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天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卫疆  页数：220  

前言

知道《西游记》的人很多很多，知道《大唐西域记》的人相对很少。关于西行路上的故事与事实，《西游记》给了我们浪漫而酣畅的想象，然而，专家学者们，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推崇备至，他们用《大唐西域记》来推衍印度史。就这一个层面而言，玄奘的贡献无人可及。但很多人都跳过丁关于新疆的“西域三十六国”在《大唐西域记》中的印证。    由于玄奘“言必谈佛”，使得《大唐西域记》的宗教内涵加重，而每谈到民俗民风之时，又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无法定论的东西使得真实的历史背景淹没了不少，而实际上，我们拨开故事和传说的迷雾，会发现玄奘所记录的西域，其实是很多史书都无法比得上的。    本书的立意，并非去探讨“史”。西域三十六国的记录不在少数，而单从一本《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十余个“似是而非”的国度，我们是无法了解“西域三十六国”的全貌的，玄奘只是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路，记录着自己的历程。而这种历程，却衍生出了种种传说，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西游文化”。这种文化，通过民间口传的形式，一直流传至今，再与数百年后诞生的《西游记》交融在一起，便形成丁一个“传说中的西域”。至今，仍然有人会循着《西游记》的故事在新疆寻找一些传说中的地方。    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依此而言，《西游记》虽然使玄奘更为声名久远，但其所传达的内涵却是虚构成分大于真实，所谓“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当很多人把《西游记》故事里的新疆当作一个真实的新疆去解读的时候，我们往往欠缺对西游文化本身真实的印证。    无论如何，我们单独解读玄奘，无法知“西游文化”之全貌，而单独去解读吴承恩的《西游记》，我们却又深深陷在故事的泥沼里不知该走向何方。    如果将两本书加以彼此的对比和印证，加上作者隐含在文本中的沿玄奘当年走过的“取经路”在新疆大地上的游历和实地见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本书旨在探讨通过两本书的印证，所产生的奇妙的传统新疆文化观念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必须通过对两本书细节的比照才能看出。    所有的“戏说”、“大话”之类，都是通过《西游记》故事情节本身的演进而变化出来的，不能对西游文化本身产生如何的影响，只是让故事看上去更精彩。    而通过与《大唐西域记》的比照之后，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一个“实话版本”的西游。当然，我们也会循着玄奘的路线去了解吴承恩，再把吴承恩笔下的唐僧还原成为玄奘本身，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不知不觉地便走过了万里长途，漫漫“西游十二路”……并且，第一次走进了一扇又一扇的机密之门。

内容概要

一部个体生命在文化的西域、历史的西域、神话的西域和地理的西域间自由徜徉的书。作者用《西游记》和《大唐西域记》的虚实比对，用行者的脚、用行者的脚、智者的眼越过漫漫十二路，一步步跋涉玄奘之旅的艰苦卓绝。一节节感悟西域的山水、民俗、传说、宗教、文化。一层层揭密奇异西域如何成为《西游记》的舞台和道具；玄奘的经历如何演绎成唐僧的神话。    本书的立意，并非去探讨“史”。西域三十六国的记录不在少数，而单从一本《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十余个“似是而非”的国度，我们是无法了解“西域三十六国”的全貌的，玄奘只是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路，记录着自己的历程。而这种历程，却衍生出了种种传说，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西游文化”。这种文化，通过民间口传的形式，一直流传至今，再与数百年后诞生的《西游记》交融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传说中的西域”。至今，仍然有人会循着《西游记》的故事在新疆寻找一些传说中的地方。

书籍目录

上部  实话西游  Ⅰ 盛名不会消弭在神话中    西游与新疆面对面    玄奘这样的人    《大唐西域记》与《西游记》  Ⅱ 玄奘与唐僧两分离    神似而走向形似    吴承恩的融会贯通    玄奘与吴承恩笔下的龙    量刑的观念差异  Ⅲ 共同跳过的浮华世界    玄奘的两位恩人    吴承恩的独家内幕    曾经水大波深必汛    罗布泊不是生命理想的栖息之地    残存的楼兰废墟    焉耆国里的物产之辨    中原文化交汇的影子    猪八戒或许是吴承恩的镜子    应声葫芦装进阿克苏  Ⅳ 吴承恩没打算扼杀玄奘的功绩    玄奘怎样回到新疆    不妨去看晾经石    公主堡那些犯戒的神仙们    道人们的至高梦境    神话里的民俗    寻找救苦救难的玉净瓶    玄奘与艾德莱斯    三个版本的地乳传说    那只有点眼熟的耗子    瞿萨旦那玄奘成佛下部  西游十二路  第一路 灼沙冷夜  ……后记附录

章节摘录

下一轮的判法，更为严酷，称为“火判”，如果“嫌疑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冤枉的，那么，这个人必须蹲在烧红的铁块上，还要用舌头去舐铁块，如果无罪，当然毫发无伤，但有罪，则会被烧得不能走路、无法说话。如果知道自己还是有点错的人，基本上都不敢尝试这个判法。但即使到了这一步，这个“火判”仍然给身体虚弱的人留了一条退路：如果身体不好，则可以手持未开放的花蕾丢到铁块上，如果无罪，花蕾则会绽开，反之会被烧焦。如果因冤枉而且不想被烤熟，那么只要称自己有病，就可以只在上面丢一个花蕾。到了这一步，量刑上仍然会给人机会，相比商纣王的“炮烙”之刑，这种判法简直算是“心理审判”。如果花蕾烧焦，嫌疑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则仍可以尝试第四次，这一次，基本上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有过失的人都会放弃，即使自己真是冤枉的，无非是长期的监禁，不会危及生命，所以也不敢轻易尝试最后一步。而这种判珐，却是当时中原地区最仁道的量刑方式：赐毒。所谓的“一杯鹤顶红，终结一红颜”。这种量刑是针对美女们的。而在同时代的古印度，则是最重的判法，而如果对自己抗毒能力很自信者，仍然能逃过这一关，只要“嫌疑人”吃了有毒的羊腿而不死，那么，就该恭喜，你可以获得自由了。    这种慈悲的量刑，对于真的犯了大罪的人，也给他们四次机会，虽然每一次机会都会让他们闯比上一次更难的关，但终归会给每个人更多的机会。相比而言，吴承恩的刑律观则远没有玄奘记录的这么宽容了。在他的笔下，即使是神佛之辈，如果犯了很小的错，也会被记录，并且会给很重的量刑，但有《大明律》这碗酒垫底，人们仍然还是很轻易地接受了这种量刑，并未因此而放弃对《西游记》这部著作的热爱。    虽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给了世界一个严苛的量刑，但同时，他也在打造惟美的“乌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玄奘的记录只会给人一种“钻空子”的希望，吴承恩却不承认刑律面前有空子可钻。从这个层次而言，我们无法判定严苛的量刑和慈悲的量刑哪个更该被推崇，至少，明代是贪官相对较少的年代，严律会打造一个“干净的世界”。直至今日，有着严苛鞭刑的新加坡，仍然是治安较好的一个国家。    吴承恩虚构的“刑律”，神佛都难逃其责。在《西游记》中，有很高修为的“十世金禅长老”唐三藏，只不过在吃饭时不小心掉了一粒米，便被贬下凡尘，去当唐僧，对于神佛而言，相当于判定其死刑。唐僧因此而不得不带着“肉眼凡胎”去走那艰辛的十万八千里。之后，另一位成了佛的猴子孙悟空，因为打败了天兵，挑战了玉帝的势力，便被压在一座山下长达五百年之久，好像级别越大的人，越要承担更重的罚责，这与当时的《大明律》的脉络几乎如出一辙。    不能成为佛的，如果想成为菩萨，犯了错误也要承担比人更重的罚责。猪八戒最终被封为“净坛使者菩萨”，但猪八戒只是对一位天庭的美女嫦娥实施了轻度的“性骚扰”，便被打下凡尘错投猪胎，而沙僧犯的罪更轻，也被打下凡尘，相比之下，不过没有遭到“天篷元帅”这样的果报而已。    天神人如此，低一级的神也是如此，白龙马犯的错误最多只需要父母教育一下就够了，结果却因此而从高贵的龙变成低贱的马。而泾河龙王，只是少降了几滴雨，便被魏征斩首示众。孙悟空当然最惨，他不可能死亡，于是在他大闹天宫时，被抓住便要被雷劈、被火烧、被刀切，这也罢了，当他不愿意当唐僧的徒弟的时候，却被套上紧箍，只要唐僧不爽，无论他对与不对，都会让孙悟空“连脑浆都勒出来了”。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吴承恩并非一个宽容之人，但他提倡的却是一个“没有浪费、没有抵制、没有偷窃”的社会，玄奘在让活着的人学会宽容，而吴承恩却让他们的子孙学会约束。如果用今天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讲：“民主就是一种个例向大众的妥协”。那么，吴承恩的量刑更容易让人接受。    或许因“人性本恶”使然吧，人们自己会对罪大恶极的人加以愤恨并希图杀之而后快，因此吴承恩的不宽容也成为了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但吴承恩却弱化了道德约束力，这可能也正是吴承恩与玄奘最大能不同之处：玄奘是一个佛教徒，他更柞信道德产生的约束，因为他信仰的东西中，约束全都出自于自愿，但吴承恩则相信强硬得多的法律，虽然有时会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解读他们在量刑上的观念差异，我们会发现玄奘的迂腐和德操，但同时我们发现了吴承恩的现实和期望，虽然他们走向两个极端，但同时，却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世界无恶!    当两种极端最终走向统一时，他们共同期待的“无恶世界”便会出现了。想想，这是颇有意思的结果。    P41-43

后记

当我们从南疆回来之后，一个全新的玄奘诞生了。那个玄奘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自己，而从吴承恩的笔下出现之时，却又完全变形，变成了一个只懂去念颂的“经呆子”。但在《西游记》和《大唐西域记》的夹缝里，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个真实的玄奘。一如文字最初所说的，玄奘具备了“八品”，这并不令人意外，只要我们按玄奘走过的路线再走一遍，走完了漫漫“西游十二路”之后，我们就会觉察出他的伟大。    但玄奘的伟大并不仅仅在这“八品”里，另外的几个特立的品格，决定了他最终将成为一位杰出的旅游家、探险家、哲学家和翻译家。    首先，他有妥协精神。当他不屈地从长安城随着流发出逃才走上西游路的时候，他本该恨着李世民的。然而他在“于阗国”的一封进表，却弥合了他与这位“盛世明君”之间最大的裂缝。    第二，他有审时度势的智慧。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对他那位“真正的御兄”高昌国君只字不提，只说“高昌以西诸国”。虽然他的这个记录不完整，并因此而缺失了他走进南疆的真正路线，但如果他硬着头皮去写这一段，当他把这本“大逆不道”的书交到史官手里，这本书还可能传世吗?无论李世民如何的开明，这本书即使他能接受，但这本书或许根本不会传到他的手中，便“胎死腹中”了。玄奘的这一牺牲，表面上看是取巧，但实际上，他的所有贡献，都因为这个“取巧”而得以更完整地留存。    第三，他有细致而敏锐的观察力。他所记录的文本，或许只有寥寥几笔，但却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记录“屈支人”生而竹箍其头，比如记录“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龟兹乐舞，或许他只是一笔带过，却对后世的西域文化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要以考出玄奘的很多“品”来。    同时，我们在玄奘的基础上，重新认知了一个吴承恩，而他所具备的成就，首先是拜玄奘所赐。吴承恩能从近八百年前的故纸堆里找到一本民间基本只剩下种种传说的《大唐西域记》，并加以自创和重新加工，这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吴承恩在他不断戏谑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另一种可爱的“专业精神”。    一个仕途不畅的书生，他能够用这种态度去对待生活，而不是在不断的愤世嫉俗中自曝于荒野，这首先是难能可贵的。凡此种种，或许都是从我们的南疆之行里总结出来的东西，而这种总结还远远没有结束，对我来说，它还只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