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中江  页数：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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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这一问题是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一总课题之下来思考的。作为以不同方式解释宇宙和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事物方式的认知方法、作为建立社会政治秩序方式的秩序观和使之正当化的合理观、作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价值观等，如果常常以类型化、普遍化和一般化（群体或集体性意识）的形态来表现，都可以说是思维方式。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思维方式演变趋势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供读者阅读学习。

作者简介

　　王中江，1957年生，哲学博士。先后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曾在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游学、研究和讲学。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尤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先秦哲学和道家哲学多所用力，成果颇丰。先后出版有《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严复》、《道家形而上学》、《进化主义在中国》和《视域变化中的中国思想与文化世界》等著作七部；译有《论语与算盘》和《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史》、《近代史研究》、《哲学与文化》、《道家文化研究》、《哲学门》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和专门论集上发表专题论文一百多篇。主编有《新哲学》和“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书籍目录

引言：对问题的一般性说明第一章 中国“世界秩序图像”与“欧风西力”的初期相遇——16至19世纪前期帝国“认识”和“规范”异质世界的方式引言一、识别自我与他者的模式及世界共同体意识二、“互市”和“贸易”观及东西方的视差三、认知和处理与外部世界法律关系的方式第二章 世界秩序观中的法律规范与行为——晚清帝国对“条约”制度和万国公法的认知方式一、晚清帝国的内外关系与“条约”制度二、国际交往和世界秩序：万国公法的有效性三、万国公法与“文明论”、“列国体制”和“天下大同”四、万国公法的普世性及其根据五、万国公法与古代“春秋公法”的类比六、万国公法与“德力论”和“强弱论”第三章 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引言一、基于“人道”和“正义”的“公理主义”论式二、“唯力论”和“强权主义”论式结语第四章 进化世界观与近代中国政治秩序的转变——“变法”与“革命”两种政治思维的根据引 言一、“进化”与渐进政治改革：变法派的合理性论证二、“进化”与激进政治革命：革命派的逻辑第五章 “新旧”观念的衍化及其文化选择方式——从清末到“五四”一、清末“新旧”观念的发生及其形态二、“五四”的“新旧”之争及其态势三、“新旧之辨”：历史转变及文化选择第六章 “公理”普遍主义的诉求及其泛化效应一、公理诉求现象二、公理：普遍的原理三、公理：普遍的规范和价值四、历史效应结语：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趋势总论一、“世界秩序观”的变化与“万国公法”和“中国意识”二、“古今”、“新旧”、“中西”关系的移位及文化取向三、知识和规范的“合理化”：从“格致之学”到“公理”和“科学”的普遍主义四、构建社会政治“新秩序”的方式五、转变的极限：近代中国的“自强意结”主要参考文献人名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世界秩序图像”与“欧风西力”的初期相遇：　　一、识别自我与他者的模式及世界共同体意识　　谁要是只停留在一个平面上或横断面上，谁就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入江昭恰当地指出：“国际关系，说到底，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各个国家又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社会与思想倾向以及政治结构。……一言以蔽之，国家是一个‘文化体系’，国际关系则是各文化体系间的相互作用。”中国与欧洲的早期交往实际上也是不同文化体系在空间上的接触和碰撞。　　我们从晚清的觐见礼仪谈起。同治十二年（1873年），被允许派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为了觐见皇帝，同中国官员再次展开谈判。促使这件事情发生的契机是两宫太后停止“垂帘听政”，穆宗开始亲政，此前以“皇上冲龄，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有所不便加以拒绝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觐见礼节的“跪拜，’问题仍未解决，虽然此前曾国藩等答应同治亲政后礼仪可以变通。觐见一旦提到日程，“跪拜”礼仪问题自然被再次提出。总理衙门官员的意见仍是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皇帝面前行跪拜礼。李鸿章声称，根据所查阅的朝廷有关马戛尔尼访问的记载，马戛尔尼确实按照中国的宾礼对皇帝行了跪拜之礼。但是，由于外国公使的坚持，中国官员最终答应免去觐见时的跪拜之礼。这次以平等仪式的觐见，因被安排在曾是外藩君长朝贺和赐宴的紫光阁而引起了公使们的不满。但是，帝国顽强坚持的天朝体制被突破了，相应地它又开了一个新的先例。至于这一先例在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上得到多大程度的认同，仍是一个疑问。光绪十一年（1885年）出版的《郎潜纪闻》中，陈康祺回忆起1793年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那次礼仪冲突时还特意指出，声称不习惯跪拜之礼的马戛尔尼，一人殿堂就不自觉地双膝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