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勇  页数：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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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98年秋，多愁善感的康有为发觉自己所期待的政治变革愈趋无望，他所仰仗的光绪帝或许已被慈禧、荣禄所废黜。康有为将想象当事实，筹划了一场政变，准备用袁世凯的新军和唐才常的江湖英雄捉拿老佛爷。结果，朝廷意外获悉这场阴谋，轻而易举予以制止。　　对于这场未遂政变，清政府曾有明确结论，被处死的谭嗣同等人也供认不讳，然而由于康梁后来的话语强势，将一场未遂政变说成反动势力的镇压。一切都被颠倒了。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依据新旧史料重新建构这场政变的来龙去脉，结构宏大，叙事严谨，高潮迭起，悬念连连。著者创造性回答了究竟是谁走漏了政变消息，日本、英国、俄国人在这场政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谭嗣同为何坐以待毙，张之洞为何救杨锐，荣禄为何救林旭，特别是李鸿章为何出面保护政治对手张荫桓，袁世凯究竟有没有泄密，翁同稣究竟是被谁罢免的。对这些历史悬案，作者都提供了与传统说法很不一样的解读。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拉开政治变革的帷幕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官场来了个年轻人激进与保守：巾国政治的古老话题政治变革悄然发动第二章 改革共识与差异废八股还是废科举一个可以适可而止的新科举方案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大举动话语权、控制权与利益关切第三章 维新阵营：内部争斗与外部冲突洛阳纸贵：《时务报》的成功无法共富贵：《时务报》的内部争斗湖南新政：中国新希望谁是湖南新政的终结者第四章 党争与利益集团王照上书：无关乎新旧罢免礼部六堂官超常提升四军机章京伴食宰相与宠臣斗法外交调整：党争的外部资源第五章 改革步入深水区制度局：废我军机？懋勤殿：夺我大权？裁撤冗署与冗员：官场大地震第六章 各路英雄会京城一个传说引发的政治恐慌等待伊藤李提摩太来了袁世凯进京绿林好汉也来了第七章 想象冲突与冲突想象杨锐建议成了政局转变的关键康有为铤而走险政局变动中的日本因素第八章 破绽在哪里刀逼袁世凯皇太后突然回宫康有为悄然出走第九章 政治转折关键点其实没有谁告密重建垂帘体制“多余的话”：康广仁究竟说了什么第一批抓捕第十章 政治清理：为了再出发国际干预：挽救张荫桓诛杀六君子清查与防止扩大化黑暗终归会过去

章节摘录

　　张荫桓，字樵野，生于1837年，此时62岁。张荫桓没有一般官僚所具有的功名，他在纳资为知县后，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干出来的，当然也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携，逐步爬上政治高层，曾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奉命出使过英、美、法、德、俄诸国，是当时清廷重要的外交人才，也是李鸿章、翁同稣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也深得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不过他的官衔并不高，此时仅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是1898年中国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不被重视，他的结局为故事的终结，而正是他的提携、策动，才有康有为那年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康有为与张荫桓是广东南海小同乡，鉴于张荫桓在清廷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康有为仰慕、巴结的重要对象，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康有为在北京官场最重要的凭借和靠山。据说，康有为经常出入张荫桓官邸，也经常夜宿张家，彻夜长谈。当然，张荫桓对这个小同乡之所以非常欣赏，除了同乡一层原因外，主要还是在政治理念及内外大事上看法比较一致。　　这几位大臣中年龄最大的李鸿章，较康有为年长35岁，年龄最小的廖寿恒，也较康有为年长19岁，所以说康有为那一天是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老于世故的人精品评打分。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官方记录，但是综合康有为的追记、翁同稣等人的相关记录，大致也能够看出这一天谈话的大致情形。　　一般寒暄问话后，康有为就国内外时局、变法维新等重大问题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康有为在这段谈话中，主要谈的是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修铁路，开矿产，广借洋债等问题。从内容看，康有为所谈似乎没有多少新意，许多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甚至正在实践。所以从老一代政治家的立场看，康有为这次谈话并不算成功，除了狂妄，除了大言不惭，似乎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几位大臣不过是姑且听之，并没有怎么太介意。　　……

用户评论 (总计25条)

•   　　袁项城为康广仁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也太伤感了。
  　　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因为《罗辑思维》，就冲动的买了一本，没想到一看竟然十分着迷，作者扎实的历史功底和描述事情的方式都十分符合我的胃口。
  　　对于康有为，我对他的了解刚开始只停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也一直相信南海圣人所宣传的帝党和后党的不死不休，也一直坚信慈禧太后是顽固势力的代表。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仅仅用了简单的几句话就告诉了我：历史事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李鸿章，张之洞，荣禄……这些人能开启晚清的洋务运动，是纵横官场的政治老手，和他们相比，康有为简直就是搞政治的小学生，没想到最后还把光绪皇帝给绕进去了，不知道光绪帝后来是怎么想的，是否曾后悔过。
  　　我所受到的教育总是灌输，而没有教会人思考，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百日维新怎么可能开展的来？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改革，但晚清需要的是能在保证皇族利益前提下的改革，需要稳重的实干派，需要真真正正能做事情的人，而不是嘴上不停的叫唤改革，却拿不出来具体方案的人。
  　　没想到最后泄露秘密的人竟然是康广仁，袁世凯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可能实在是因为他后来称帝太遭人唾弃，所以大家也就相信了康有为的这个说法。杨锐、刘光第和林旭实在是太冤了，谭嗣同虽然偏激，但却是真汉子。没想到竟然是戊戌变法让慈禧太后如此的伤心，以至于跟光绪皇帝之间产生了隔阂，才会越来越偏激吧，甚至在多年后同时与多国开战，越来越糊涂。
  　　既然这些事情已经基本取得了史学界的认识，恳请历史课本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还他们一个公道。历史本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在一个又一个偶然的事件中充满了必然性，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真实客观的还原历史的真相，供大家评阅，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本书装帧精良，印刷质量无可挑剔，如果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就是作者没有列出详细的参考文献，如果有参考文献，并且每页的下方都还有相应信息的史料来源，相信会更棒的。
  　　热爱近代史的童鞋们不要错过。
•   　　转杜树人先生文章一篇，同是批评马勇的笔法，写得比鄙文好太多了：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4.shtml
  　　
  　　 最后两段太刻薄，没发。
  　　
  　　 方舟子应该来收拾这类书才对。如今纠结在韩寒的身高上，实在是可惜了。如果将这本《1898那场未遂的政变》交到方舟子手上，他肯定会如获至宝。因为书中大量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没有作任何说明。
  　　 例如，袁世凯第二次觐见光绪之后所收到的荣禄电报，其实是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中得到澄清的，即，所发电报是对当时社会谣言而做出的正常反应，而非有意要欺瞒袁世凯。然后马勇先生却在书中完全不提茅海建的功劳，而巧妙地将成果都归到了自己的头上。他这样写道：“荣禄的电报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就将茅海建的成果简述在后面，继而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对于这个大背景，史料记载很明白，但过去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戊戌话语的深刻影响，许多研究者以为荣禄的电报指示在制造一种紧张空气……”继而说道：“这个说法太具想象力了。显然也是对荣禄人格的侮辱，具有很鲜明的康有为色彩……”（页390）仿佛过去包括茅海建在内的学者都是被康梁瞒骗了，而只有他马勇一人看穿了历史的迷雾。
  　　 运用同样的方法，马勇在书中地大量地吸收了茅海建、孔祥吉、黄彰健、汤志钧等人的成果而没有加以任何说明。什么方法？具体说来就是，虚构出一个当下已经没有人主张的“当下主流观点”，然后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拿来，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英勇地和这种官方欺骗世人的“主流观点”作战的真猛士。于是，世人皆醉我独醒，大家别被教科书欺骗啦，快跟着我来读历史吧。
  　　 有人或者会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所以不能要求作者给出引注。
  　　 这其实混淆了编和著的分别。如果是编辑一本书，声明书中所写都是他人创造的话，就可以在书中不给出引注。例如，教科书就可以不处处引注。但是，如果是“著”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虚构性著作，那同样也可以不注，比如写小说。但如果是像这本书这样，是属于非虚构性著作的话，那大部分都是要引注的，散文集、游记之类的例外。因为知识是财富，而用他人的财富则要声明，如果没有引注，就要在正文中说明。引注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诉别人这项财富拥有者。如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同样不是学术著作而只是社科科普书，但同样给出了必要的引注，在引用到孔祥吉的研究时专门给予了说明。又如蔡鸿生的《学境》，不过是随笔，但用到他人成果时都是引注了的。此前方舟子被指抄袭其导师的论文，并因此被其导师发邮件责难，就仅仅是因为他在一篇科普文章中用到了其导师的研究成果而没有注明。当然，当今中国引注不规范的情况俯拾皆是，按照这个标准，当今中国大多数的文史消遣读物，像《明朝那些事儿》和于丹的书，都能算是抄袭。但马勇先生作为一个多次感叹学术风气不善的学术圈中人，就应当做一番表率才对。
  　　 所以学者写学术要引注。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说引注导致文风不畅，因此就不引注了。然而学术规范不应该是一句文风不畅就可以丢开的。若说文风不畅，那能不能等全书写完之后把引注加上去？若说为了是要为大众普及文史常识，那加上引注难道就会把大众吓住了于是不看这本书了？如果大众真的是为了兴趣爱好想看着玩的话，他们大不了不看引注、翻过就算，你加了引注又有何害？所以，窃以为，学者在写作之时不加引注，人们至少可以怀疑其居心叵测。
  　　 尤其让人感觉不易的是，马勇在大段大段地吸收了茅海建和孔祥吉等人的研究之后，其最后得出的成果居然还能落后于他们。例如，在记述袁世凯和谭嗣同的夜会时，马勇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之后，试图自己指出谭嗣同所持的密诏是没有依据的：“只见这份所谓硃谕并非朱笔缩写，而是墨笔所书，字甚工，口气倒很像皇上，大意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很显然，这份所谓硃谕只是皇上交给杨锐的那道密诏抄本，且不是逐字逐句照抄，而是归纳大意的记录。大约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页395）
  　　 由此可见，马勇甚至可能连研究戊戌变法最基本的史料之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都没有看过，上引的引文只是从别人处引得。因为《戊戌日记》中非常清楚地记着，在马勇的那段引文后，就记载谭嗣同如此说道：“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2页。]如此，试问又怎么会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而且谭嗣同所出示的是原硃谕的抄本，而非什么归纳大意的记录。《戊戌日记》为日后袁世凯追忆所记，因此归纳大意的是袁世凯，而非康有为。就连这么基本的层次都看不出来，令人诧异。
  　　 此处马勇很可能吸收的是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然而却没有看仔细，因为在黄书中，在这段被他吸收的段落后面马上就有和他上文相抵牾的内容：“……光绪赐杨锐密诏，杨锐需传知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又需照例将密诏缴回给光绪，则杨锐势需用墨笔过录数份。谭八月初三日见袁时，所持光绪密诏为杨锐墨笔过录本，与事理相合，袁《戊戌日记》所记这一点确凿可信。”[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434页。]
  　　 马勇如此，真是用真人真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感人的真理：学者是超越其时代的，陈寅恪那样的学者是超前于其时代的，而有人则是反方向的。
•   　　 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叙述我们总倾向于形成一种定论。尤其是一些政治性极强的历史事件，我们甚至会出现一些所谓“决议”，决议即是不容质疑，不容讨论的。这无疑是史学的悲哀，关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应该展开讨论，而且持有异见者的存在是很正常的。我国的历史教育从来不是启迪式的，而是告知式的，教材上叙述事实的篇幅大概总要少于发表观点和评论的篇幅，学生学了之后便要以这些观点去做题应试。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具有公理性，历史更是如此。因而马勇的这本《1898年中国故事》读来让人眼前一亮——作者显然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推断演绎，尊崇史实而不拘泥于已有观点，得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一次近代化的尝试，而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从而以实践证明了维新派政治的失败。这个观点得到了新中国官方历史书籍的认可，并进一步组成了其证明唯有马列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理论体系。马勇无意于阐述这么政治性的观点，他要做的是尽可能还原史实，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将历史事件一刀切，将历史人物刻板化。历史事件如若史料齐备，则大体可以复原情节主线。其中让历史变得充满讨论空间的一大原因便是参与者的复杂。人是十分复杂的存在，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很多时候会决定其行事方式，但是我们却不能保证性格的一致性，同时很多人的性格中常存在矛盾。这就导致非其本人而不能自知，而人时常又羞于将内心真实的想法公之于众，甚而在自己私底下的日记里也颇费心机，以防百年之后他人读破天机。历史问题的探讨时常是谈事容易评人难。
  　　 传统历史叙事的一个大缺陷在于常常论事不论人。比如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总体倾向是进步的。于是其中的主导者诸如六君子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总被塑造成正面的形象，伟岸高大，似乎极少缺点；而发动政变之人，诸如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人则必是十恶不赦，封建守旧。这是马后炮式的刻板印象，十分不可取。马勇在《1898年中国故事》中通过丰富的史料对维新变法的主角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指出康有为等人的重大性格缺陷，而这些缺陷引致他们行事的缺陷，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历史教科书对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失败缘由常倾向于找“根本”，而这“根本”常是 “经济基础”抑或“阶级势力大小”，或者更为虚无的“是否符合历史潮流”云云。这显然是扯皮的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最有价值的时常是其直接原因或者现实原因，而不是苛责于古人，从所谓的“根基”着手。
  　　 历史是由种种细节构成的，其中最为有趣的便是其参与者。读完《1898年中国故事》后，戊戌变法中粉墨登场的种种人物从纸片变得丰满立体了，康有为的急功近利，梁启超的盲从，谭嗣同的年轻性急都是先前历史书不曾特意叙述或刻意忽略的。而至于是否存在新旧党争，袁世凯是否出卖变法等等重大历史事件，马勇也给出了史实支持下的解释，虽则不能令阅者全盘赞同，但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角度。任何成大事者如若不能就事论事便会陷入康有为般树敌过多，难以抵挡的困境。同样为人Ego太强也时常会将一己之私利看得太重，甚而以私害公。
  　　 讨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能有马后炮的倾向，只有立足于当时才能真正廓清事件的真相，只有懂得参与者复杂的心态才能真正理清事件的走向。而马后炮们总喜欢苛责古人，喜欢装扮历史这个小姑娘，为着自己的店铺装点门面。
  　　 2012年4月2日
  　　
•   　　做人莫学康有为
  　　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他自视甚高，自比圣人，以为天下无出其右者，做事情为了目标都可以不择手段。但他毕竟又是一个书生，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那点自负与自傲都带着迂腐的书生味。这注定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的目标虽然高，手段虽然多，但是在老练的政治家眼里，那点小心思就如三岁孩童的狡诈一样，一目了然。读马勇《1898年那场未遂的政变》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不是失败于袁世凯，不是失败于慈禧太后，而是失败于康有为。
  　　一则失败于康有为的锋芒毕露。皇帝初次召见，一同前去谢恩的时候，康有为遇见荣禄，荣禄向他问起改革的事情，并表示改革阻力较大，康有为竟然说杀一两个一二品大员就没事了。如此霸气侧漏，怎么能不让人反感。他之所以如此锋芒万丈，是因为他内心自视太高，以为自己不是池中之物，一遇风雨便化龙，如今又得天眷，皇帝亲自召见，他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推进改革。这在他和孙家鼐出事上就可以看出来，京师大学堂初设，孙家鼐是主办官员，康有为不是想着和对方一起办好学，上来就要将孙家鼐排挤出去，自己要独掌大学堂。
  　　二则失败于康有为的四面树敌。晚清主张改革并非他一个人，官吏之中如张之洞、李鸿章都是开明的官员，虽然改革方向与他不一样，但如果善加引导，未尝不是助推改革的一股力量。但康有为却不，他先和张之洞闹翻，到了朝廷上，又将一个个大臣推倒对立面。孙家鼐原本和他同一战线上的人，因为大学堂领导之争，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书中说包括慈禧太后本身也是康有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敌人，本来慈禧太后交政于光绪，这已经还权了，对于改革慈禧太后也是赞成的，但康有为却非要自以为是地以为慈禧太后干政，将朝廷上的实力派一个个推倒了自己的对立面。改革成了孤军深入，焉有不败之理。
  　　就这么一个不知收敛的改革孤军竟然要发动一场政变，拉拢的对象是袁世凯，袁世凯是一个天生做官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从不得罪人，那怕像康有为这样的不靠谱改革家。再加上他作为年轻领导，内心倾向于改革，难免对康有为说两句奉承话，这竟然让他信以为真，谭嗣同上门竟然逼迫人家入伙。我们的“正史”将这段政变的失败的归咎于袁世凯的高密。
  　　但是袁世凯手中兵士不过六千人，枪械弹药又是分开保管的，即便他没有高密，即便他像康有为一样头脑简单，见识迂腐，他经谭嗣同一番热血鼓舞，立刻答应一起干，要去把荣禄杀了，他的胜算又有多大？这场政变就能成功？
  　　康有为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忽悠，戊戌政变失败，他流亡海外，忽悠别人说自己有皇帝的衣带昭，四处找华人华侨骗钱，有人想要看看这衣带昭，开口便被他当头棒喝，而这个衣带昭，按照马勇在书中的分析，那其实就是皇帝给杨锐的一份圣旨，含义就是让康有为出去，表示着皇帝开始讨厌他，想要抛弃他这个改革的导师。康有为却把这个旨意忽悠成了一份救亡图存的圣旨。有趣的是他在海外还四处封赏官员，封赏的条件就是交钱。他因此捞了大笔银钱，过上了钟鸣鼎食地生活。晚年还回国开矿，与人争执，不惜杀人。
  　　这样的人，你怎么能相信他能改革成功。
  　　
  　　
  　　
  　　
  　　
•   　　我始终承认，我对戊戌年有情结。早在读那本被我推崇至极点的《北京法源寺》之前，我便隐隐约约对戊戌变法有种功亏一篑的痛心。我曾把它看做是中国不通过暴力革命手段走上复兴道路的最佳——同时也是最后——的机会。过去也曾认为在这103天中，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扭转最后的失败悲剧，比如老袁的告密如果不发生，大清朝是否会在光绪帝的励精图治中走上新生？从而也就不会有之后的孙文，也许更不会有老毛以及他带来的一切——我更不否认这个结果也是我痛心疾首的重要原因。
  　　 可是，近几年看到其中的一个细节勾起了我对这整个事件的再思考，戊戌变法是否真的有那么壮烈？这个细节是袁世凯在法华寺那夜面对来访的谭嗣同说的一句话“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我相信此时老袁的话发自肺腑，这段话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精明政治家袁世凯，同时也让我认定康有为所作之事就是造反确凿无疑。而“造反”二字，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并无提及；老袁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同样没有。我们的书上只是反复地灌输：资产阶级改革有局限性，必然不能成功。扯tm淡！从老袁的话，我更相信谁也不是SB，能到那个位置上的高官没有几个是草包是酒囊是饭袋。我们总说要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背景中去看待，但儒家道德史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
  　　 其实这本书结构很简单，就是全面介绍了那103天是如何走过来的，不同的是，如作者所说，他在力争做到把人物还原到所处的历史背景时，还把他们放到了所处的位置进行换位思考，同时引述史料的同时不再仅仅以当事人康梁的说法为准——于是我们看到了康对光绪召见的对答并不完美；康的急于上位与不择手段；康对形势的误判引起的党争以及对朝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绝对守旧党的怀疑。特别是对所谓守旧党存在怀疑，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前种种结论中戊戌变法败于守旧势力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个怀疑的成立直接降低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悲壮性，甚至引出了败于康有为的激进政策和幼稚的从政经验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康之后流亡海外所作的一切保皇活动从而被所谓革命人士耻笑的行为倒是可以得到解释。
  　　 因此，如果我以为老袁的话是至至诚诚发自肺腑的话，康先生流亡之后的那些悲壮宣传就不得不引起我的些许反感了。我的戊戌情结也多少因为这本书而有些破灭。
  　　 不过我还是认为在辛亥年以前中国还是有不走暴力革命这条路的机会，只是也许不是1898年而已。
  　　 一直有传言说，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梁启超后来便于宣传所作，只是从感情上人们更愿意相信是谭的作品，我之前也同样有意忽略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该调整一下看法了。
  　　
•   　　 1898年，戊戌年。这一年，因为戊戌变法，因为戊戌六君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不断地会思考，如果康梁两人的变法成功了，他们的政策获得了实施，中国是不是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是不是就能自立自强？亦或者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没有获得成功，而他们也成为民族的罪人？当然，这都是假设，毕竟历史不可能重来。
  　　 作者的这本书，题目标示很大气，其实质内容关于1898年的那场戊戌变法相关的点点滴滴。告诉我们一个全面的事件。包括事情的发展、复杂的人际关系，颠覆了传统的观念，采用时人的日记、书信甚至奏折，让人信服。
  　　 提到变法失败的原因，主流的观点，即是守旧派的反对、变法派的软弱。但是，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更深层的原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幻莫测的官场风云，远不是我们处于这个时代的人所能从表面就能窥探全局的。
  　　 书中对于康有为的描述，让人看到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物。对于权势的渴求，对于诚信的让人诟病，对于为官的急迫。对于慈禧的评价，并不局限于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她也有新的思想，只是站在统治者的地位，她一定要有统筹全局的观念，激进的行动并不可取。废除科举制关系到那么多人的仕途，哪有可能是一道圣旨就能改变的。废止了之后呢？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在康的眼里没有看到。某种方面来说，他的变革会受到反对与制约也是情理之中了。其实，人的多面性，并不会使一个人是完全的守旧或新派。就如同易经所言至阴至阳之人都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趋向于中间的。
  　　 关于戊戌的最终失败，其实来说，确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   求最后两段～～～～～～
•   方韩事件虽是公共事件，但也夹杂着私仇，而对于方舟子，却是工作和私仇并存，因而互相促进，自然越吵越来精神。方舟子其实是在闹脾气，以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也知道不能撒泼。至于质疑韩寒身高，则以为若是造假，可以由此急彼地推及其他，虽不绝对，但也合理。
•   哎呦，把书目看成是1989年那场未遂政变了，唉、、、、
•   方舟子打这种假并不在行，倒不如交给他的死敌“亦明“，比较合适。
•   鬓发历史的研究.
  http://www.llianfa.com
•   看成1989年那场未遂政变了哎。。。。。
•   我觉得lz思维特别清晰，暂不说文中内容是否详实（受本人知识所困），光是这个逻辑就让人看得舒服。
•   同楼上 真的也看成了 1989年那场未遂政变
•   看成1989了。。
•   看成了1989。。。还在想这书也不和谐掉。。
•   看成1989 +10086
•   http://www.dnfdps.com
•   康孙毛，这三个代表，私德和人品都是如此不堪
•   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三个代表人物的私德和人品都是如此不堪
•   做人莫学康有为。此观点很冲击三观。“康非常功利，自比圣人，但为了目标又能不择手段。康一开始入朝就霸气侧漏四面树敌，荣禄、孙家鼎、张之洞、李鸿章，甚至慈禧，实力派一个个被他推倒了对立面，让改革成了孤军深入，而且竟然梦想拉拢袁世凯搞政变。流亡海外，顶个衣带昭四处忽悠华侨并封官骗财”。
•   解读历史需要这样的独立见解
•   清朝不放弃满人政治的立场就不可能持续下去，由少数族裔统治多数族裔本身就有变相的种族压迫存在。因而君主立宪制无法从满清一代开始，也就无从开始了。
•   没说到点子上，还是帝制时代的满清少数族群的自我保护欲、利益集团庞大，怎么改都会夭折，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也一样。
•   太后统筹全局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控制，改革或者谁来改革保证她的绝对权力是第一位的，这样也算改革，也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