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祖宗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科大卫 / David Faure  页数：466  译者：卜永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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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本书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对于非专家读者的提示  译者说明  　第一章　序言    历史地理  第二章　光怪陆离的广州      光怪陆离的广州    南汉：一段插曲    北宋    第三章儒家思想打进来了      儒学     地方精英    第四章我们和他们    我们：地方统治圈　……从里甲到宗族宗族士绅化从明到清十九世纪的转变尾声

用户评论 (总计11条)

•   出色汉学家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视角，本书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实际上在探讨朝廷的合法性建设，即怎样让一个王朝的子民形成“国家认同”，也就是对朝廷统治的接受。这一视角来自政治社会学。
•   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值得学习!
•   用来学习该方面专业知识~应该不错~~~
•   十分好，店主服务很到位
•   称得上是大家之作了，很详尽~
•   　　本书主要描述了珠三角地区明清时期宗族的形成、发展、扩散和衰亡的历史。本书从制度层面讨论“皇帝”与“祖宗”，“皇帝”主要指用于控制地方的里甲制度为核心的赋税、服役、军事等的制度，“祖宗”主要指宗族为核心的控制土地、缴税、教育、水利和地方防卫的地方组织制度。可以说，地方宗族的形成有赖于王朝推行的制度，王朝制度和统一意识形态赖地方宗族才能生根发芽，两者的互动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科大卫教授甚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王朝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可见，从明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国家化的过程，这无疑把汪晖先生的结论往前推了一个朝代。当然，两者讨论的重点不同，科大卫教授讨论的是明王朝通过里甲制度把宗族为群体的地方百姓纳入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汪晖先生则侧重于讨论清王朝如何解决皇帝与汉民不同祖宗的问题以及逐步把边疆、海防纳入到国家版图中。但他们讨论到同一个问题，就是“皇帝的=祖宗的/我们的”的过程，即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王朝到帝国的转变的微妙变化。
  　　经过元末动荡，明朝前期的珠三角地区被地方强豪所控制，在这里推行里甲制度，这一本土化的过程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与以往的历史不同，本书开拓了地理历史的空间维度，围绕珠三角沙田的开发、合法化登记、税赋、防护等问题，描绘了王朝与地方两者以文化为资源和手段展开利益博弈的过程。王朝凭借里甲制度和将神明合法化的方法控制和承认地方的合法性；宗族为保护其本族利益，通过模仿对中央政制和推广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地方社会并以文化资源拒绝或归顺中央。
  　　宗族的产生得益于两种制度：家庙与族谱。前者来源于1521年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争论。当时皇帝拜祭生父而非前皇帝，当时几位重要的珠三角官员站在皇帝一边，并在他们的家乡修建了表达政治立场的“家庙”。后者源于1581年里甲制度的推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登记户口直接关系到赋税服役，在对外贸易繁盛以及沙田产权纠纷问题突出的珠三角，则逐渐演变为赋役折银，登记人口逐渐演变为丈量土地：这也促进了文书的记录和教育的发展，进而有了追溯家族祖先的族谱。这场16世纪的社会革命促进了家族的产生，也使珠三角本土的理学思想纳入到王朝的意识形态，宗族的合法性开始从追溯祖先转移到科举功名。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17世纪宗族的乡绅化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也使地方与中央通过科举结合得更加紧密，宗族利益借助理学的包装，在乡镇建设和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此“皇帝的=祖宗的/我们的”这一方程式开始成立。
  　　17世纪中期，明朝覆灭，南明、平南王和靖南王在广州的暴力统治随着康熙平定三藩而结束。清王朝进一步推进明王朝16世纪的变革，如“一条鞭法”和1712年的“摊丁入亩”，但里甲制度逐渐丧失了赋税的功能，成为乡镇组织保卫工作的制度。地方文人以乡饮酒礼表达其对汉族王朝的效忠，皇帝则通过承认广州的神明而表示中央对珠三角的亲善态度。王朝更替并没有带来制度上的深远影响，乡绅化的宗族依然通过皇帝的承认控制地方，比如修建桑园围。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防压力增大，地方与中央在厘金收取的问题上产生竞争，聚焦在巡抚和总督的矛盾在鸦片战争时期达到顶点。19世纪华南海盗侵袭、英军攻打广州，1853年天地会叛乱、朝廷开始下令各地组建团练，拉开了地方军事化的序幕。这一转变使中央无法照常征收地税，因为地方有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能力和中央就税收问题讨价还价。这一转变迫使中央把税基转移到贸易税上，这也推动了商会、行会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征税行为。
  　　清末民初，“宪政”、“议会”、“共和”等政治新词汇开始广泛传播，通过召开咨议局和国会等方式，地方乡绅化的宗族以联合的方式组织起来继续掌控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甲午战后，中央政府的在政制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的表现，其实质是：中央对地方的盘剥使掌握财政命脉的地方乡绅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主权。在清末到民初的过渡时期，华南的宗族继续以各种新鲜的名号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也可以解释革命后参与政权建设的主要群体仍旧为乡绅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使宗族在城市控制地方成为可能。前者是科大卫教授所没有谈及的，在施坚雅的《农村社会结构》里谈得很清楚。由于编练新军和咨议局的召开，地方政治中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迫使知识阶层游离出乡村，走向城市，城乡开始拉开一道大大的口子。打掉皇帝的人，很多是这样半新半旧的知识人，他们以行动和思想培养下一代的新式知识分子。皇帝没有了，剩下的祖宗很难从中央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转而组织更强的地方联合，这也是太平天国时期东南互保的遗产：联省自治。宣传地方而中央的合法性，进而维护中国的统一、抵御外国列强的入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思想最初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之前康梁等人“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思想。
  　　地方社会要权利的政治诉求在共和与复辟的折腾中石沉大海，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始终无法在政制层面上解开。文明的革命没有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无尽的战争与贫困。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希望与失望中成长起来的。眼见乡绅、知识分子们耍弄着“共和”的旗号，却没有兑现承诺，于是他们恼火了。他们觉悟了，其“最后觉悟”，不是批评“共和”的水土不服，而是把矛头指向半旧半新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在乡村乃至城镇的老底揪出来，搬出更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任何他们有关的乡约民俗都被打上“封建”的标签，无情摧残，而所谓的“民主”，则龟缩在角落，悄然从大众直选演变为“专政”。
  　　皇帝没有了，祖宗不要了，乡约成为封建的，民众真正成为没有组织的群众，知识分子出走了。乡村与城市的街头弥漫着暴力与血腥。曾经的庙宇、祠堂，是宗族运用乡村认同的仪式和节庆活动对抗和承认中央权力的地方，此时的菩萨和祖宗都被扔的茅坑里，再也抬不起来了。
  　　
•   楼主对书本的概括很到位，把整本书的脉络都说出来了。
  珠三角是这本书的舞台，主角就是宗族，科大卫利用详实的史料将宗族制度的由明朝到民国的变化演绎出来。明朝之前，珠三角的宗族更多是注重血亲关系、控制入住权的组织，而地方田产往往是在道观庙宇的名下；到了明朝，里甲制度、黄萧养之乱、大礼议等因素促使了地方士绅将宗族作为了控产组织，并利用认祖归宗的方式，来构建国家认同，获得中原皇朝的承认；而到了清朝，这种宗族控产组织进一步壮大，承办了地方水利兴修、团练治安等公共事务，在鸦片战争至民国期间，宗族衰落的过程楼主已经讲得很清楚。
  读这本书，本人更多的关注点在于由盛而衰的过程。我们没有出现西方社会的公共空间，但宗族组织却承担了组织民众、管理地方事务、向中央表达民意、制衡皇权的功能，社会的结构是“皇帝—士绅—民众”。但一如楼主所言，民国废除了科举、发展重心转向城市，而在民国及中共的历次革命活动中，原本宗族的合法性被打掉了，被冠以“封建落后”之名，社会结构变成了“国家权力—民众”，宗族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也正正是新的合法话语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取代地方宗族，土改、斗地主、人民公社......
  而我们当今的很多社会问题仿佛可以从宗族的没落里找到一丝线索：在乡村，宗族被打散了，新的组织领导处于国家权力架构之下，在诸如征地拆迁等问题上，一边是掌握着庞大行政资源、以国家之名谋个人私利的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则是缺乏资源、已被原子化的民众。而当局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在民众自主结社、创立社会组织方面慎之又慎，城市很难走“公民社会”那条道路，官方的所谓基层组织难以承担复杂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组织真空。
•   现代国家在构建利维坦的时候就是把个人原子化，把资源、权力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个人在生死问题面前，不得不诉诸更强大的集体。西方把教会的契约传统移植到世俗社会，形成法律框架内的个人-国家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则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传统地方社会被贴上“封建”的标签，和皇帝、帝国一起被推翻，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的震荡可谓空前绝后。种种问题潜伏着，在华南，正如楼上所言，它们可以从宗族的没落找到一丝线索。个人在地方社会找不到有效的组织以抗衡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所以公民社会的建立目前仍然需要理论上的探讨。
•   古人很聪明，靠近政权，却是为了逃离政权，争取自由，打不倒利维坦，就要学着和它打交道。
•   或许这就是政治的艺术。
•   對樓主有幾點不同意見。樓主認為說，到了近代中國，“祖宗被扔的茅坑里，再也抬不起来了”，言下之意即是說宗族自此消失了，或者說它們不再起到原本的作用。其實關於這點，科大衛教授早已說過，宗族到了近代中國，它並非隨著國家制度與社會的巨變而消亡，相反，它重新融入到了社會之中。比如在華南地區〔包括香港〕，就有不少宗族慢慢地在商業化之中成為“現代公司”。關於這點，日本學者松原健太郎的〈是信託還是法人? 中國宗族財產的管治〉一文〔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七卷第二期〕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此外，我覺得樓主不應該對這本書打三顆星。在我看來，三顆星意味著這本書寫得“相當糟糕”。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科大衛教授這部著作，我先後全文閱讀了大約四次，之間每次閱讀相隔數月〔最近的一次則是在春節用了前後一周的閒暇時間重讀〕，每次讀畢都會有全新的體會與收穫，對科大衛教授的理念有更深的認識。《皇帝與祖宗》全書通過對超過數十份明清族譜的解讀，以及大量方志記載的佐證，綜合前人學術史上的貢獻，為我們全景式展開了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脈絡與景象。全書最令人出彩的部份，在我看來，除了對一手史料的竭澤而漁〔甚至連收藏在日本東洋文庫的孤本方志也不放過〕，還有就是對史料的高度提煉與解讀，沒有像其他國內歷史著作那般，大段大段地徵引史料原文，而作者自己的解讀則並不多也並不深。就沖以上這幾點，可以說，科大衛教授這部《皇帝與祖宗》是我近年來所閱讀社會史著作之中最為出色的一部〔其所體現的學術功底與視野遠比趙世瑜教授的《小歷史與大曆史》等書高了至少兩個階層〕。由是之故，我對這書的打分自然是完美的五星〔當然中文譯本的翻譯還是有一些小瑕疵的，比如將人家漢學家羅友枝、包弼德等人的中文名譯錯了，不過這錯也是譯者的錯，和原作者無關〕，見到樓主給這書只打三星，不免心血來潮回覆幾句，權作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