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青松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广东人民  作者：本社  页数：328  

前言

　  朱陈往事增惆怅心底无私天地宽——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代序　  1966年6月1日，陶铸同志在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工作。1965年，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时，奉调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由王任重同志担任第一书记。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去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我和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当时我们以为他很快会回来，至少春节时会回来。但没有料到，他一去就不能回来了。　  陶铸同志到北京工作后，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不到五个月，即1967年1月4日就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11月30日逝世，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他含冤去世时才61岁！　  1960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几个中央局，分担中央的一部分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分管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机关设在广州。10月我也从广东省委调到中南局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还担任农办主任。这时，正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中南局一成立，陶铸同志立即到河南去，解决信阳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又要我立即到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了解纠正“共产风”的情况。回来后，又决定立即在番禺大石公社建立中南局的农村工作点，开展反“共产风”和恢复自由市场等工作。我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都到这里。陶铸同志也几次来这里，他是停不住的人，除了和我们一块研究工作外，就到处跑，找基层干部和农民谈话。　  这时，生活很艰苦，每餐只有不见油花的萝卜、青菜，有点腐乳就很好了。这时，我的双腿也水肿了。陶铸同志身体本来就不好，还经常咳血。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用餐，要给他加点什么，他坚决拒绝，只加点他自己带来的辣椒。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和毛主席的活动密切相关。　  1960年10月23至26日，毛主席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有关农业情况的汇报和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26日毛主席收到“信阳事件”的材料，与会同志听到“信阳事件”的情况，十分震惊！　  196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大、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1958年，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这时，毛主席看到“信阳事件”的报告，看到反映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震动很大！　  从这时起，毛主席不吃肉了！　  11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说：“发去湖北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他要求“省委一级要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改正错误的时候了！……”　  从这时到1961年2月即这年的春节前，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都是为了改变当时的严重局面。1961年2月12日毛主席到广州，在这里过春节（正月初一是这年的2月15日）。之后，听取了他派出的三个调查组的报告。3月5日在珠岛宾馆三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同志参加。　  会议决定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毛主席指定：起草工作由陶铸同志挂帅，陈伯达为副帅。　  3月14日，在珠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初稿。这个文件因共有60个条例，故又称“六十条”。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写着：“毛泽东十分关切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第二天就离开广州。”　  这就是中南局成立不到半年时间中所发生的情况。虽然，当时中南局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但陶铸同志从解决“信阳事件”到在大石公社蹲点，到负责起草“六十条”都为中央改变当时严重形势，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六十条”下达后，农村的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所以，存在的困难仍然不少。　  1962年夏天，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的龙胜县做调查研究。他发现当地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很好，当即由他主持写了《龙胜座谈纪要》，准备在中南五省推广这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七月初，陶铸同志到粤东检查工作，一路上他都讲龙胜座谈纪要。到了汕头，刚好澄海县委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他在会议上又讲，非常激动：“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增产就是马列主义”。我和他的秘书都很担心，私下里说：“糟糕，又走火了！”有时候他一激动起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第二天，就接到中央的通知，要到北戴河开会。到北戴河以后，他把《龙胜座谈纪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于7月22日亲自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陶铸非常高兴，打电话到汕头，要我再补充一个公社的材料，一个大队的材料，一个小队的材料。我赶紧组织好了三个材料派人连夜送到广州，再送到北戴河。但是毛主席又改变主意了，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单干风”、“翻案风”，《龙胜座谈纪要》从此没有了下文。但陶铸同志说的“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句话就一直激发着我，我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能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话是他说的。　  陶铸同志最光辉的还是到北京以后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日子，他在“四人帮”穷凶极恶的时候，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尽一切努力保护挨揪受斗的老同志。为了这，他敢于当面谴责江青。“四人帮”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件事足以使他流芳千古。　  当然，人无完人，陶铸同志在工作中也有失误甚至错误。广东两次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陶铸同志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但我认为，他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也一定会勇于承担错误，为“反地方主义”受伤害的同志平反。　  话要再说回来，陶铸同志犯错误也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分不开，其实解放后我们搞那么多运动又有多少次是对的呢？像文化大革命，真是十年浩劫啊！1958年3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者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意义所在吧！

内容概要

　  2008年1月16日，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陶铸同志100周年诞辰日。陶铸同志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他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光辉业绩，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就是为永远怀念他而著作的。

书籍目录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代序）在陶铸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聂荣臻同志给曾志同志的信高山上的青松永恒的思念哲人虽去  风范犹存陶铸和广东政法工作深深的怀念回忆陶铸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思想作风努力学习陶铸同志崇高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崇高的形象  永恒的怀念回忆陶铸同志二三事风格似青松  典范今犹存陶铸同志是一盆火芳华时节忆春风——记尊重知识、关怀人才的陶铸同志乾坤浩气存巍巍青松桂北“四清”时期的陶铸革命前辈的光辉形象抓住关键  驾驭全局  稳操胜券——陶铸在广西陶铸印象领导统战工作的好榜样陶铸和广州的城市建设如烟往事难忘却陶铸对广州市蔬菜供应和农村工作的关怀大声疾呼  大题大做——陶铸同志重视抓教育工作的回忆陶铸到北平和平谈判的经历我心目中的陶铸同志在陶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农民的儿子  松树的风格——杜导正谈陶铸让青春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忆陶铸同志组织和领导四野南下工作团周恩来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一个原因陶铸与陈郁的革命友谊万古长存——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情洒南粤  忠心为民——忆陶铸同志在广东无欲则刚——我心目中的陶铸同志给陶斯亮的一封信——写在陶铸伯伯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社会主义报纸作出新的探索——“文革”前《羊城晚报》九年工作的回顾陶铸与暨南大学的重建长思有以告英魂陶铸同志谈办《羊城晚报》四十四年前陶铸的一次开放尝试陶铸与《大浪淘沙》“松树风格”的身体力行者——怀念老政委陶铸同志陶铸和英模代表在一起下辈子我都会怀念的好领导追念陶铸同志陶铸与珠影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我随陶铸在广西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

章节摘录

　  我们都记得，广东省在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在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召下，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严重错误，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损失。1958年晚稻的高度密植，大批农业劳动力去大炼钢铁，使本来的丰收受到严重损失；接着又大反瞒产，实行“吃三顿干饭不要钱”。到了1959年4、5月份，三顿干饭吃不下去了，有些农村吃稀粥也困难了，城市供应更趋紧张。这一年更错误的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早稻种植面积减少了几百万亩，又错误地推广粳稻，加上东江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肯定要大幅度减产。这些都给全省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因而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大跃进”和省委领导产生许多意见。陶铸和省委商量确定，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发扬民主，总结工作，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于5月6日到15日在汕头召开。一开始，陶铸就提出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上发生了严重偏差，给人民群众造成生产、生活极大困难。有些问题看清楚了，有些还看得不够清楚，因此，充分发扬民主，揭露问题，主要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继续前进，欢迎大家对省委领导特别是他本人提出批评，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会议上，大家集中批评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反瞒产、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奖汽车给浮夸最厉害的县，报纸鼓吹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认为把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严重破坏了。每个人都发了言，既对省委提出批评，又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大家心情比较沉重。5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的发言具有尖锐性和代表性，他说：去年“大跃进”中，“城市工业浮夸现象很厉害，总产值有浮夸；试制新产品没有成功，也说成功了；未赶上英美，也说已赶上了，超过了”。“城乡关系趋于紧张，工人、干部、城市居民对去年粮食大丰收却出现如此紧张的粮食局面有意见，怀疑去年‘大跃进’的成绩；农村也因为日用工业品紧张而怀疑去年城市工业的‘大跃进”’。总的来说，“去年‘大跃进’的缺点，一是脱离实际，一是脱离群众”。“对去年‘大跃进’的看法，党内也并不是一致的。广州有人认为‘大跃进’确有缺点，浪费很大，丢掉不少，说‘大跃进’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事实却是万马齐喑”。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发言。5月9日下午，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发言说：“广东1958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外省压力有关系，但它是次要的。”“广东和外省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南宁会议后，广东促进外省的是反右倾、修水利，还有水稻密植外省受我们影响，早稻、小麦、钢铁放卫星是外省促广东。顶住了一半可惜没顶到底。在许多基本理论、概念、原则上动摇了、模糊了，因而出现了问题。一是没经验，如密植。另一是应该清醒的，也动摇，如没收农民财产和改变按劳取酬。原因是被思想大解放、‘大跃进’、大胜利冲昏了头脑。出了偏差，又没有及早回头。”整个会议民主气氛很好，大家讲得既尖锐，又实事求是向前看，一面揭露问题，一面提出纠正错误的意见。　  这次会议开到最后，陶铸、赵紫阳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陶铸同志心情沉重地说：我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对不起人民群众，应该深刻检讨。并明确宣布下面干部在这些方面出现的缺点、错误，应主要由省委负责。对于吃三顿干饭的错误，陶铸作了多次检讨，走到哪里都讲这是他头脑发热，给群众造成了很大困难，要向群众检讨道歉。会议通过了一个《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件。陶铸讲话中强调了：领导干部必须既勇敢又谨慎，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要敢于正视逼人的形势。广东主要是自己沉不住气，自己背了包袱，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是带根本性的工作方法。”会后还发了放宽自留地的紧急指示，并且逐步纠正了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虚报的错误。为了正确认识错误和克服困难，陶铸写了《松树的风格》，强调要有革命坚定性；《太阳的光辉》写了太阳也有黑点，比喻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完全相信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能够克服困难。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姚文元无耻地诬蔑陶铸反对毛泽东的所谓罪证。汕头会议后，省委又在省直属机关召开了厅局长谈心会，传达了汕头会议精神，并号召大家畅所欲言，比较深入地揭露农村“大跃进”中高指标浮夸风、工业大炼钢铁等方面造成的严重损失，这对于纠正当时工作中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汕头会议的指导思想和大家发言内容，都是揭露批评“左”的错误，最后通过的文件也是纠正“左”的错误的，对于以后几年农业生产在这方面没有再出大的偏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会议对纠“左”仍有局限性，如对公社化、刮“共产风”、办食堂等没敢深入触及，更不可能提高到路线高度来认识。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陶铸敢于公开揭露“大跃进”中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冒着很大风险，因而是难能可贵的。汕头会议和省直机关谈心会，在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这一问题上，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很值得纪念和怀念的。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一直到大家没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在1959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这指的就是广东这次会议。在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这几年工作中，陶铸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早在1953年刚结束土改，他就明确提出全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发展农业生产是第一位任务，稳定农村新的生产关系，促进农业发展，并鼓励农民发家致富。1960年全省最困难时期，不少地方发生水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省委全力贯彻中央指示，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的严重错误，陶铸亲自去中山县兼任县委书记以彻底纠正“共产风”。省委决定由省政府拿出3.5亿元，对全省刮“共产风”的损失进行退赔。这年下半年连续发出几个文件贯彻落实农村政策，放宽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逐步停办集体食堂，使广东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在全国是较早省份之一。1961年3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以陶铸、廖鲁言、田家英和陈伯达等参加的起草小组(广东省委赵紫阳、安平生、张根生等人参加了讨论)，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初稿)，进一步调整过“左”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村政策。当年底，广东全省就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夏季，陶铸到清远县洲心公社亲自总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并布置在7个县进行试验。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充分说明他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陶铸是农民的儿子，生长在农村，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和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很强的群众观点，敢于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