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形象

出版时间：2010年7月1日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T. 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页数：282  译者：姜智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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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来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适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内容概要

　　描述了20世纪上半期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及其成因。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形象是基于传教士激情，由卢斯媒体误导、赛珍珠小说强化。再由宋美龄推向高潮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象，是美国人按自己的理念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其背后是美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不过这种中国幻象在当时对中国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促使罗斯福政府采取制裁日本、帮助中国的政策，并最终废除了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排华法案》。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Jespersen T.C.） 译者：姜智芹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致谢前言绪论美国传教士及其创造的中国观(1890-1931)第一章 亨利·卢斯和时代公司的崛起第二章 时代公司和它的中国赌注第三章 美国联合援华会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第四章 中美同舟共济：光荣的战争年代第五章 宋美龄和中美关系的人格化第六章 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内幕第七章 “美国世纪”的曙光第八章 “美国世纪”的倾塌第九章 与浪漫化中国观的悲情告别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章节摘录

①宋美龄除了为中国的一切蒙上了正面色彩外，还象征着美国传教士几十年来致力于播撒的思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督教的中国，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伴随这一设想而来的热情和乐观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中美关系评论者，宋美龄成功地将中国人格化了。不管宋美龄如何突出中国正发生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变化，她已使自己成为美国考虑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她以强调中美之间的相似性这一引人注目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她是美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改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从更大的战争背景上来看，宋美龄适合时宜地强化了当时的性别观点。伊莱恩·泰勒·梅指出：“即便是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也推崇女性的家庭角色。”②男人们在国外的战场上为“家庭生活”流血牺牲，这一态度本身就强化了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建构。美国国内的“家庭文化”和美国在国外的“文化攻势”并行不悖，导致美国将自己衡量男女两性之间和谐关系的标准，应用到其他国家，比如在这里就以中国为试金石。@中国的蒋介石和蒋夫人正努力达到一种类似于美国的性别标准，这一观念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正在步美国后尘的看法。美国的评论家一方面把宋美龄放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社会框架内，另一方面也明显地把她置放到美国对性别的“文化建构”之中。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超越了传统对女性和女性能力界定的人物，宋美龄吸引了很多女性的目光，她们将她视为女性地位变化的重要典范。就像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宋美龄同时扮演着两种互为矛盾的角色：既符合传统女性的标准而又给女性角色带来了变化，后一方面表现在她发表的文章和对美国公众的演讲上。

后记

外国的中国形象近年来一直是我学术研究的重点。2002-2004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受前辈学者的启发，在杨正润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后来，由英及美，我把视角转向美国，先是选取傅满洲和陈查理两个典型人物，研究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后来侧重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美国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并撰写了一部书稿。书稿写作过程中，多次参阅了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的《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书稿完成后，我对美国的中国形象这个研究课题依然意犹未尽。这个时候，素未谋面的刘东教授发来电子邮件，邀我翻译《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刘东教授是比较文学、汉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又有多年策划、主持大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经验。我自知刘教授对翻译要求甚高，但翻译这本书确实又对我的意趣，于是便怀着欣然而又忐忑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有幸的是，2009年4月，在济南举办第十九届全国图书博览会期间，刘东教授来济，并给我们的研究生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他宽广的学术视野、渊博精深的学识、风趣幽默的谈吐、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能结识这样一位学术大家而由衷的高兴。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杰斯普森令人佩服地证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正视那些曾经支配美国人认知中国的形象，这种中国形象为什么会出现且又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为什么它会持久地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20年的时间里，时代公司不断刊登，传播亭利·R卢斯的恩抚主义中国形象：一个友好的中国正热切地盼望能得到美国的庇护……卢斯和他的理想主义者们影响了无数美国人的中国观。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说出了很多美国人希望中国是什么样的，而不管中国实际上如何。　　——《美国历史评论》

编辑推荐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是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挺好的，就是毕业了带不了了
•   凤凰文库，只要是这种封面设计的书，那纸张印刷装帧都极佳。都是另外一种封面设计的凤凰文库，那纸张和印刷都不及这种。
•   　　 1943年，当宋美龄登上美国参众两院的讲台时，可能连她都没有想到，她的演讲竟会引起那样巨大的轰动。当时的宋美龄侃侃而谈，回顾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强调双方当下及未来的共性，以期罗斯福政府进一步援助中国抗战，对其“欧洲优先”的战略偏向有所纠正。当时的美国媒体对宋美龄的赞美众口一词，说她清晰的演讲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几乎可以和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相媲美，又说她优秀的西方教育背景、良好的个人品德以及手中握有的权力，堪称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一时间，美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达到顶点，在民众普遍的意识里，都相信中国和美国有着共同利益，在宗教观、价值观和民主追求等方面，两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在美国北佐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看来，美国人眼中这种不切实际的中国形象，不仅和宋美龄扮演的不具代表性的完美中国人形象相关，卢斯的时代媒体帝国的不懈宣传，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游说奔走，甚至连赛珍珠的中国小说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新著《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分析了上述多种因素对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形成的混合建构，全书条理清晰，资料详实，对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生于中国，拥有全美发行总量第一的《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美国人卢斯，无疑是典型的“中国控”。早在北洋时期，《时代》杂志就将吴佩孚请上杂志封面，称他为统一中国的希望之星。到了国民政府时代，中国走向统一，经济有所发展，对无比热爱中国的卢斯来说，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显然是将中国从黑暗引向光明的领袖，于是在十几年内，蒋介石数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卢斯旗下的其他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更是不遗余力，如持续强调中美历史和地理的相似性，正面展示中国官员和中国军队，聚焦中国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正在实现全面的文化和精神上的转变，日益成为一个坚强的、极具凝聚力的、欣欣向荣的崭新国家。
  　　
  　　 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对中国的美化在于，让美国人民看到了朴实、文明、道德化、带有进取精神的中国平民形象。赛珍珠在这部田园风格和乌托邦色彩浓厚的小说中意欲表现的中国农民坚韧、自尊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与美国先民开疆拓土、建立基业的进取精神不谋而合。因此小说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不但荣获普利策奖，被改编成戏剧，甚至被好莱坞打造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殊荣。《大地》系列作品的流行对美国各阶层民众造成的影响空前广泛，让美国民众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如果说卢斯的媒体帝国让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这一国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赛珍珠提供的这样一种浪漫化、带有异乡情调的底层中国平民形象，无疑对中国整体形象的树立起到了巨大作用。
  　　
  　　 美国联合援华会的功劳，在于强调中国抗战的坚强意志，将战争的苦难叙事凸现于美国民众眼前，以获取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同情。要达到同情效应的最大化，卢斯式一厢情愿的溢美叙事显然是最佳手段。于是这个由深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组成的群体，在抗战数年内对美国民众进行了全方位的关于中国的宣传轰炸。不切实际之处比比皆是，如宣称中国百分之五十的官员都是由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基督徒，中国是美式民主的坚定追随者，中国是美国精神上的同盟军，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他们那里也是宣传的重点之一，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千年的文官选拔制度保证了全民的机会均等，从不存在特权阶级等等。总之，这种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过分溢美，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
  　　
  　　 不可忽视的还有，卢斯等少数西方人，与晚清的赫德、李提摩太，民国的司徒雷登一样，热爱中国文化。不过，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正如周宁在《天朝遥远》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和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杰斯普森亦抱有同样观点，认为以上几种力量建构出的这个不切实际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美国人自身梦想的反映。
  　　
  　　 具体而言，美国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由于其光荣的建国历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强大雄厚的国力，使其有一种天命感，相信自己是普世价值的最佳承载者，并有将这一价值推广到全世界的义务和激情。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首先，它的最高领导人信仰基督教，其夫人是标准的美式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向往美式文明并抱有走自由民主道路的意愿。其次，和美国文明迥异的中国，正好处在新旧过渡的文化变革时期，对于国内亿万无信仰的民众，基督教信仰可能是救赎他们最好的武器。第三，和文化同源却自成体系的欧洲相比，中国对美国显然更为友好，并更容易接受掌控。于是，在“美国世纪”中，美国想象的中国，被选定为实现美式价值的实验所。
  　　
  　　 异国的中国想象，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使在资讯极度发达，国际关系智囊水平极高的今天，对中国的认识也可能高度失真，否则“黄祸”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可笑误解就无由产生。为人熟知的要数启蒙时代以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基本由“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重积极形象构成；而在西方确立了自身的现代性以后，这一形象转变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同样，在贫穷、愚昧、落后、东亚病夫、义和团、傅满洲等负面的中国形象淡出西方视野之后，由于阴差阳错和风云际会，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一群“中国控”的主导下，逐渐变得伟大、优美、正面、光明。
  　　
  　　 其实，相对于这种溢美本身，该行为的后果可能更值得研究。遗憾的是杰斯普森在这方面未有深论。就明显的方面来讲，此种溢美直接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援助，加速了中国胜利的过程；将中国提升为世界四大国之列，前所未有地增进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废除了《排华法案》，在结束种族歧视，促进人类平等的道路上取得进步。那么略微隐晦的方面可能在于，由于形象严重失真，以及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或多或少地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方向和部署。因此当1949年以后，美国上下都在追问反思“为何失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不意识到，此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1月17日 10 版 作者：韩 戍 ）
•   　　一
  　　民国政府虽然内政腐败无能，但于外交还是成就不小。不但争取了大量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援助，而且获得了四大国的地位。虽说当时美国也必须倚靠中国来拖住日本，因此不得不给予相应的支援。但是国民党通过《时代》和援华会，以及通过塑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英雄形象，广泛而深刻的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印象，这不得不说是国民党外交的成功。
  　　
  　　1949年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急转直下。这固然有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原因，但是也不得不归咎于中国外交手段的简单僵化。改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不是耗费巨资拍几部形象片，或者在时代广场买几个广告位就可以搞定。194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改变，缘于他们认为中国跟美国一样，也是一个笃信基督、追求民主的国家。70年后，中国未尝不可借鉴彼时的经验，改进外交的手段。
  　　
  　　二
  　　1940年代的美国人，倘若只从《时代》杂志了解中国，那么他对中国的理解一定是非常片面的。西方媒体虽然号称公正客观，但是从《时代》杂志的表现来看，公正客观是多么知易行难。依此类推，现在的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理解也很可能是片面浅薄的。
•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8.8）纪录片《世纪宋美龄》如此讲述宋美龄1943年那次轰动美国的访问：“这时的宋美龄体弱多病，曾经车祸严重受伤，并且患有鼻窦炎、皮肤病、精神耗弱等。一度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胃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她躺在担架上，从成都机场上了飞机，抵达美国之后，立刻住进了疗养院。罗斯福夫人前去探望她时，也不禁感到爱怜疼惜……”
  　　
  　　
  　　宋美龄在美国的疗养院一待就是几个月。病怏怏似林黛玉的这位“Madam Chiang Kai-shek”（蒋介石夫人），为了中美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不惜拖着抱恙之躯渡海来到美国做巡回演讲，在美利坚人民看来，这份举动又是何等的“美丽”而“坚韧”。于是，当年的《洛杉矶时报》对这位中国第一夫人也就毫不吝惜溢美之辞：“蒋夫人身上汇聚了女性所有的魅力——美丽、优雅、甜美、仪态迷人、服饰得体，她还有一流的、令很多身居高位的男人都嫉妒的男性头脑。”美联社更是用肉麻的腔调连篇累牍赞颂这位“富有魅力的第一夫人”。
  　　
  　　
  　　几近“神话”的语言装扮，简直把宋美龄从“女人”打扮到了“女神”的地位。固然，这当中可能有些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审美偏好，也部分地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文宣战搞得绘声绘色，令美国人着迷。但是在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看来，宋美龄访美大费周章的宣传，以及美国人对宋美龄堪比电影明星一般的痴迷，传达出来的其实并不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热爱，也不是对宋美龄的热爱，而是对美国自身形象的热爱。
  　　
  　　
  　　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解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宋美龄不过是把中美关系人格化、具体化的一个凭借。接受过美式教育、会说流利英文的宋美龄有着典型的“黄皮白心”的美式价值观，这无疑让她成为了美国在东亚最大盟友的绝佳代言。华盛顿和南京政府间的关系，透过宋美龄举手投足的点点滴滴，化为一个个可视的形象。
  　　
  　　
  　　“美联社还叙述宋美龄到达西安营救蒋介石时，是怎样带着《圣经》、蒋介石喜欢吃的东西和一副假牙的。”杰斯普森的言语间带着几分反讽，但话里的意思却一点也不含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之间的关系好比男女相亲，之前双方只是照片传情、尺素传意，含情脉脉之下尚透着腼腆与羞涩；而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恰如双方酝酿许久之后初次见面，印象良好之余，二人的关系也正式步入热恋期。
  　　
  　　
  　　用“热恋”的关系来比拟这一时期的中国和美国，真是毫厘不差。中国在美国媒体的光影中从过去那个贫穷愚昧的老大帝国，一跃成为了东方“民主的哥伦布”，蒋介石则成为了“践行着基督教教义”的“宁波的拿破仑”，并多次登上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杂志封面。更有甚者，在《时代》的报道中，北京成了“中国的波士顿”、上海则是“中国的纽约”、南京是“中国的华盛顿”、汉口和广东分别成了“中国的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对日作战时中国军队向西部的大撤退被比喻为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垦荒……这些句子让人觉得中国简直称得上是美国的一个山寨附属国，既然二者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自然也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
  　　
  　　
  　　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实际的情况恐怕还是有些出入。杰斯普森说，虽然美国竭力要把中国打扮成一个与美国有诸多共同点的国家，但这实际上不过是《时代》的掌门人亨利·卢斯的一厢情愿。卢斯好比19世纪从美国来到清朝的传教士，希望凭借现代传媒的“圣器”进行他传播基督教义的工作。因此，时代公司所有关于中国的赞美都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那便是，中国的绝大部分民众首先要成为基督徒，也因此，他劝说笃信基督的宋美龄来到了美国。
  　　
  　　
  　　但卢斯的这个前提有点不顾事实，甚至可以说带有强迫症的倾向。因为宋美龄的“达令”——蒋介石本人就不是一个纯正的基督徒，他治理军队和人民的方法也不是依靠“基督的教义”而是“岳武穆的教义”。“用无数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这是蒋介石当年的豪言。他做梦都想成为的只是南宋的岳飞，终究不是美国的基督。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识也仅停留于按字面意思理解，像宋美龄在讲演中所说的“美丽的国度”。
  　　
  　　
  　　就在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进行之时，美国却还没有废除《1882年排华法案》，那段时期华工赴美被明令禁止，并规定在美国的华工不得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中国人的真实地位，俨然还是居于美国白人之下的“二等公民”。我们知道，上等人和二等人谈恋爱从来就难有所谓平等，那么推而广之，两个地位不对等国家之间的“恋爱”，也就更加无所谓平等，很多事情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可惜，以宋美龄的柔弱形象示人的中国在这场“恋爱”中注定成不了大男人，于是只好做小女人，接受美国给予的这份不顾事实、近乎偏执的“爱”。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捐赠和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政治上的支持，好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沉甸甸的嫁妆，维系着中美之间“一厢情愿”的联姻关系。这便是美国对外关系的“大男子主义”：他要你嫁给他，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你，所谓“嫁鸡随鸡”，至于你原本是什么样子，已不再重要。
  　　
  　　
  　　在杰斯普森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把美国的这种“大男子主义”理解为汉学家史景迁所说的，存在于美国精神中的“以个人的力量去影响历史”的愿望，从而“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回顾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无非是一个不顾中国实际、由传教士式的激情和媒体误导的虚幻形象，美国的对华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这一形象。然而，当这一形象随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向了美式价值观的反面时，美国公众和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就彻底来了个颠倒，反共的声音和麦卡锡主义迅速取代了赛珍珠笔下那个浪漫的中国。美国与中国的这段“婚姻”，随即戛然而止。
  　　
  　　
  　　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中国在每一个美国人心里没有经过多少反复，就由20世纪40年代的英雄，变成20世纪50年代的恶魔。”1949年后的中国，就像是离婚后的前妻，在被急于撇清关系的同时，也少不了来自美国这位“前夫”的谩骂与指责。“从来薄幸男儿辈，多负了佳人意”，但又是谁令佳人脱下那袭华美的旗袍，“不爱红妆爱武装”呢。在历史的俯仰之间，中国的外在形象可谓诡谲多变，而这个形象的参照物，原来始终都是美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