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纪事1978-2008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大斌  页数：295  

内容概要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不仅推倒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建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开辟了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新阶段，更以它的成功实践推动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种种传统观念的樊篱，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这些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开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走出近三十年的曲折和坎坷，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国改革的光辉成就震惊了世界，其实践成了国内外政治家、学者研究的一个世界级的热点。本书作者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亲历了改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记录、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经过近三十年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他的著作自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见地。

作者简介

陈大斌，回族，出生于安徽淮北农村，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嘹望》周刊原总编辑，曾任全国青联常委、中国记协理事。作者长期从事农村报道，较长时间在农村“蹲点”调研。粉碎“四人帮”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主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农村报道的组织工作，参与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报道。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调研。著有农村改革系列评述集《中国农业的崛起》，评述当代农村发展、改革的三部曲：《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大寨神话——“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和衰落》《饥饿引发的变革——农村改革实录》；研究“台州现象”的专著《推动力》；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奔腾的东流河》，中短篇小说集《春雪》，散文集《高山草原行》《庄稼花》及《乡里故人》等文学作品。

书籍目录

引言一、两年徘徊：农村命运难卜——改革前夕的中国农村大势　“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农村的巨大影响　农业还要继续“学大寨”吗?　“继续革命”，农民还经受得起吗?（上）　“继续革命”，农民还经受得起吗?（下）　一张显然开错了的药方　实践检验，“学大寨”运动危害显现二、安徽、四川一马当先冲破“左”的樊篱——从落实政策入手探求改革之路　安徽“六条”：农村变革的第一声号角　万里说：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大天灾更激发图变豪情　“天府之国”也从清理政策寻求出路　人心所向变革已成潮流三、深人揭批，“左”祸无处遁其形——为改革扫清道路　以民为敌，“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　欺世盗名，假“大寨县”祸害百姓　天怒人怨，农民齐声愤怒质问　中央批转两个案例，推动农村揭批热潮四、“学大寨"运动终成众矢之的——搬开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一场罕见的“反击”闹剧　农田基本建设不能再搞“大跃进”　媒体与“学大寨”运动唱了一出“对台戏”五、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农村历史新阶段——改革洪流冲决“左’’的堤防　改变了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命运的历史性会议　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之门　为害多年的“左”倾错误终被改正　“左”祸陷入全民声讨的汪洋大海　肃清“左”的流毒绝非一日之功　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莫把“开头”当“过头”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六、农村改革进入体制变革新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兴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什么首先在皖北出现?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发　“张浩来信”风波　“张浩来信”风波的幕后七、跨出关键性的一步——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　乘“借地渡荒”之机“包产到户”“死灰复燃”　皖东大地“包产到户”“满园春色关不住”　最关键的一步：“包干到户”的兴起和发展　拨开“迷雾”看小岗　“包产到户”引发了全国性的大争论，八、体制改革最终取得全面突破——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建立　邓小平表态支持农村改革　一次影响全局的重要会议　“包产（包干）到户”迅速向全国扩展　领导干部到实践中去提高认识　家庭承包责任制终于席卷神州大地九、改革不断深人、全面推进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　人民公社体制彻底瓦解　改革使国有农场走出困境　林、牧、渔各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改革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农民走向广阔的新天地尾声：农村改革任重道远后记

章节摘录

　　一、两年徘徊：农村命运难卜——改革前夕的中国农村大势　　1977年秋冬之间，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是一段极不平凡的日子。这时，安徽、四川两省开始大张旗鼓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同时，在这年11月，北京城里却正忙着召开一个“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布置的是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推行“左”的错误。两种做法相比，落实党的政策的只是局部地方的行动，而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则是中央的溉定方针，这与“两个凡是”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倡导、，发动的，当然要继续推行。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仍然不能摆脱“左”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1977、1978年两年间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史称“两年徘徊”。　　两年徘徊期间，中国农村正处在是进行改革还是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十字路口上。　　“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农村的巨大影响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使这个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帮派集团覆灭。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心大快。1976年10月的北京，红旗飞舞，欢庆游行的人群如潮，人们称这是“金色的十月”，“胜利的十月”。人们在欢呼，人们更在企盼，希望尽快解决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国大乱”带来的各种问题，如平反遍于域中的各种冤假错案，恢复、发展陷于破产边缘的经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人们发现各项清理、纠正错误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进展缓慢。而这一切不顺利又都与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人的指导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两个凡是”这个口号是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胡耀邦对叶剑英之子叶选宁有一次重要的谈话，胡的谈话被人称为新时期的“隆中对”。谈话的中心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胡耀邦指出，什么是人，我说有三条：第一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条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要叶选宁把这话带给叶剑英，也设法告诉华国锋。但是，华国锋等却不积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还要“继续批邓”。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就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今后还要继续批。同年12月，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又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当批判。但是，全国人民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华国锋、汪东兴等就抬出毛泽东主席来“压”，于是便出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指出，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发表这篇社论表明，华国锋等要继承毛泽东“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基本观点。对于“纲”，社论解释道，“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就是当前的主流，就是当前的纲。”关于“治国”，社论说，就是“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　　“抓纲治国”口号的提出，表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继续执行毛泽东生前所确立的政治路线，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路线。　　这篇社论的定稿送到中央宣传口（当时中央宣传部尚未恢复）时，负责人耿飙看了稿子之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①　　就在这篇两报一刊的社论中，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政治上坚持“左”的错误的同时，华国锋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又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口号。国民经济发展上又出现了脱离国情、一心求快的“跃进”。比之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其指导思想一致，但又有新的特点：把希望寄托在举外债引进设备、技术上来实现快速发展，故被史家称为“洋跃进”。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一系列高指标，要求到本世纪末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中要求农业要按照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规划在1980年实现机械化。这些高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些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计划，被比喻为让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前后两年多时间，先后召开了党的十一大（1977年8月12～18日）和五届全国人大（1978年2～3月）。两次重要会议本应深入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这两次会议没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够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左”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左”的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两年徘徊”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农村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改革必然要经历曲折，注定要冲破重重阻力，在艰难困苦中前行。　　“两个凡是”遭到了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一时间质疑、反对之声四起。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邓小平不负众望，他一出手就抓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两个凡是”强调一切按毛泽东的指示办，其实质是把毛泽东当成永远不犯错误的神，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这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是捍卫而是歪曲。1977年4月10日，即2月7日那篇有名的两报一刊社论发表两个月之后，邓小平尚未“出山”，就毅然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其批判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在这封信中，邓小平提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②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一次谈话中，又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③“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④　　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持斗争，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就在决定恢复他的工作的这次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在第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站起来”之后的首次公开讲话。

编辑推荐

　　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对小平：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　　胡耀邦：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靠农民的积极性。集体经济办不好就没有什么优越性。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人民公社“左”的错误的否定。　　安徽、四川一马当先冲破“左”的攀篱。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农村改革之门，冲破阻力的主力军是农民。　　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如题，用的语言有的后诸葛亮的味道，歌颂味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