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广东人民 作者:王彬彬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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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降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犊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丈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i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足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内容概要
《并未远去的背影》基本是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民国时期(当然也包括共和国时期)的许多人与事,其实都扑朔迷离,真面目始终不为人知。过去的“定论”,显然已不足为信。《并未远去的背影》所收文章,则意在对那些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旧人旧事进行再解读。
作者简介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78年参加高考,被洛阳外语学院录取。1982年7月毕业,在部队工作四年。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春提前进入同一专业博士学位攻读阶段。1992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9年在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工作。1999年后在南京大学任教。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已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给每日以生命》、《独白与驳诘》、《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一嘘三叹论文学》等著作多部。
书籍目录
辑一
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
胡适、鲁迅与陈德征/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顾顺章叛变之后/
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
与政治的歧途/
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
瞿秋白的“名誉”/
瞿景白之死/
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辑二
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
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
谁是“反动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的相互哺育/
《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
中国的传播/
《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辞典中的历史——读1953年版的《新名词辞典》 /
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毛泽东:遗物见真情/
革命与流氓/
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
长话短说六则/
章节摘录
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的友人的关系。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鲁迅所极不喜欢的周扬等人完全控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其实也就名存实亡。1935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周扬们决定解散“左联”。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们做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旧梦重温、伯歌季舞,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但周扬们急于要去闹腾“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还是令“左联”作鸟兽散。在周扬们看来,“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都是无理取闹。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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