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出版时间：2013-1-1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沈志华  页数：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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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报国的人群失望了。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本书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境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借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运动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国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似乎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其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原有的剥削阶级正在被改造为新人，广大知识分子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干部中，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对这一切，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当时，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地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做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最后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作方法。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这次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借助“反右派”的东风，继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至于阶级斗争，到“大跃进”失败之后便转入了党内，后来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及中苏关系的估计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和内在的联系。    中国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斯大林考虑的是利用中国作屏障，解除来自东方的美国威胁。而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来说，巩固政权，组织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切都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况且，就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在主观意识中，中共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外，没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做出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中共长期在农村和山沟里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管理城市和国家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学习苏联。1952年底，国内外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便主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不过，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立即走上苏联的道路。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差得很远。你那里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实行全盘集体化？你连起码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怎么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一再告诫毛泽东，不要急于学习苏联的榜样，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慢慢来。    斯大林去世以后，莫斯科新领导层一方面开始着手处理在斯大林时代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危机，一方面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调整对华方针，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从国家机构的设置、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规划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量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是，正在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苏共召开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同时，毛泽东也感觉到苏联模式存在着弊病，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开始考虑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思考都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的根本问题，但这种思考无疑已经蕴含了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基础。    1956—1957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总体说来，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从“一五”计划的执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制，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巨大帮助；中国在政治上支持苏联：从平息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思想阵营带来的冲击，消除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震动，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坚定地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为苏联提供了巨大支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泽东不满意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而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有不妥，对中共带头指责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也暗中不满。但这些都是枝节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以共同对付和战胜美帝国主义，这是他们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标。莫斯科会议就是中苏合作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之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却逐步出现了一种隐患，即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正悄悄发生变化。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敢于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国际风波中镇定自若，指挥有方，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及各国共产党对中共刮目相看，由衷钦佩。更何况斯大林去世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论讲革命资历和理论水平，还是讲政治经验和领袖魅力，毛泽东都越来越显示出其超人的优势地位，远非赫鲁晓夫之辈所能相比。于是，随着赫鲁晓夫和苏共屡次陷入在两代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一种中共应取代苏共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毛泽东本人也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这种情绪。这一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表露得十分明显。    不过，恰恰在1957年底，苏共的劣势已经走出低谷。赫鲁晓夫本人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东欧危机的解除使苏联恢复了传统上对那个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在这时显示出辉煌的成就：农业获得战后少有的连年丰收，先后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这一切都让赫鲁晓夫感到骄傲，使他更坚信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也使他看到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光明前途。为此，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然而，毛泽东在此看到的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是社会主义将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潮流。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鼓励和支持世界各国的进步力量，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显然，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需要，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及时修改苏共的指导思想，那么中共就必须站出来，挑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    毛泽东感到，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经济实力，他早就憋着劲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不过，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苏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范围，所谓避免或少走苏联的弯路，也不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所质疑。毛泽东所要求的只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苏联，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众运动。这种单靠高指标、高速度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搞经济建设的方针，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来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抵制，也受到苏联专家意见的制约，被作为“冒进”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况就不同了，“反右派”运动以后没有谁还敢站出来唱对台戏，苏联专家的意见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泽东就要大张旗鼓地开始经济跃进了。超英赶美变成了赶超苏联，以后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国学习苏联，还是苏共服从中共了。    这就是本书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如今，站在21世纪的角度来看1956—1957年这段历史，令人不胜感慨。在中国，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国家栋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社会精英。他们有善良的愿望和伟大的抱负，一心想把中国领上一条走向理想王国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迈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说当时他们进行了一次不彻底、不成功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认识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由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习惯于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很难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过去研究者常用“转折”这个概念给1957年的中国历史定位，似乎1956年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57年又转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笔者以为，这个定位不够准确。首先，1956年中共主要还是在思考，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也只是展示了一个前景，至多是刚刚开始起步。其次，1957年中共的选择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与1956年以前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以及1956年的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应该说，到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向何方，这时需要并有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开始了探索。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骚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真心参与共产党整风而提出的尖锐意见，使中共难以承受，终于在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所以，这里不是转折，而是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中共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就共和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转折出现在80年代。说句史学研究者一般不大讲的话，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招贤纳士，改弦更张，那么——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看到各国独立自主多元发展、不同模式竞争前进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的中国出现人们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转折”。    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本书所使用的文献和史料。    第一，广泛引用已出版的档案文献。    从目前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看，一般学者是无法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因此，也就很难通过查阅和疏理高层档案文件，特别是各种会议记录，了解中共的决策过程。不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文献及年谱、大事记等史料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这是研究共和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笔者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注意到以下几点：(1)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献中，注释特别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极有价值。有的文献本身只有几个字，注释却长达几页；(2)不少文献在发表前进行过修改，在编辑时又做了删节，有的有说明，有的没有说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歧途。因此，笔者尽量找到原始文件进行比较；(3)在引用重要文献时，需要对比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仅注释，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别；(4)笔者能够看到的中共文献并不完全，需要时必须靠其他史料补充之。    第二，尽量挖掘地方档案馆的有用资料。    过去，学者对中国的档案开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难以进行历史研究。目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有外交部档案馆引领，部委一级的档案正在考虑解密。特别是近几年，各省市档案馆均已开放，原则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阅。地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业，虽缺乏中央决策的内容，但是从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互动的角度观察，对于决策的结果及执行情况，却有十分详细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构贯彻中央决策的方式和办法，社会基层对国家各项政策方针的反应，不同群体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在这里是应有尽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时间，肯下功夫，就能够观察到整个社会乃至每个细胞的动向。    第三，大量转引过去公开的和内部的报刊资料。    转引当年报刊资料的重要作用无需赘言，笔者在梳理史料时就是逐日对照《人民日报》，从而解决了大量问题。这里主要谈一个极有史料价值的内部刊物——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辑发行的《内部参考》。这个刊物当年是仅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其中报道的国内外重要新闻，一般都是公开报纸甚至《参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载的。除了对国外情况的报道外，《内部参考》还大量刊登了国内各地区的民情，既有各级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情况，也有社会各阶层的情绪和反应。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这个刊物提供的信息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内容真实，是了解社会基层活动的绝佳材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所幸《内部参考》现在已经成为公开史料，在海外一些图书馆或资料室都有收藏，并可以大量复印。    第四，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国出版的大量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是当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在历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对历史的感觉，而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和当事人的感受，却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的白纸黑字。所以，这种感觉在呆板的档案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这就需要依赖当事人的叙述进行弥补。毛泽东过去还有个习惯，他本人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不允许做记录。所幸是为工作需要有时与会者可以做个人记录，这些材料也是查阅档案无法替代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吴冷西的回忆录。但是，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    第五，充分利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    近年来俄国档案解密和利用的情况已为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对于研究50一60年代中国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在于中国此期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受苏联影响甚大，而且在于中国档案资料的缺憾往往可以从俄国档案中得到弥补。且不说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两党会谈时，不许中方当场做记录，就是后来有了记录，中国目前公布的也是极少数。例如，在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1949—1952年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电报共17件，而目前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卷本只收入了2—3件。再有，对比中苏双方的记录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大量使用俄国档案研究中国史，或许也可以看做笔者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点之一。

内容概要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　　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　　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波兰、匈牙利危机中，中国充当了什么角色？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

沈志华，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主要著作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1994年）《朝鲜战争揭秘》（1995年）《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1998年）《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1999年）《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2000年）《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2002年）《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2003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2009年）

书籍目录

序言：转折还是选择——如何估计1956—1957年的中国 第一章知识分子会议：中共的认识和政策调整 中共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再认识 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 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政策调整 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应和精神诉求 第二章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大及中共的反应 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第三章反冒进：中共关于经济建设方针争论 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 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 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 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支持周恩来 反冒进在中共全会的集中表现 第四章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 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 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五章“波匈事件”：中国的反应及态度转变 苏联要求中共协助处理东欧问题 中共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立场 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第六章周恩来穿梭外交：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第七章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对东欧危机的思考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再讨论 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第八章“开门整风”：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着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整风动员引起两种根本对立的反应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毛泽东决定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第九章莫斯科会议：走到顶点的中苏同盟关系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中共为开好会议所做的努力 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 后记 附录一征引和参考文献 附录二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对于发动反右运动的策略，毛泽东不承认是阴谋，而说是阳谋。他这样做，不仅是要在知识分子面前掩盖他言而无信的政治权术，更主要的是为了在国内外的共产党面前掩盖他对中国社会和局势的判断“失误”。正因为如此，他在5月中旬后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运动中，其热情和关注程度，比发动整风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亲自策划“引蛇出洞”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 ——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付办法，但这不符合毛泽东那自信自傲的秉性——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所以毛泽东决心继续鼓励鸣放，甚至“引蛇出洞”。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引蛇出洞”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中共中央决心全面开展反右运动 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他所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 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 ——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本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20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章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 中共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然而，在中共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此外，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在发言时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中共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从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献和史料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清楚的。 自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党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早讲到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1948年11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被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这个《通知》的精神并没有限定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在中共八大前已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的，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莫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即使存在这样的决定和建议，相信其内容也不外如此。既然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发过通知，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是否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共早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和想法？ 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 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顾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苏共的态度及其对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影响。 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为什么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 此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到国内。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这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直接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乃为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主观愿望。

后记

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期间，受金观涛、刘青峰、陈方正几位朋友委托，在国内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过几年的讨论、交流，到2009年，这套10卷本的国史稿已有7卷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我担任写作的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这套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不少人希望能在大陆出版和发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于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提出，希望我能够把本人所写与第三卷内容有关的在大陆已经发表的论文合集出版。    我虽表示同意，但一则手头事情太多，没有精力编辑论文集。二则也不知费了半天劲到时是否能够出版，便将自己所发表过的论文统统交给出版社，由他们去挑选、汇编、送审，我只是写了一个导言。合同签订后，我就没再过问此事。未曾想，三年后出版社通知我说，该书已经通过审查，经过修改便可以出版了。这样，我就不得不投入编辑工作了。    编辑工作并不复杂。所选9篇论文，都是在大陆发表过的。由于时间有限，再加上书稿已经审查，不宜有大的改动。我做的编辑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按照写一部专著的要求，对全书章节标题和书写形式进行了调整，内容基本未改动。由于原来是单篇论文，出于叙事逻辑的考虑，有些同样的史料会在不同的文章中使用。这样，汇编在一起，就有少数地方在史料的使用上会出现重复。二是对全书的注释进行了核对和梳理，纠正舛误，统一格式。有些文章发表的较早，这些年又有一些新研究和新史料出现。不过，总体看来，对于本书的观点和史实描述，未发现有重大冲突，我基本上没有吸收。以上两点，还望学界同仁谅解。    最后，我要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沈志华    2012年9月

编辑推荐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编辑推荐：1956年，中共八大刚刚过去一个月，暴风雨就来了——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的1957年，中国迎来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反右派”运动……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最初对批判斯大林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冒进与反冒进，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正面冲突。

用户评论 (总计21条)

•   最近正在找中苏关系相关的资料，在书店一口气连翻了好几本书，最后发现居然看中的几本书全都是沈志华先生写的。此人著书的资料来源详实浩繁，可信度较高，且书中对历史是剖析讲述，而不是评说枉评。难能可贵，值得推荐。
•   书不错 看不懂 自身的原因
•   该书是沈教授发表的论文合集，尽管内容并不连贯，并略有重合，但是读起来仍然相当过瘾。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围绕56-57年间发生的几件重大政治事件展开，作者通过丰富的文献和档案材料，力图展现出这些事件发展的过程，带领读者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在我看来，该书最精彩之处乃是突破了传统的分析视野，不仅将这些事件置于当时国内的历史情境之中，更将其放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情景下分析。因此，我们看到了领导人决策过程中的多重动机，国外事件对于国内政策的影响，让人认识到社会主义阵营与中国之间复杂的互动。看来要更新传统认识了，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邓小平时代的特征，毛泽东时代也有不少改革开放。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这本书中的大量案例提供了典型的证明。当然这种内政与外交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国外已经十分流行了，但是共和国史研究还比较少，该书可谓做出了表率。
•   沈老师的书一向材料详实，内容丰富，值得一看。
•   与之前沈志华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不同，这本书侧重于对50年代那段历史政治的观点进行合集，是一个论文集。其中可以看出，沈参阅、引经据典、考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及其他人的历史作品。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一看。
•   书中的史料绝对是一般书上看不到的。看了之后很是震撼
•   罗列史料，除非专业史学研究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枯燥。
•   充满了智慧与理性，非常好的书
•   沈老师的书！不错的书。
•   这段历史在新中国很为独特，它影响了至少两代知识分子，我们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于此段历史并非不无关系。虽然今天读起来依然心痛，但却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够忘记的，感谢作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购买
•   印刷质量不错，内容考证严谨，但是有些观点因人而异吧
•   果然不太適合看這種類型的書，各種拼湊和遙遠記憶的悼念和對現在時代的哀歎
•   沈老师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章读过一些，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学术非常自信，我觉得这是做好研究的基础，其实现在好多学者自己写的文章自己都知道是糊弄事，为评职称等。历史照见未来，建国后我觉得中国已有两次转折，一次是56、57年以莫斯科大会为标志，中国逐渐成为第三世界革命的领导者，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导者，第三次就是当下。
•   自从十年前看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后，但凡沈志华的书我见到就买，从未让我失望过。
•   非常满意这本书的装帧的印刷。
•   恰逢作者来学校开讲座，签了名。
•   历史并不是一个大的空泛的概念，而是一部人的历史。也许，他们是一帮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群体，但是他们也曾留下过历史的烙印。
•   希望能写出些新意
•   解密一些事情
•   折扣优比较大惠
•   1956--1957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