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卷）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  页数：256  

内容概要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卷）》包括“文化大革命”灾难伊始，明朗；段君毅同志在四川，集体座谈/章玉钧执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曾庆祥；1968年的“云阳武斗”，文荣启； 四川“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野心家的浮沉——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的来龙去脉等等。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015 “文化大革命”灾难伊始明朗“文化大革命”初期，四川最迟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明朗作为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之一，自然难逃干系。于是，灾难接踵而至。撰稿者明朗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022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集体座谈/章玉钧执笔段君毅同志1970年奉中央之命下派到四川，先后担任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及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常务书记等职。在四川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智若愚”的睿智顶住“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压力，做了大量工作。执笔者章玉钧系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在中共四川省委政工组、办事组工作。031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曾庆祥1966年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挟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赴京告状，周恩来总理从头至尾亲自处理了这一事件。撰稿者曾庆祥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时任廖志高同志秘书。046 1968年的“云阳武斗”文荣启1968年，万县地区发生了一场九县一市(忠县、梁平县、万县、开县、云阳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奉节县及万县市)造反派组织武装攻打云阳县城的大规模武斗。这场武斗，从6月2日开始，8月11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零九天。参加武斗人员达数千人(另一说约一万人)。这场武斗，造成了巨大损失。051 四川“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野心家的浮沉——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的来龙去脉龚自德口述/张继禄杨萍王癸鳕录音整理刘结挺、张西挺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曾分别主持中共四川宜宾地委和宜宾市委(县级)的工作。但他们品质恶劣，作风霸道，制造了十几起冤假错案。1964年，中共四川省委监委对刘结挺、张西挺作出开除党籍、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张趁机翻案，在“四人帮”的支持下得到“平反”，刘、张二人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风云人物。口述者龚自德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086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老会”冤案李亚宁“三老”是指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这本来是革命者的荣耀称号，“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却被当做革命的对象，受到打击和迫害，甚至捏造出一个有组织的“三老会”。在江青宣布“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之后，造成一大冤案，受株连者近十万人。李亚宁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调查地下党员冤情和“三老会”冤案而被打成“青年三老会”骨干。这篇回忆通过亲身经历为此冤案揭秘。撰稿者李亚宁系四川大学教授。第二部分111 回忆李大章同志明朗大章同志是个好领导，他具有忠厚长者的风度，有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多数场合能听取不同意见，对干部不搞打击报复。“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的干部解放比较早，也比较多，李大章起了很大作用。他不卷入派性，任劳任怨抓生产，令人钦佩。114 无尽的思念田枫1950年全国解放初期，川南地区土匪猖獗，公粮奇缺。李大童冒着危险，“督战”在征粮剿匪第一线。他平等待人，严于律己，事必躬亲，经常自己动手，起草文稿。有时他也很无奈，在得知老部下被打成右派以后，只能叹息：“田枫哪会是右派?他只是一个学生嘛!”撰稿者田枫时任中共川南区党委办公室机要秘书。127 大章同志在“大跃进”年代的二三事卢子贵1958年，李大章到川南巡视，对基层的弄虚作假，他批评道：“不能只搞油面子。”见有学生参与放“卫星”，他要宣传部下文，禁止抽调学生。撰稿者卢子贵系原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厅长。130 我给大章同志当秘书林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凌担任李大章的秘书。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抢夺“走资派”去批斗，李大章是被抢夺的重点对象。李大章既要东躲西藏，还要支撑工作局面，经历了被一派关押，又被另一派从墙上打洞抢走等闹剧。撰稿者林凌系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36 我跟随大章同志经历的几件要事杜厚成杜厚成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来到李大章身边，做保健、保卫和秘书工作。他曾跟随李大章参加1967年中央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接见李大章，要他“赶快出来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得沸沸扬扬的“李大章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的事实真相，文中也有披露。撰稿者杜厚成系原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第三部分第四部分

章节摘录

10月初，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路过成都，赵增益同志也随行。因阎、赵都是老熟人，我到锦江宾馆去看望他们，顺便想打听打听云南的情况。我去后，廖志高同志也在那里，正谈论“文化大革命”。云南的情况和四川大体相同。赵增益同志说：“北京的红卫兵串联，一到昆明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打倒阎红彦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出来了。炮轰，火烧，‘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开始出现‘坐飞机’、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我说：“要是给各级领导干部都戴上高帽子，志高同志领头，我们跟在后边游街，那才好看哩！”（这话当时是作为绝不可能的笑话说的，想不到以后竞变成了事实。）阎红彦同志接着说：“要是高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我给他砸烂扔了。”志高同志直摇头，说：“现在我们对下边的领导干部没法保护，任人作践，真闹到各级党委都瘫了，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完了。这些情况，要向中央反映。中央这次开会，可能会拿出办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阎红彦没有在成都停留，到了第二年1月，就传来他“畏罪自杀”的消息。阎红彦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工农出身，坦率爽直，有民主作风，是我崇敬的一位领导干部。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罪，但我联想起他在锦江宾馆说的话，估计一定是他那刚强不屈的性格，像挺立的大树一样，遭受到狂风袭击而摧折的。廖志高同志开会回来，找我们去谈话，情绪低沉，说这次他犯了错误，受到批判。我听了非常气愤，忍不住问，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怕群众，没有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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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3卷)》是当代口述史丛书之一。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1、2、3不是一起发的货，1、3比较慢。封底稍有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