的素质必须普遍偏向高端一方。但是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存在的，即使是当时的古希腊人的道德理智水平非常高，也仅仅勉强在斯巴达维持了一段时间而已，随后也衰落了。所以，哲学家当统治者，始终是要求全体社会的成员按照他的理想模式来学习、来生活，这是非常难的。在东方的老子看来，那是“有为”，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孔子虽然好一点，追求很空泛的“仁政”，但也有这个倾向，他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恢复传统王制，讲孝道等传统伦理道德。当然，这些道德家，哲学家。思想家总是有一些理想的，但这些要求和想法，全不是属于政治家的，所以，他们这些先哲们，在政治上一塌糊涂。
  　　 首先，政治家是没有那些哲学家的理想，没有道德家的道德，没有宗教家的信仰，但是不等于说他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政治家的理想就是实现“政治”（古希腊意义上的），所谓政治就是公共生活。政治家的理想就是创造公共生活本身，只有实现了公共生活，他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他的存在才能持久，他的行为才有意义。他的理想就是公共生活，他的道德就是公共道德，他的信仰就是公共信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政治家永远体现着公共的理想、道德、信仰，而他没有自己的理想、道德和信仰。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改变了，政治家的理想、道德和信仰也要随之改变。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政治家将被淘汰，由新的能够适应变化的政治家替代。
  　　 第二，什么是公共生活呢？就是所有人必须的生活，都可实现的生活，都愿意的生活。在比较单一的社会，人的素质有高低，人的观念不同，因此，政治家就要调节高素质的人、低素质的人和平常的人，使他们不互相嫉妒怨恨，调节不同观念的人，使他们相互容忍接纳。在复杂社会还会有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传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等等诸多问题。政治家面对这样复杂的现实要发挥其超常人的想象力、理解力和同情心，去发现所有这些人所能够并愿意接受的共同生活，这是政治家实现其理想的必须要做的事。当然也不是总能成功的。要为这么多不同的人创造一个都接受的、可实现的，愿意的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就是国家的动乱了。
  　　 第三，如何实现公共生活呢？这就要求政治家创造一个普遍接受的公共生活的形式。公共生活，并不是纯粹精神上生活，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载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设计要求所有人都得参加，所有人都能够参加，并且都愿意参加。这是每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伟大的政治家就是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其独特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但是，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政治家不承认这个绝对真理的存在。这是他与哲学家不同的地方。这一模式也不必符合某一道德标准。政治家不承认有某一道德标准的存在，这是他与道德家的不同。这一模式也不必体现某一高不可攀的观念，政治家不承认有某一超自然的存在，这是他与宗教家的不同。虽然有时他会声称某一模式的绝对价值，某一道德的不可违反，某一信仰的不可亵渎，但是，这仅仅是他的手段，不是他的真实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创造一个共同接受的制度模式。如果，他所面对的民众极端恪守一种习惯，他就严格维护一种制度模式，民众遵守一种道德标准，他就努力按这一标准设计制度，民众信仰一种宗教，他就将宗教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灵来膜拜。他所要做的就是了解他的民众，熟悉他的民众，揣摩他的民众。
  　　 优秀的政治家总是能够察觉到民众心理、习惯、思想、道德等细微而又广泛的变化，并即使根据这种变化，调整他的制度设计。
  　　 可是，为什么要实现公共生活呢？难道为了实现政治家这一规定的角色内容？难道只是政治家一己之愿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不同的生活么？老子曾经理想过“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实现政治家的愿望，即消解掉“公共生活”！但是，问题在于“小国寡民”似乎容易做到，但是，“老死不相往来”则实质难上加难！老子为什么以此为理想呢？因为，他认为，他所面对的民众，不可能为其寻找到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生活，而如果明知道无法寻找却要强找，找到的总不能是所有人满意，而这就是动乱的根源。于是，他就不找、不创造共同生活，选择相互隔离不相往来这一相反的方向努力。但是，这是极端的想法，也是哲学家的想法。明显的现实摆在面前：就算“小国寡民”了，但也不会“老死不相往来”的！既然彼此不同的人要相往来，又要彼此共生存，不以武力和生死相争，那就必须创造一个共同的生活。这就是政治家存在的必要。
  　　 可是，政治家的工作是何等地复杂和艰难啊！连老子这样聪明的人都会选择放弃，可想而知其难度如何。政治家既要具备哲学家、道德家、宗教家的素质，同时还要比哲学家更了解正义的本质，比道德家更熟悉道德的真义，比宗教家更懂得信仰的实质。而且他还必须同时超越这三者，站在更高的层次来审视世间的一切。
  　　 这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
•   　　这篇名为政治家的对话，其主题一直在围绕什么是政治家来谈，但是它被谈论的方式和谈论的结果都非常令人困惑。
  　　
  　　这里异邦人成了教导者，苏格拉底成了聆听学习的无知的人。
  　　
  　　异邦者不断用二分法不停地分啊分啊，从一开始我就很疑惑分这些东西与政治家的差距是多么遥远，而且他就这么一直分到了全书的一大半，也没有看到政治家与这些分来分去的东西有什么关联。他从天上分到地下，从地下分到人，从各种人逐一分出去，分走各种技艺，分走各种知识，到后来我在想，它是不是想分出一种政治家独有的标志性的技艺呢？
  　　可是在最尾声的那一部分，它分走了修辞术，分走了法律，分走了战争，竟然分出了一个编制布的比喻，分出了经线纬线，分出一个静默的人和一个好战的王者——男子气概，最后将他们缠绕在一起，说——政治行动之编制工作最终告成！
  　　
  　　好吧，如果我还记得有哲学王这个说法，我这样来理解将静默者与王者编织在一起的隐喻，其实就是哲学王。可是我们始终不能从本篇去判断，为什么政治家是哲学王而不是其他，我只看到它无穷尽地分下去，导致了一个短暂的空白，突然，一个哲学王出现了，然而我对此抱有谨慎的怀疑态度。
•   哼，不好好实习，在这写东西
•   给我恶补了。。。
•   关键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么分，这么分是出于理性追求事物本性的需要。这种分的依据比分本身更重要。
  而且最后将静默者和好战者并列，认为是王者的两个德性，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关键就在于两者既矛盾又都必须，所以必须要有个东西将他们统合起来，懂得什么时候该静默什么该好战。那个东西是什么呢？理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