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刘伟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05出版)  作者：刘伟  

前言

收集在这个文集中的论文，大多是围绕中国近代社会与制度转型而展开的，其中讨论的重点，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制度变革。当这些文章即将结集拿出来时，自己又突然感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还有许多问题自己没有说清楚，所以又提出两个问题，既是就相关问题补充一些看法，也是就研究心得作一个小结。第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转型社会中制度变迁的特征。目前，学术界常用“社会转型”一词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范型的转变。那么，近代社会转型的内涵是什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自19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新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逐步显露出向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发展范型转化的征兆。在这一过程中，新结构逐步产生和壮大，旧结构趋于没落和瓦解，社会呈现出新旧结构交替的景象。在新旧结构交替的过程中，原有的与旧结构相适应的旧体制也会发生变化，逐步为与新结构相适应的新体制所取代。所以，社会转型既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新旧结构的转换与过渡，也是新旧体制的更替和交接过程。

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内容简介：收集在这个文集中的论文，大多是围绕中国近代社会与制度转型而展开的，其中讨论的重点，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制度变革。当这些文章即将结集拿出来时，自己又突然感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还有许多问题自己没有说清楚，所以又提出两个问题，既是就相关问题补充一些看法，也是就研究心得作一个小结。

作者简介

刘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曾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多项。出版著作《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丙午立宪——大清王朝最后的变革》、《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汉语与新文化启蒙》等；参与编写《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等。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40多篇。

书籍目录

前言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梁启超的“过渡时代”政治观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二、制度变迁与晚清政治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就地筹款”与晚清财政晚清各省的防勇晚清对外交涉体制晚清的关道及其职能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三、晚清的中央与各省关系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晚清新政时期的中央与各省关系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四、清末民初对民主政治的探索清末立宪派的民权观《临时约法》与民初政体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党争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

章节摘录

近代以来，在外部侵略和内部动乱的双重压力下，在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惯性机制支配下，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削弱，组织能力降低，出现严重的衰败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皇权受到外来威胁。在专制政体下，皇权既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又是中央政府政治权力的核心，皇权、国家主权、中央政府权力是三位一体的。近代列强入侵和不平等条约打破了这种权力结构，一系列中外关系的新原则在使中国国家主权丧失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无所不包的皇权的分割：它分割了中国的司法权、制定关税权，甚至还分割了清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和对本国领土的军事自保权。列强特权击破了皇权的权威体系，成为皇权之外的第二权力渠道。中央政权日益失去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一是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社会动乱不已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和协调能力大为降低。最突出的就是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事件上，对前者，清政府动以军事镇压，无奈绿营丧失战斗力，不得已而起用勇营，却又带来造就地方势力的后果，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出现了分散化的倾向。对后者，清政府行以“招抚”，却招致八国联军侵华，付出了蒙受耻辱的代价。每一种手段的失败，都意味着中央政权自身力量的削弱。二是在社会结构变动，新兴社会力量出现，现代化因素增长的情况下，清政府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近代社会的变动，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会造就新的社会力量并提出自身要求，这些要求往往会使政府感到难以接受，但也可能成为推动政府主动改革的动力。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中的新要求在经济方面是发展商办企业，在政治方面是设立议院、君民共主。但清政府直至甲午战后才稍微放松对民间工商业的控制，而对政治改革要求却迟迟不动，甚至扼杀了保留清政府及皇权的戊戌改革。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使政府失去重整权威的机会，而且造就和扩大了政府的反对力量。政治腐败导致社会认同危机。政治体制是社会价值的主要物质载体。进入近代，清朝政治体制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表现在体制内部，是政府效能低下，运转不灵，统治者处心积虑所设计的官员权力互相牵制体系，带来了事权不一，职责不明，政令懈怠的恶果。表现在官僚身上，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贪污官僚层面扩大。表现在国家对外关系中，是一系列的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最高统治者仅以保住自己的权位为最高原则。种种表现证明，清末的政治腐败，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腐败，而是体制的腐败。自身的腐败，使清政府彻底丧失了除恶扬善的能力，导致了人民对它的普遍失望，导致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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