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

出版时间：2009-03-0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高彦颐  页数：306  译者：苗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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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内容概要

本书的前半部首先考察了缠足在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里，逐渐失去文化光环的过程。在面临“天足”概念和“放足”运动冲击的过渡时代（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里，高彦颐指出，“缠足”解组为三种层次的时间性：具有文化荣耀或正当性的缠足、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缠足，以及个体体现的缠足。这种解组使得反缠足论述的进步史观与所谓的“缠足的终结”之间，出现了某种“时间差”。人们不会在一夕之间从旧式生活翻转到新式生活。即使缠足已然丧失其文化光环，不少小脚母亲还是固着于传统思维，继续为女儿缠脚，固执地相信小脚才是值得追求的真理。换言之，过渡时代呈现出来的特色，是一种“在时间、感情和时尚之间徘徊、游移和摆荡的动态”（第7页）。缠足的终结并不是一个“从缠到解’’的直线进程；相反的，缠足既是一种普遍而且复杂多样的现象，其消逝必然历经漫长而反复的过程，也必然纠缠在上述三种时间性的错乱步调之中。

作者简介

高彦颐，（Dorothy Ko）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任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历史及妇女研究系，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近作有《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物》(Every Step a Lotus：Shoes for BoundFeet）及《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eheF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等书。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献词  鸣谢 凡例  图版  前言  第一部分　揭露的身体    　第一章　全球国族巨型历史：“天足”概念的兴起（年代至年代）      　　缠足的终结：两种历史，三种时间，二手声音    “天足”：一个崭新的基督教范畴      徐珂与汤颐琐：天足的国族主义化      “女人好比蛋黄”：一个新的地球知识域      妇女能动性：意志克服身体    辜鸿铭：“观于人”的屈辱  　　抗拒注视：理想的女性特质　第二章　被掀露的身体：放足运动的实行（年代至年代）    薛绍徽：“非马非驴”    从“天足”到“放足”    “光复故物”的蔡爱花    放脚乐      阎锡山与山西反缠足运动      缠足罪责化    国家对付父老    性别重于阶级：无法同一的女界      算总账      荒诞剧场      第三章“缠足如古董”：不合时宜的爱莲者（年代至年）    姚灵犀与友人：收藏“凋零”      民俗新知的生产       拟仿的怀旧：旧文人、新玩家。    “天足”与“缠足”的并接      方绚的发明      二手的性：小男孩、冒牌货、收藏家      “姥”如是说：被转述的女性欲望      绣鞋的社会史：杨铁崖与胡雪岩      自称女性主义者的赏玩家      疼痛的身体：女性的呐喊  第二部分　遮蔽的身体　第四章　溯古访今：缠足源流考      界定缠足：弓足      传说与历史      杨慎的考证：未知的诱惑      《汉杂事秘辛》：身体部位的测量       驳斥杨慎：转向鞋履的胡应麟     后履、妇工与女性差异      今世之潮流：缠足与时尚      赵翼与世纪缠足极盛期      装饰的身体以及显露的身体      钱泳：从考据到社会批判       自在劳动的女性身体   第五章  狭邪之游：男性欲望与西北的想像地理第六章　灰姑娘的梦想：女体的累与用  尾声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揭露的身体第一章全球国族巨型历史：“天足"概念的兴起（1880年代至1910年代）1999年11月间，最后一座专为缠足妇女制鞋的鞋厂，停止了最后一道生产线。这座名为“志强”的鞋厂位于哈尔滨，厂里的老师傅，利用八双鞋楦，打从l991年起，每年制造300双左右的“莲鞋”（“小脚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销售出去的，连一半都不到，只见库存堆积如山。小脚鞋的买主，年纪大都超过80岁，人数则年年锐减。停产之后，该鞋厂将这批鞋楦捐给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并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一位馆方干部的致词道出了众人的心声：“‘三寸金莲’是封建社会妇女身心受摧残的历史见证。小脚悲歌永不复唱，金莲鞋楦凝刻辛酸。”新闻记者也执笔呼应道：“小小的鞋楦，见证了中国妇女从被压迫到获新生的历史进程。”（我的强调）

媒体关注与评论

高彦颐以其博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再加上顶尖历史学者必备的想像力，突破了反缠足观点的窠臼，娓娓述说缠足的故事，使我们耳目一新。她的论点使我们重新省思有关此一污名化的习俗，一个或许最为关键但又备受忽视的面向——中国妇女在她们自己的文化生存中所展现的能动性。纵令黑格尔复生，想必也可从这部著作中有所领悟：缠足即历史。　　——周蕾（RevChow），美国布朗大学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人文学讲座教授离彦颐以无比的勇气挑战缠足这个艰难的研究课题，如今开花结果，成就了此一力作。在本书里，她跨越了国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框架，明确地将缠足摆置在时尚史的范畴之中。透过巧妙的叙事策略——先从缠足在现代的消逝过程说起——她将前现代全盛时期的缠足史，设定为一部有关遮蔽的故事，埋藏其中的，是隐密化的源头、隐密化的身体，以及隐密化的意义。层层遮蔽的缠足，有如一道道幻影，当它被呈现为欲望客体的同时，其实也不经意地透露出妇女们的我群认同。　　——费侠莉（CtlarlotteFurth），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

编辑推荐

《缠足》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用户评论 (总计79条)

•   为什么我们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们深爱着这片土地。这本书名直译过来是“灰姑娘的姊妹”，每个灰姑娘的头脑里都有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既可以指她的姐姐，也可以指她的中国姐妹。
  高彦颐的这本缠足书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中的一本，在研究精细化的今天，这本书从文化视角入手，对缠足背后的文化内涵给予了充分的考量。
  并且破除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用宽厚的视野对缠足这种现象予以纠正式的思考。
  一部缠足史，半部中国史。
•   这是一本很不错的海外研究缠足的书，值得一读
•   原来家中有老人是缠足，很早就想找这个史料，直到现在买到。给人的感觉是外国史学家才是研究历史的，中国的学者都在吹嘘历史！
•   不用多说，高彦颐三个字就是海外妇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象征之一；不用多说，自己去看吧，那种鞭辟入里、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只有看了才知道。
•   老外研究中国，的确可以标新立异，虽有时无法“感悟”文化中国，但也能提供全新的视野。
•   快收集全了，值得一读的好书，不同的角度看中国。
•   是专业用书，对我自己比较有用
•   非常好的书，让我看了受益匪浅。
•   不错的书，没看完。
•   写的很好 分析也很全面 不白买
•   文字翔实，可读性强。
•   这是个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就看其怎么解读缠足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性别内涵。女性主义视角的应用有待深入。
•   这本书说了为什么缠足，理由好像很充分。但是，我认为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
  更深层次的理由是什么？
•   我是一个高迷，也就是高老师的粉丝，我敬仰她治学的严谨，待人的谦逊，喜欢她为人的直率可爱。我是她上一本著作《闺塾师》的膜拜者，尽管我听到很多对该书的反对声音，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维护它，因为它至少突破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即女性都是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形象。以上这些表白，我只是想说明，我是深深敬爱高老师的，因此我下面对《缠足》（英文书名直译乃是《灰姑娘的姐妹——缠足的修正史》）一书的不同看法，仅仅只是一种观点上的交流。高老师依然是我深深敬仰的最好的老师。《缠足》一书无疑是“女性并非受害者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这一思路的延续，对于这样一种说法，我真的是极力想去拥护的，我多么希望千百年来我的姐妹们，都是这样的主动、能动；然而这不是全部的事实。然而这又是《缠足》一书极力想去证明的：缠足是女性自主自愿的选择，而不完全是男人或社会力量的强迫所致。不得不说，在这里，高老师忽视了女性除了性别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的差异，这些身份除了阶级、城乡、教育背景等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母亲和女儿的不同身份。众所周知，女子的缠足必须是在脚长大之前缠起，一般的年龄是六、七、八岁，最大也不过是十二三岁，因此，实施缠足这一行为的，是女孩的母亲。高老师对这一点当然是了解的，但却没有追究，而是将女儿和母亲共同置于“女性”这一宏大概念之下，并在这一分析范畴的基础上，展开了女性自主缠足自得其乐的观点。在260页，高老师写清末反缠足的麦高温牧师等“现代批评者”之心理道：“在他们看来，竟然有人出于自愿残害自己的身体，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在这里，高老师的重点放在对“残害”及“天然之身”这两个措辞的批判上，却把“自愿”一词轻轻带过，事实上，麦高温等牧师的确认为缠足是残害自然之身，但却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女性的“自愿”，这在高老师第12页及16页的引述中可以看到：麦高温乃是召集了一批母亲们，向她们传达不要给女儿缠足的道理；另外一位叶牧师讲的更是清楚明白：“爱人之道，莫先于爱己子女，奈何将己之子女，自五、六岁时，则苦其足，牢束紧扎，俨似烙逼……或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当然，高老师还说，叶牧师也不客气地批评那些女儿们“冶容诲淫”……那么第一，两位牧师都看到的这一缠足行为的实施主体乃母亲这一事实被高老师轻轻放过；第二，叶牧师所没有看到的女性缠足者的年龄差异和行为能力差异，高老师同样也没有关注。我想起了跟外婆的一次对话，那时我不大，十几岁，多次见外婆解开裹脚布，但不敢近前去看，有一次终于忍不住细细观察了一番，看着掰弯的脚趾，问她：你掰的时候疼不疼啊？外婆说：当然疼！可是我娘要给我裹，不裹就打你，你有什么办法？我说：那你不会跑吗？跑？外婆回答说：跑就把你绑在椅子上，动都动不了，还跑？那你后来怎么自己还裹呢？都已经裹起来了，放不开了，不裹就更疼啊！说道这里外婆表情痛苦地说：才裹起来，好，又说不叫裹了，赶忙在水里泡，泡也泡不开了……所以说，最初给女性缠足的，是母亲们，而这些母亲们在给女儿缠足时，是完全不顾女儿自己的感觉的，例如第130页所举的母亲将女儿的脚趾跟裹脚布缝在一起的惨痛例子（高老师说这是由于“母亲的大意”，然而，好一个“大意”！）；到后来女性自己打理自己的鞋子、脚时，已是足型定形、不得不去呵护的时候了。否则，换作是你，你又能将这双裹起的脚如何呢？放既是枉然，除了悉心呵护之外，难道要把一双脚遗弃不成？因此，缠足即便不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至少也是母亲对女儿的控制，无论是哪种控制，谁在控制，所谓主体能动性对于被控制者来说都无从谈起。今天有人拿穿耳洞、隆胸等事例与缠足相提并论，愚认为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乃是成人受各种诱导的自主选择同时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者却是在一个女性在不掌有任何权力资源、不具备任何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人实施的被动行为。我们能否把母亲的选择看作是“女性”的选择呢？窃以为不可。因为，母亲身份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其权力基础，依靠这个权力基础，母亲得以对女儿进行控制；而作为女儿的女性，则处于被母亲控制之下。那么这个权力基础是什么呢？乃是家长制。女权主义者一味只把目光盯在“男权制”上，却把这一连同儿子女儿都控制在下的家长制给忽略掉，实在是一大盲视行为。我们有必要重提对家长制的批判，当然这是另一篇话题了。高老师旁征博引，对各种关于缠足声音的解读剖析是相当精彩的，文本解读需要功夫，值得吾辈学习。但由此又引申出一个本书之外的话题即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忽略特定的情境、语境，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本加以整合而作为某一时代的整体背景，这一方法是否可行？而选取辜鸿铭这等另类人物作为某种声音的代表有多大的分析价值？本书前五章一直试图从男性作家文人的二手声音中挖掘寻觅女性的声音，例如从冶游笔记中找寻所谓女性的声音，这些声音有多大程度是男性而且是部分男性的想象?有多少成份称得上是女性的声音？而最后一章，作者详细描述了鞋子的样式等身体形色之细节，并试图走进小脚部落，但身体，逝去的身体即便靠现代科技得以还原，是否就可以取代人的大脑心智感受而独立发声？无论如何，本书都是某种价值、知识和话语的重构或者建构，就这点来说，高老师成功了。（回答下面的问题，我看此书乃是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看完以后很有触动呵呵）
•   海外学者研究“缠足”并对“缠足”的历史文化作详细的介绍，图文并茂。“缠足”仅仅仅限于我国，历时（1888——1999）虽然这项陋习早已成为陈迹，但其仍不断让仁憎恶，于是同时亦不断引人深思与遐想。
•   印刷质量一般，文字排列较挤，看起来有些费劲
•   看过高彦颐的《闺塾师》，最近也看了这本《缠足》，均十分经典。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中国妇女”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封建伦理纲常”这样的解答思路——提出了质疑。作者是以一种女性的自我生命体验去看待伦理、道德、政治、国家等等问题。不过，对比《闺塾师》一书来看，高彦颐在这本史学著作中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些，运用了不少处理文学问题的方法。这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学术氛围下，能够仿效的可能性不大。
•   不知是不是因为海外学者的关系，和中国没什么羁绊，所以高彦颐很敢于在这些敏感的话题上做出惊人的结论，但这本书的论述确实很令人信服。缠足固然痛苦，但却并不是一句“压迫妇女”云云就可以解释那么简单，也许几百年以后，人们会把视作21世纪的缠足，那今天的我们又如何回应呢？治历史宜从微观处着眼，具体地看一看，缠足的妇女究竟是为何而缠，收获了什么，他们是如何与社会、与家族互动的，而最后这个习俗又是如何消逝的，而整个过程，妇女又究竟是不是受害者。
•   原来,缠足是这样的.高写得很详尽和有趣.
•   之所以买这本书，是因为觉得小巧的绣鞋很漂亮，更想了解书上所说的“三寸金莲”是个什么东西。结果才知道，缠足对于从前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多么残忍的压迫，那三寸金莲是海一样深的眼泪里泡出来的。
•   说实在的，我看不懂……
•   还读过高彦颐的其他书，都十分好。
•   　　 “缠足”这一话题产生了多久就谈论了多久，但无非都以谴责封建思想对妇女的压制为主，而高彦颐以不同的视角给我们呈现了一部缠足史，展现了不同的内涵。在这部书中，女性的声音没有被埋没，女性被真正的作为一个话语主体而呈现出来。
  　　“玉足三寸波澜显，青瓦一片苔痕见”，女子的小脚素为文学中随处可见之叙述，为男子魂牵梦绕，据说辜鸿铭对小脚有着独特的癖好，还口诵“七字真言”：“瘦、小、尖、弯、香、软、正”，即便是在现在，一双大脚也会招人睥睨。时至今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一例外都将“缠足”视为禁锢女性的封建陋习，把由上到下进行的“放足运动”看作是对妇女的拯救，在这一运动中，提出这一倡议的男性就像是童话故事里公主的骑士，将柔弱的公主从恶魔的爪牙下解救出来。却不知，这种“缠”与“不缠”丝毫没有顾及女性本身，全然在上层与男权的话语塑造中形成。
  　　女性为何要缠足？男性对于女性的凝视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当缠足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风俗时，那些不缠足者就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异类，大脚姑娘被小脚女人们讥笑，只能从事较为下层的工作，在婚姻大事中更是如此。直到外国人鄙夷国人妇女的小脚时，国人才恍然意识到这一“丢脸”的事项，开始放开妇女的裹脚布。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女人的缠足与男人的辫子不同，“缠足是一个无法还原的身体改造过程，一旦双足骨骼已经扭曲变形、新的肌肉惯性形成，便不能恢复原状，这跟男人的减辫完全不一样”。女人就这样如同玩偶般被随意摆弄，没有自身的处境与感受。
  　　女性始终处于一种被凝视的地位，扮演着男性世界所规训的角色，贤良、淑德、温顺等等。我们一直倡导“男女平等”、“倾听女性的声音”。但是，现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女汉子”“剩女”“女强人”“女博士”这类具有讽刺女性的字词层出不穷，舆论探讨也愈演愈烈。我们似乎在从一个“缠足”走向另一个“缠足”，女性真正的“自我”会不会到来呢？我们翘首以盼。
  　　
•   　　 「缠足」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残忍的，甚至带有文化污点式的行为。之前我也并未怀疑过这样的观点，觉得裹脚布就是对女性身体最直接的束缚。但是，读罢高彦颐教授《缠足》一书中的章节，我发现二十世纪初「放足」运动的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其背后的动机也并非单纯。
  　　
  　　 高教授从《女学报》的主编薛绍徽的观点引出了「放足」运动中存在的几组矛盾。薛驳斥放天足是考虑了几方面的原因：不应忽视的「内在于女性身体的主观感受」（页47）；「文化在维系有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具有强大的力量」（页47）；以及不应使用「天足好/缠足恶」（页48）的道德评价语法。但随后而来汹涌的革命浪潮，冲淡了她的观点。整个「放足」运动里充斥着改革风潮与日常习俗之惯性的矛盾；新思潮与旧思想的冲突；官方与民意的角力；男性主导对女性自主意识的压制。
  　　
  　　 我们在考虑如何看待放足运动时，确实应当深究一些问题。首先，解放缠足是否真的「攸关国族生死续存」？（页49）激进的革命者认为「缠足」也应当像所有旧风俗一样顷刻间被推翻，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他们通过宣传，树立典范（蔡爱花），暴露女性小脚畸形的X光片，夸大放足后的优点等方式来鼓励女性放足。而并未考虑「年长妇女的放足，将是一段非常困难、痛苦，而且不会完全成功的过程。」（页61）事实上，革命者们只是被「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页51）挫伤了脆弱的自尊心。进而将放足提到了关乎国运的高度。
  　　
  　　 其次，政治力量介入放足运动，是否构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阎锡山在山西的反缠足运动在整个放足运动中颇具代表性。他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颁布法令，组织纠察队，禁止缠足。在「查脚」一事上人们表现出的抵制与不满，是因为「人民预设他们的身体理应属于国家权限之外」（页70），所以有人宁愿罚款也不愿被查脚。也使得类似裹脚布堆满办公厅、为完成任务用干净裹脚布换脏裹脚布上交这样的荒诞戏码上演。
  　　
  　　 再次，女性在被解放的过程中，自主意识是否受到了压制？薛绍徽曾呼吁「放过女人，让她们随其所好吧！」（页48）但革命者与官方力量并未放过女人，缠足女人们在放足运动中被简单粗暴地对待，自主意识从没机会得到张扬。甚至在宣传和表彰过程中也通过诉诸图示——插图版宣传册、「彩画」——来表达对女性无知的默认。
  　　
  　　 综上所述，放足运动究竟是成功与否，似乎难以绝对而论。一方面，它客观上破除了一项所谓封建陋习。另一方面，缠足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歧视与道德指责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这一活动背后的根本动机是一种民族自卑感——非缠足方认为「缠足标志着国族耻辱」（页65）让中国在世界上丢尽脸面（页71）。而放足运动本该有的纯洁动机——解放女性的身体，进而解放女性的精神，使其有更多机会接触知识，培养独立自主精神——却在放足运动中少有或没有提及。
  　　
•   　　金莲足与高跟鞋
  　　
  　　
  　　Ⅰ“金莲”神话
  　　
  　　 缠足，作为一项为古代华夏民族中所独有的奇异习俗，如今似乎早已在现代国人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依然存在诸多未解的迷思。而高跟鞋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时尚鞋制，也早已成为现代都市中摩登女郎们的足下必备之物，但其本质上与缠足相同，都是为了流行神话的建构而发明的一种身体改造技术。
  　　 “三寸金莲”通常被认为是华夏缠足风俗最有代表性的称谓之一，除此外还有“新月”、“春笋”、“弓足”等别名。关于缠足的起源问题，历代学者考证至今似乎仍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是在五代北宋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命窅娘裹足起舞的故事更是成为这项古怪习俗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当然，还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从西域传入的胡旋舞或游牧民族的家畜崇拜。
  　　 但无论如何，缠足从宫廷舞鞋演变为一项民间习俗以及古代社会衡量女子道德的标准，其中还需经过广大民众前赴后继的“造魅”活动。千百年来，“金莲”的魅力始终潜隐在华夏居民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使他们集体参与着这场欲望游戏的角色扮演。
  　　 传统儒家等级社会要求女性完全服从丈夫的管辖和控制，缠足首先就是从身体上对女性进行幽禁、规训的一种方式，变形的小脚使她们无法过多地与外部世界接触，只得终日安居深宅，操持家务，成为所谓“贤妻良母”。其次，“三寸金莲”体积的大小还与一个女人的道德意志密切相关，并成为古代会挑选婚配对象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只有具备顽强忍耐力和韧性的女人才能裹缠出最为“精致”的“金莲”。最后，从精神分析角度看，缠足似乎还能引发男性对童年时光的追溯，因为那缠裹的“金莲”就好像初生婴儿的嫩足，男人通过摩挲把玩仿佛重回生命初始的时刻，“俄狄浦斯情结”被召唤出来，所有温暖的记忆缓缓淌溢，转变为怀旧的“乡愁”。
  　　 除了能够模拟个体生命起源时的足部幻象，缠足的魅力还在于提供了一片可供逃避家国时代宏大叙事的隐秘乐土。例如，《采菲录》是除方绚《香莲品藻》外最为著名的“金莲”专著，它出版于民国年间（1934-1941年），主要是由姚灵犀选编的一部关于缠足的百科全书，书名取自《诗经》：“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缠足的知识或故事。在书中，姚灵犀与友人以赏玩古董般的心态对“金莲”这种行将消失于现代生活中的尤物进行了最后的文字收藏。这群不合时宜的“爱莲者”想象如同旧式文人一样，徜徉于自身对“金莲”世界的无穷幻想中，借以遗忘外部现代性事务的无情摧击。
  　　 此外，在《采菲录》里所收录的香艳传奇中，我们还能窥见缠足确实在古代华夏民族的性爱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这或许才是缠足习俗之所以能在民间长盛不衰的真正重要的幽隐功用，诚如清代大玩家李渔所言：“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也说：“女人的脚是她的性魅力所在，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依照传统观念就已是性交的第一步。”[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8页] 然而，为何“金莲”在古代华夏民族的性生活中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现代人已经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Ⅱ身体时尚与欲望生产
  　　
  　　 高跟鞋据说最先是由欧洲男性发明的，起初是为了骑马时鞋跟紧抵马镫以增强稳定性，但现如今却早已成为女人的专利。试看商场里那些琳琅满目的高跟鞋就如同一只只妖媚的精灵，静候着爱美的女人将它们于足下唤醒。
  　　 高跟鞋对于女性身体的修辞效果与缠足极为相似，“缠足的过程完成后，足跟和中足的关节严重扭曲，特别是跖骨和趾骨、下腿部的长骨的发育被阻止了，变得细小，加上脚也小，接触地面的地方很少，站立起来都很困难。这时为了保持身体平衡，就要使腰部突出，就像穿高跟鞋那样，使腰椎向前使劲弯曲。”[ 冈本隆三：《缠足史话》，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1页] 如果说缠足能够使小脚女子走路时产生一种奇特的摆腰姿势令古代男性神迷意乱，那么现代高跟鞋的作用更是如此。女人穿上高跟鞋后，身体重心后移，腿部自然呈现挺拔、修长的效果，并会造成提臀、挺胸的视线幻觉，袅娜的风韵便由此而生，自下而上地诱惑着男性的目光。
  　　 众所周知，高跟鞋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虽然没有像缠足那样直观和残忍，但它也早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极为有害的。长期穿着高跟鞋，会使得骨骼、肌腱等发生紧张变形，加速身体疲劳与老化，严重者甚至可以导致死亡。然而尽管如此，现代女性不但没有放弃这只戕害健康的美丽“精灵”，相反却不断将自己的鞋跟升高、变细，试图达至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借以获得完美的曲线。
  　　 长期以来，大多数民众都习惯性地认为缠足陋习是古代男权对女性的欺凌与施虐，然而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例如美国学者高彦颐的研究就证明了传统女性在缠足习俗中并非是无辜、被迫的，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就类似于西方童话中的“灰姑娘”，充满着欲望和梦想。“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缠足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向外在世界宣告身份地位和可欲性，对于女人本身而言，这还是自尊的一种具体体现。”[ 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由此而言，“金莲崇拜”的现象在当今时代依然没有消失，只不过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继续身体欲望的生产。
  　　 在古代中国，“金莲”所包蕴的时尚、欲望信息始终处在一个被遮蔽的状态，以礼制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欲望的言说与公开，而且占据知识生产领域内主流地位的经史之学也从来不会涉及这些私房野趣。而在现代社会，女人终于可以作为自身欲望的主宰者与言说者，彻底投入这场“身体―欲望―消费”的狂欢，因此色泽、款式各异的高跟鞋便成为她们展示身体必不可少的道具。
  　　 只要想象一下在霓虹闪烁的都市夜色下，一名穿着高跟鞋的女子如狐仙般翩然而至，那轻盈、骄矜的步姿怎能不令人赏心悦目、回首顾盼？就这样，从古老的缠足到现代高跟鞋，人性的欲望由隐到显，危险与美丽、暧昧与引诱、陋俗与时尚，矛盾交缠互织，却构成了从古至今最为“低微”的身体叙事。越过华夏女足千年疼痛的叫喊，自由独立的现代女性依旧缠裹着隐形“金莲”，不断在消费社会中制造新的欲望符码。
  　　
  　　
  　　20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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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缠足，你会想到什么？“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或者“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确，缠足对我们来说已是一个不远不近的历史存在：说它不近，是因为它已不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习俗进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说它不远，是因为也许我们的祖辈女性之中还有，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会不经意间遇见零星几个缠足老太太。无论邂逅的地点是在城市或者乡村，你总会将目光投向她那双尺寸异于常人的小脚，它们是那样扎眼，那样与时代格格不入，那样充满着神秘性。我们无意去与这些老太太攀谈，于是对于缠足的理解仍然停留于对那双传说中扭曲的双足的想象，以及残存的俗语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酸腐和苦痛，总之它是应该被鄙弃的旧社会的迫害女性的产物。我们对这种鄙弃和不屑的态度如此熟悉，以至于忘记了缠足之于我们本是陌生的事物，而我们对于它的态度也本是直接从外界接受过来的，放弃了认识和怀疑的能力和权力。
  　　 然而终究有人再次“青睐”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了，非但如此，这一次的关注还是在学术层面，并且其研究持续了超过十年，她就是美国学者高彦颐。她敏锐地觉察到过去人们对于缠足的思想被“绑架”了，“绑架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旧调——小脚凝结了传统中国的压迫妇女、蛮横专制、漠视人权等种种偏差和不足，这种论调的政治性远大于学术性。高彦颐的洞察力不能说与她作为外籍人士从而旁观者清的位置毫无关系，然而联系却非必然，因为绝大多数外国学者也服膺于乐观的进步史观，而未对压倒性的否定缠足言论产生任何质疑，由此可见高彦颐作为一名学者难能可贵的“于不疑处有疑”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高的研究还有一个崭新的向度，那就是身体史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取向出现了“身体转向”，它以批判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的灵肉二元论为基本起点，以尼采和梅洛—庞蒂的哲学为源泉，以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研究奠定基础，强调身体并非只是思想支配的工具，而是以其方式参与了社会意义的建构。在高彦颐看来，对身体的改造方式之一缠足也是意义的载体，并且其绝不像从前的学者所归纳的——它是同质的、不变的、基于单一动机而产生的实践，事实上多重意义的创造和开展都曾在三寸金莲上展开。女性，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失语者，然而，高彦颐想尽办法让缠足的主体在她的研究中“发声”了，从而使读者也看到了女性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与男性一起参与了缠足意义的构建。基于以上几个维度的思考和研究，一部修正人们对于缠足传统看法的力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诞生了。
  　　 随着作者巧妙的叙事，一幅关于缠足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然而这不是对于史实的平铺直叙，画面中的每个场景都由作者精心选择、安排并有悉心的讲解，正因如此，一切才变得如此一目了然并令人兴趣盎然：缠足的历史要从放足开始讲述，毕竟从略知进入未知要容易些。作者以平静的口吻将我们带回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让我们亲眼目睹在这一历史时期，放足的观念如何萌芽，如何实践，以及不同人对这种实践所抱持的态度。放足观必定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与清末民初国家衰败的局势下，男性精英们以西方眼光反观自身所产生的羞辱感和革除弊病的决心相连带，女性缠足与男性发辫一样，不过是被选中的要被革新的落后事物的象征性符号。伴随着这种启蒙思想，轰轰烈烈的放足运动展开了。按照读者的惯性思维，当年的放足应该是众望所归特别是让妇女望眼欲穿的好事吧？然而高彦颐站在女性的立场机敏地察觉到：持放足观的男性精英们将缠足归于纯粹意识上的问题，忽略了它本是一项身体的实践并给身体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解放脚”也许比裹足的小脚更加寸步难行；而放足实践更是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执行者在公开场合掀露女性的身体，恣意嘲笑或查验。反缠足运动深陷权力不平等的泥沼！正因如此，它遭到抵制并经历了多次反复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小脚终究丧失了它的文化光环。可是，仍有一些“不合时宜者”沉浸在文字世界里或者以赏玩的名义，对金莲念念不忘，以此为过渡，我们进入了帝制晚期（16世纪到19世纪初）——金莲曾经的辉煌时代。
  　　 现代人无法理解小脚之“美”，而高彦颐通过追溯考据学家的论述、宫廷小说、笔记、游记等各种言及缠足的体裁，考察了男性如何引导了小脚的审美取向并且将之打造成自身的欲望客体。值得一提的是，她发现缠足之“美”不在于肉足，而在于被限定了言说范围的文字所激起的想象，而这种言说，与装饰小脚的绣花膝裤和弓鞋一样，才是小脚的真正诱惑所在！在这部分，高彦颐还将缠足和足服置于物质文化和时尚文化的范畴，探究了女性如何借助它们来操纵男性的目光和激起同性的嫉妒，以实现自身身份的认证，以及地位的稳固和攀升。缠足在极盛时代对于女性的价值，无异于科举对于男性的意义。借助于它，女性争取着在男性支配的世界里为数不多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缠足委实是男性权力与女性欲望相纠结的产物！
  　　 至此，该书落下帷幕。作者以其自评为“零乱而又增生的”实则简洁而清晰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一段关于缠足的“既美丽又丑陋，既非自愿亦非强迫”的历史，从中我们看到一双连女人的身体都难以支撑稳固的小脚曾经怎样地承载了诸多的意义。合上书本，笔者头脑中关于缠足的印象立体和丰满起来……钦佩感慨之余，笔者心中又不免涌起一丝遗憾：尽管作者强调并努力探求女性在缠足这一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然而女性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和发出的声音毕竟有限，其所面对的选择看似花哨，实际也少得可怜：她们只能选择何种缠足、怎样缠足，缠或不缠、欣赏或不欣赏却还是男性说了算，女性始终没有摆脱被男性观看和支配的地位。这是本书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
  　　
•   　　 曾祖母是小脚女人。据父亲说身量矮小，白净，柔顺。是大家闺秀的样子。
  　　 因此早在习学“缠足之害”这些主流话语以前，我便已形成对缠足的复杂认知：缠足事关承担家道中落之痛的曾祖父，事关吸食鸦片养四房姨太太的曾曾祖父，事关那些似是而非的家族兴衰史。缠足于我不止于“丑陋”，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意味，比如奢靡，比如尊贵。
  　　 可惜此后所见皆把“缠足”与“残忍”“封建”“压迫”相连，终于看到《金瓶梅》，小脚不过也是一味色情。潘金莲孟玉楼作鞋一段美则美矣，终究又不说“脚”只说“鞋”，也不对。
  　　 及至看见高彦颐（Dorothy Ko）所著《缠足》，像跋山涉水遇故人一般，我这“不能言”的渔公水师之属，终于遇到明察秋毫的能言者了。
  　　 书的英文名字是Cinderella's Sisters。灰姑娘的继姐们。我非常喜欢这个意象：她们生活优裕，且为了延续和展示这种优裕，自动削足适履。玻璃鞋是一种社会文化制度，她们为了适应这种制度，伤害身体以自矜身体，以获得尊严。
  　　 可她们的痛苦和满足却被其他不相干的东西所掩盖。她们永远在历史之外沉默。
  　　 关于宏观制度的优劣，女人们的一味顺从，我们关注得太多了。我们只会问：为什么你们不打破玻璃鞋？为什么你们不勇敢地追求美好生活？
  　　 我们从未想过，玻璃鞋于她们而言，就是一种美好生活，而且是她们苦心经营维持的美好生活。
  　　
  　　 男性中心主义观点在面对女人身体时，往往有这样的假设：意志可以克服身体。身体是女性解放的全部障碍。女人，你为什么要缠足？女人，你为什么要隆胸？女人，你为什么要穿高跟鞋？——女人，你为什么不变得和男人一样？
  　　 只要我们变得跟男人一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生男生女都一样”……这些话语无疑都含有这样的假设。
  　　 但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不是发言者的。身体于我们不是解放的工具或障碍，它是实实在在的，值得我们优宠的东西。如果对于身体，真的要说什么的话，应该由我们来说，应该由女人来说。
  　　 如果对于缠足，真的要说什么的话，应该由那些女人自己来说。身体的顽强性不以意志为转移：灰姑娘的继姐们即使有再坚强的意志，也不可能是双脚再次恢复原状。而这个被批判为丑陋不堪的“身体”，却是她们所珍视的一种阶层标志，甚至是一种可以证明其意志和主体性的证据——她们要克服多少苦，才能把双足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是的，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妇女对缠足的自动迎合可以说明男权压迫之深。但吊诡的是，男性在公共领域中始终对缠足充满疑虑，多有批判。女性面对的目光到底来自何方？这些目光又有怎样复杂的意味？
  　　 这将涉及到国族主义、国际秩序的社会性别等等问题，本书对此都有不错的论述。
  　　 我更珍视的是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问问女人是怎么想的？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浩如烟海的文献发现女人真实的声音？当我们以她们的眼光看待缠足时，会看到怎样一番景象？
  　　 于是我们看到缠足如何在公共领域被构建成为完全外在于女性身体体验之外的东西，看到缠足于女性的累与用，痛苦与骄傲。
  　　 我们终于开始试图，脱开自己的欲望，看缠足女性本身的欲望。
  　　 抛开善恶的前提假设，宽容聆听。
  　　 于是我们于那些痛苦而微笑的灵魂相遇。
•   　　 缠足在现代化改革者面前，正如书中提到一样，束缚了改革脚步的陋习被批判，缠足凝结了传统中国的种种偏差和不足：压迫妇女、固步自封、蛮横专制、漠视人权等。缠足即落后。出于好奇，买了这本书，随着这几天翻开书，慢慢看进去，书页翻开另一世界，完全陌生、令人好奇，书用全知和科学地全景为读者层层解开缠足在起源唐宋并在16、17世纪盛极而后随着清帝国覆灭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而经解放。对于缠足，对于出生在现代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缠足和小脚只存在一些文本记录和口头表达，也可能有关那些裹脚布或者绣花鞋以及历史文本的记录也都随着文革十年的破四旧被雄心万丈的火焰烧毁了。对于我而言，看书的同时也深感对缠足的无知，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无知，学生时代的作文，形容极其糟糕，即被冠之如同老太婆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而所学的历史，讲述总离不开王侯将相和他们家后宫、太监之间的明争暗斗，普天之下的黎民无所作为，黑暗中的他们总在期盼明君的到来，历史循环着，而历史的话语权总是握在处于帝国中央的皇帝和记录皇帝生活的文臣士人身上，黑白、忠奸、美丑、善恶，世界被简单地一分为二。但真实的历史，远远不会如此简单，正如缠足展示的历史。书中写道“缠足原本是一种诗人抒情想象的体现——人们幻想自己可以真的诗情画意之中——但到了最后，它却变成了一种既过分又愚昧，荒谬透顶的实践。”“美丽、地位、性、文化、金钱：缠足就是纠缠在这种种人性欲望的追求之中。”缠足对于古代妇女而言是无休止的痛苦，放任大脚甚至被认为是懒惰和贫穷的特征，因为缠足原本只是富家人的特权。那种人为地改造身体的过程是从小依靠意志战胜痛楚的过程——一辈子的过程，以期成就“灰姑娘”的童话。如同书的英文所提到的暗喻，灰姑娘的继姐们，但小时候我们听童话总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仙杜拉身上，却不知道《格林童话》灰姑娘初版中，她的继姐们如何在她们生母帮助下切断脚趾和斩断脚跟下套进玻璃鞋，看到美丽童话里真实残酷的一面。“灰姑娘的继姐们痛苦地认识到，体肉并不会随着人的意志和努力而凭空消失。金莲崇拜愈是流行，丑脚背也无可避免地愈来愈多。整个缠足实践，也就免不了日趋‘小品化’。缠足在它的极盛时期里，乃是女人的成功阶梯，以此而论，它也映照了男人面对科举考试的命运：科举同样是他们晋升管道，然而投入竞技场的人愈来愈多，竞赛变得难以置信的白热化，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上逐渐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胜出和落第都是先天注定的，而非后天努力或怠惰的结果。命定论缓和了失败的耻辱，继续支撑着日趋荒谬的制度之声望，也因而诱使甚至更多的人参与竞逐”（转而联想如今不平衡的教育和如此考试竞争，天天在提倡减负，让人难以明白究竟是考试累人还是人累考试）。
  　　《采菲录》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档中，《小足捐》以及《黄绣球》都把缠足视为僵化体制的残余。一如八股文，以繁文末节包装着言不及义的冗赘。繁琐的形式，遮蔽了内在的空洞、缺乏内涵和用处。科举和缠足总被联系在一起，一副对联形容同治中兴时期，男人在帝制时代的顶尖成就和特权：‘看如夫人裹脚；赐同进士出身’。
  　　 书为我们普通读者展开了严谨和全面的缠足历史，“前五章，通过男人的文字书写来逼近缠足的历史，分为：现代国族主义者的尴尬和耻辱、赏玩家的怀旧感伤、考据学家的好奇和漠然责难（杨慎对缠足起源的考证和对世人的嘲讽、胡应麟、清代赵翼，清朝初期，缠足在清代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事实：从高尚都会化得时尚，演变成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清政府的特意制定两项政令与此相关，清初视缠足为汉族认同标记而白费心血颂布的禁令，以及18世纪在乡村地区推广棉纺织业的政策。）”旅人的西北风土异想，以及冒险家对精巧小脚的寻寻觅觅。”第六章，从前现代妇女的身体感觉开始厘清，近距离地体察她们的身体，这些身体曾经占有特定的时间与文化空间，遗留下了甚少文字形式的物印记和踪迹：鞋子、袜子、裹脚布、爽足粉、药方、还有绣样等等。更加进一步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和完整。
  　　 笔记记到此处，大多是从书中断章取义地截取出来，书提供的知识远远不止这些，它打开了一重重历史的大门，这本书的好，看过才会知道，作者如此博学，组织看似零碎的故事和材料，为“缠足”这项被后人所唾骂的诟病，科学严谨态度下，客观地娓娓道来它的历史。它的起源、兴起、盛极和衰亡。
•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热”方兴未艾，有关缠足的论著大批量出现，但大多纠缠于以现代医学、功能观、及女性主义去盖棺论定，“五四妇女史观”的旧调依然清晰辨别，诸如“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易招“外人野蛮之讥”等。这一认知范式流布之广之深，就连汉学权威费正清也未能幸免，费氏在其遗著中慨叹，缠足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涉及研究的一个”，其原因是“汉学家的爱中国癖”，不愿说研究对象的“坏话”，不难看出，费氏固然明眼察出“缠足”在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却也道出了他对这一身体实践的褒贬之辨。
  　　
  　　美国历史学家高彦颐专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的问世，足以慰藉费正清的遗憾，倘若费氏在世，高彦颐的研究更能让费氏改观，谈缠足并不等同于说坏话，这只是现代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在中国，大规模的反缠足、拥护“天足”运动，是以基督教传教士为肇始，由官员、改革者和革命者从世俗的角度推波助澜，并将其推向极致，如梁启超则轻蔑地将二万万缠足女性命名为“圆其首而纤其足”的无用之人，阎锡山以政令的形式将缠足视作违法的一种，且严加惩戒。
  　　
  　　在国运衰落、全球意识萌发之时，“反缠足”被扣连到拯救国家的使命则是大势所趋。在全球国族巨型历史的框架下，在男性精英的叙事模式中，数量庞大的缠足女性被物化为沉默的客体，她们被他们代言和演绎，被他们呵斥且罚站于历史边缘。生于帝制时代末期的女性们，她们的小脚似乎只是用来作为反面在公共场合批驳，她们的一生似乎只是为国族服役，以此忏悔和赎罪。
  　　
  　　在另一本论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高彦颐已经向五四前后的中国“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提出异议和挑战，通过17世纪中国上层受教育女性———即闺塾师———的生活与活动空间，展现了她们自身的能动力量。要想真正还原缠足女性的能动性与肉身性，却无法借助传播至今的关于“金莲”的诗词文藻。在以《采菲录》为代表的“缠足”文字集锦中，我们不难看出，彼时的文字书写者几乎全都采取男性视角，或咏或歌，或论辩，或溯源，其中倒也不乏以女性当事人的口吻来叙述，但并不着眼于女性身体经验的展示，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男性有闲者强为女性代言所产生的天然局限性使然；另一方面，他们只是将对缠足的鉴赏当作对已逝时代的凭吊，在此，“三寸金莲”只是用来“寄情”的客体，是男性怀旧欲望发声筒的一种，惟独发不出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
  　　
  　　现代人通常把缠足诠释为对女性的侮辱与苦难，而在高彦颐的笔下，当时的女性并未感觉到任何程度的侮辱，尽管她们在缠足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巨大的苦痛，俗谚有云：“小脚一双，眼泪一筐”。有血有肉的女性为什么会欣然承受这种肉体的折磨，并且把此当作每天清晨对镜理红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清帝国初期曾明令禁止，但民间依然我行我素，这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力量的支配？
  　　
  　　在《金瓶梅》中，金莲对自己地位的焦虑正是来自于对手惠莲的更小一号的“金莲”，惠莲对金莲受宠的羡慕也表现在对后者鞋饰的模仿；山西大同蔚为壮观的赛脚会其本质也是一场时尚盛会；高底风尚也正是在那些一波又一波的时尚角逐中所缔造。
  　　
  　　“不缠足无法想象，就跟我们如今无法想象有人会选择缠足一样”（高彦颐语）。在高度发达的父权主义社会中，女性总是缺少足够开阔的平台去演绎自我， “缠足”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不多的几根漂流木之一。高彦颐笔下的缠足妇女，不再是双目含泪、凄楚可怜、行动不便的脸谱形象，她们有自己对美的追求，对欲望实现的全力以赴，她们积极能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而当“金莲”时尚成为明日黄花时，缠足女性的地位固然尴尬，但她们并没有沦落如“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泰然处之，部分村落的小脚老太竟也跳起了“小脚迪斯科”舞步，在新旧时尚之间重新寻求自我的位置，她们勇敢地将自己真实的身体展现于纷纭历史之前，便是对长期以来关于缠足的是是非非的回应。
  　　
  　　2001年春，新出台的《中国精神疾病的分类及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官方认可的精神疾病清单中删除，同样也意味着作为肉身的人的存在的解放与独立的可能性。
•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历史深处的苦楚与幽默
  　　以解放和自由为名义的各种社会革命风潮里，往往会伴生妇女解放的命题。那些充满昂扬与憧憬意味的社会修辞，在革命的年代里，看似波澜壮阔，却始终没有把女性拉出现实与文化的困境；在非革命的年代里，则是历史书写的一种标志、一种象征性的叙事符号。仔细考察各种妇女解放运动，会发现很多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走出所谓的父权，又陷入男权，挣脱了男权，又丧失了精神性别。“五四”时代中国女性带来的那个著名的镜像：娜拉——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也不过是在出走与反叛的瞬间显影，而后便是哑默与湮没。20世纪60年代西方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以灼烈的姿态加入社会进程的同时，却将女性——这一有着具体真实的性别群体失落在历史的视域之外，未免是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往门外。所以，带着女性解放因素的革命或者运动，始终是一段反复彩排但未真正演出的戏剧，难脱虚妄与悲剧的黯然。娜拉走后怎么办？
  　　作为一名女性，然后才是女性问题研究专家的高彦颐，对1928年由陈东原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的反感，就很容易理解了，虽然她的言辞不甚明了，认为《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的史学观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的对立以及传统妇女形象的受害形象，忽略了古代女性在生活中可能扮演的主动角色，及当时女性本身对所处位置的感受。而其实，我们可以作更明了的体察，高彦颐是在以自己的研究与书写，标明每一个具体存在的生命个体，都有其一定的生命的自发性，在自我的存在里，始终能够伴随一种主体性的积极，无论其所处的文化实体和社会环境具体是怎样的，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创造自己。
  　　从《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到《缠足》，高彦颐在研究视野的转换中，完成了她作为一个诚挚的女性研究者的“典范转移”，欲以深入温和的形式，拨开立场各异的知识与权力的叙事文本缠绕交叠的阴翳，移情地理解异己的历史情景、价值和生活形式，这一“异”中有所相通的，恰是高彦颐作为一位女性对女性真实存在和具体欲想的理解。女性的具体存在情状，在她研究回瞻中，渐次清晰。而《缠足》一书的译者，用作者的话来讲，是“有本事写这部书的人”，此种机缘巧合，实在是阅读者的福气。很多女性研究者，对两性文化的深刻对立，有着执着的警醒和过度的诠释，而《缠足》一书中译本的形成，却在表明另外的文化经验，译者是对该书所呈现的内容有着共识性体认的男性，这又契合了作者本来寓意的理念，即文字叙事的遮蔽、隐讳或挞伐，即无法改变现实存在的顽强性，也无损具象的经验现实。
  　　无论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夹杂一段漫长的缠足历史，多少是令人诧异难解的。尤其是缠足后小脚的X光照片公布于世之后，那畸形的恐怖线条，让人悚然。而高彦颐要说的，并不是缠足作为一种残害和侮辱女性的策略，在历史传承起合中的运行模式；相反，她要说的是，缠足，一经成为某种生活现实后，女性对它的真实态度，有畏惧、有挣扎，也有主动的接受和并不缺乏悦意的执行。纵然是在现代，最为女性成熟意味的标志之一的高跟鞋，未尝没有对女性的身体造成损害，但是大部分女性，还是会选择穿高跟鞋，迷恋那一袭曼妙悠扬的自我影像。怪才辜鸿铭对缠足的赞赏，遭致很多人责诟，但是他的观点，其实在一个侧面揭示着女性自我体认的一个现实，对美的追求，而这种美，既是源自人类某些固定的审美模式，也诚服于某个文化政治的规范，“缠足”融合了这两点，执行缠足的女性却可能在前一种的有力牵引下，陷入后一种的悲境里。高尔泰说过，美是自由的象征，只不过此处欲罢不能地演化成了一种悲情色彩。
  　　缠足盛极而衰的演变的历史，一边是女子深刻而痛楚的体验，一边社会形态和结构的缓慢转变。连接这两端的，不是对被损害与被侮辱的悲剧形象的承接，而是于特定的生活情景中，对自我生存自主行动。女性特定的生理构造，使女人们在人类这个群体中出于需要被保护的位置上，这种需要，并非是可以单纯地解释为弱势的需要，更多的是人类自身延续的需要。庞培古城那个以弯腰的身姿，回护身体中正在孕育的生命的女性形象，述说的是与文化文明全然无关的生命自觉。女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出于自我保护，以符合社会风俗规范和伦理价值的缄默姿态，为获得一种认可而承受痛楚磨难，与那个形象有着同构的东西，更是与生育和分娩的痛苦有着相呼应的意识。社会认可，却是可以被各异的或隐或显得社会修辞所缠绕的，审美的、或是情色的、或是伦理的，实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高彦颐始终拒绝把缠足看作一种女性为社会权利结构损害的证据。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人的自觉意识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笼罩他们的日常生活地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达。因此，男性对“金莲”的赏爱，也是带有被麻痹的成分的。高彦颐不无尖刻地说出了一个真相，缠足后的脚，是需要那些美丽的脚服来修饰的，否则那畸形的丑陋将挑战人或者明确的说男人的情趣，真相离想象中的美好实在是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步步生花”的文学表达，是愚蠢而缺乏自我判断的男性虚构出来的景象，同时，又是缠足的被女子深刻体会到的。只是后者处于缄默中，而且是自觉的缄默，因而对畸形和丑陋的遮蔽与修饰，成为妇女生活里隐秘的体验。那些精致美丽的鞋袜，把丑陋转换成美丽与魅惑，未尝没有愚弄男性的意味。
  　　当人类文化发生漂移之后，历史的深处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幽默。
  　　
  　　成稿于09-05-06
  　　
•   　　 关于缠足的文字之前也零散的在一些社会性别研究的刊物中读到过，但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老生常谈的批评总是难以让人有所关注。
  　　 读高老师的关于《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的读后感缘起于复旦的邂逅，那场关于何震的圆桌会议让我被这位谦和睿智，坦率爽朗的哥大教授所吸引，很惭愧，在此之前并没有读过高老师的著作，除了那篇她和刘禾老师以及王政老师的对话（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
  　　 这是一部缠足史，承接了上一本著作《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做了更进一步的诉述和研究。高老师对缠足的叙述跳出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式的长篇大论，而是用平和细致的描述将我们带回一段上世纪伊始就已开始渐行渐远的一段关乎女性身体的重要历史。
  　　 “男男女女在每次相遇——文本里和生活里——都会有不同的利益立场和相对位置：我们并没有要否认这一点。”在谈及女体的累与用时高老师如是说，高老师的文字也处处反应出对于这一点的反思。
  　　可惜，历史上的声音，总都是男性的，就算是女性的声音也都经过男性过滤的。男性文字下的女性之音是否过滤了某种真实，遮蔽了女性个体的多元性？正如生育是由男女共同参与的，但男性却无法与女性交换位置，代替女性受孕一样，历史上由男性完成的对于缠足之对女性的身心影响和物理伤痛是让人无法说服人们去采信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一代的缠足者以濒临绝迹，在学者的努力下， “抢救”到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女性的声音，但高老师也感叹，虽为女音，却夹裹着时代“缠足话语”的痕迹，失去女性最真切的自身感受。
  　　 缺乏女性真实的声音是研究缠足史最大的缺憾，也是永不能弥补的遗憾了。
  　　 在相当绵长的一段历史里，男性是女性缠足的鼓动者和受益人，而当另一段历史开始缠足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开始，缠足女性有成为要对自己行为负责、受罚的主体，这是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不公与悲哀。
  　　 确实“每一个时代的风俗，也应当放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脉络之下，方能给予适当的评价。”今天我们去研究缠足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去简单的评价这一束缚女性身体行为的本身的荒谬性和残酷性，这一行为本身包含着多种意义，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不是为了得出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这不是历史研究的关怀所在。我们所要揭示的，或者应该说高老师完成这本著作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历史上缠足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对缠足历史本身的尊重和探索。一段错误历史的存在本身也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所在，是前车之鉴。
  　　 谚云“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然而历史的局限性和女性在大环境背景下所受到的整体压迫（这样的叙述自然还是片面的）所导致的某种失声，必然导致女性真实呐喊的缺失。重新去探视遮蔽的身体是我们填补缺失试图复原真正历史的努力。当然每一段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是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实。
  　　 高老师对于莲癖的探寻不是完成人们关于某种变态心理需求（请原谅我用这样并不合适的措辞，但我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形容）的窥视，而是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审视。
  　　 在这本启人疑窦的著作里高老师也留给了读者很多未完成或是完成不了的探求，缠足已经终结，而缠足的历史书写还是未完成式。
  　　缠足的能指已经成为过去但其所指却在以不同的方式不断的继续着，而书写遮蔽就是抗争的方式。
  　　
•   　　我是一个高迷，也就是高老师的粉丝，我敬仰她治学的严谨，待人的谦逊，喜欢她为人的直率可爱。我是她上一本著作《闺塾师》的膜拜者，尽管我听到很多对该书的反对声音，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维护它，因为它至少突破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即女性都是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形象。
  　　以上这些表白，我只是想说明，我是深深敬爱高老师的，因此我下面对《缠足》（英文书名直译乃是《灰姑娘的姐妹——缠足的修正史》）一书的不同看法，仅仅只是一种观点上的交流。高老师依然是我深深敬仰的最好的老师。
  　　
  　　《缠足》一书无疑是“女性并非受害者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这一思路的延续，对于这样一种说法，我真的是极力想去拥护的，我多么希望千百年来我的姐妹们，都是这样的主动、能动；然而这不是全部的事实。然而这又是《缠足》一书极力想去证明的：缠足是女性自主自愿的选择，而不完全是男人或社会力量的强迫所致。
  　　
  　　不得不说，在这里，高老师忽视了女性除了性别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的差异，这些身份除了阶级、城乡、教育背景等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母亲和女儿的不同身份。
  　　
  　　众所周知，女子的缠足必须是在脚长大之前缠起，一般的年龄是六、七、八岁，最大也不过是十二三岁，因此，实施缠足这一行为的，是女孩的母亲。高老师对这一点当然是了解的，但却没有追究，而是将女儿和母亲共同置于“女性”这一宏大概念之下，并在这一分析范畴的基础上，展开了女性自主缠足自得其乐的观点。
  　　
  　　在260页，高老师写清末反缠足的麦高温牧师等“现代批评者”之心理道：“在他们看来，竟然有人出于自愿残害自己的身体，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在这里，高老师的重点放在对“残害”及“天然之身”这两个措辞的批判上，却把“自愿”一词轻轻带过，事实上，麦高温等牧师的确认为缠足是残害自然之身，但却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女性的“自愿”，这在高老师第12页及16页的引述中可以看到：麦高温乃是召集了一批母亲们，向她们传达不要给女儿缠足的道理；另外一位叶牧师讲的更是清楚明白：“爱人之道，莫先于爱己子女，奈何将己之子女，自五、六岁时，则苦其足，牢束紧扎，俨似烙逼……或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当然，高老师还说，叶牧师也不客气地批评那些女儿们“冶容诲淫”……
  　　
  　　那么第一，两位牧师都看到的这一缠足行为的实施主体乃母亲这一事实被高老师轻轻放过；第二，叶牧师所没有看到的女性缠足者的年龄差异和行为能力差异，高老师同样也没有关注。
  　　
  　　我想起了跟外婆的一次对话，那时我不大，十几岁，多次见外婆解开裹脚布，但不敢近前去看，有一次终于忍不住细细观察了一番，看着掰弯的脚趾，问她：你掰的时候疼不疼啊？外婆说：
  　　当然疼！可是我娘要给我裹，不裹就打你，你有什么办法？
  　　我说：那你不会跑吗？
  　　跑？外婆回答说：跑就把你绑在椅子上，动都动不了，还跑？
  　　那你后来怎么自己还裹呢？
  　　都已经裹起来了，放不开了，不裹就更疼啊！
  　　说道这里外婆表情痛苦地说：才裹起来，好，又说不叫裹了，赶忙在水里泡，泡也泡不开了……
  　　
  　　所以说，最初给女性缠足的，是母亲们，而这些母亲们在给女儿缠足时，是完全不顾女儿自己的感觉的，例如第130页所举的母亲将女儿的脚趾跟裹脚布缝在一起的惨痛例子（高老师说这是由于“母亲的大意”，然而，好一个“大意”！）；到后来女性自己打理自己的鞋子、 脚时，已是足型定形、不得不去呵护的时候了。否则，换作是你，你又能将这双裹起的脚如何呢？放既是枉然，除了悉心呵护之外，难道要把一双脚遗弃不成？
  　　
  　　因此，缠足即便不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至少也是母亲对女儿的控制，无论是哪种控制，谁在控制，所谓主体能动性对于被控制者来说都无从谈起。今天有人拿穿耳洞、隆胸等事例与缠足相提并论，愚认为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乃是成人受各种诱导的自主选择同时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后者却是在一个女性在不掌有任何权力资源、不具备任何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人实施的被动行为。
  　　
  　　我们能否把母亲的选择看作是“女性”的选择呢？窃以为不可。因为，母亲身份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其权力基础，依靠这个权力基础，母亲得以对女儿进行控制；而作为女儿的女性，则处于被母亲控制之下。
  　　那么这个权力基础是什么呢？乃是家长制。女权主义者一味只把目光盯在“男权制”上，却把这一连同儿子女儿都控制在下的家长制给忽略掉，实在是一大盲视行为。我们有必要重提对家长制的批判，当然这是另一篇话题了。
  　　
  　　当然，高老师旁征博引，对各种关于缠足声音的解读剖析是相当精彩的，文本解读需要功夫，值得吾辈学习。但由此又引申出一个本书之外的话题即历史学的研究范式：忽略特定的情境、语境，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本加以整合而作为某一时代的整体背景，这一方法是否可行？而选取辜鸿铭这等另类人物作为某种声音的代表有多大的分析价值？
  　　
  　　本书前五章一直试图从男性作家文人的二手声音中挖掘寻觅女性的声音，例如从冶游笔记中找寻所谓女性的声音，这些声音有多大程度是男性而且是部分男性的想象?有多少成份称得上是女性的声音？
  　　而最后一章，作者详细描述了鞋子的样式等身体形色之细节，并试图走进小脚部落，但身体，逝去的身体即便靠现代科技得以还原，是否就可以取代人的大脑、心智、感受而独立发声？
  　　
  　　
  　　无论如何，本书都是某种价值、知识和话语的重构或者建构，就这点来说，高老师成功了。
  　　
•   　　在所有中国传统习俗中，缠足也许是最难以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的：它被普遍视为一项令国人难以启齿的尴尬遗产，即使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也不会为之辩护，更不用说倡导延续这一旧俗了。人们对缠足有着鲜明的道德判断——它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项“好”的传统，最好不要去提它（偶尔不得不提起也总是以厌恶的口气），以至于很多国人看到本书时第一反应恐怕是：“怎么还会有人研究这个？”
  　　
  　　高彦颐研究缠足并不是出于某种病态的好奇心，而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她深知缠足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必须正视、但却一直受到有意扭曲和忽视的关键性社会现象；用费正清的话说，缠足“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个”。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缠足是中国妇女形象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女性形象、地位的重要符号象征。确切地说，它是解读女性历史的一把钥匙。
  　　
  　　一个空白的领域固然令人兴奋，但也意味着那里将布满沼泽和荆棘。由于对缠足的讨论总是充满着“要么赞成，要么强烈反对”的争吵，作者注意到以往的缠足史常常只是“反缠足的史论”——总是把叙述重点放在这一习俗的可耻可鄙，描绘传统妇女遭受的折磨和可怜处境。在她看来，这样的论述恰恰妨碍了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社会现象，因为书写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作者的立场，去谴责缠足——当然也不是要赞成。在她看来，研究者不应选择站在其中一边，而应当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之外或之上；就像赞成或反对都不是研究、理解巫术的可取途径，如果一味将巫术看成是“封建、落后、迷信”的东西，那就很难客观地分析它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了。
  　　
  　　缠足这一现象可靠的记载约始于宋朝，而反对缠足的呼声也起于同一时期，所谓“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但直到清代中叶，也并非所有中国女性都缠足，相反，只有城市居民或有资产的人家才让女儿缠足，乡村农妇、少数民族妇女都是一双大脚的。如作者所大胆直言的，“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它其实倒是一种身份地位和自尊的表现。
  　　
  　　现代人很难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心理上已预先将缠足视为一种痛苦、变态、甚至非人性的习俗，难以想象女性从中除了遭受折磨之外还获得了什么。但客观地说，缠足和其他许多习俗一样，都只不过是对身体的管理，而且这类社会行为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往往都是很痛苦的——缠足固然使人身躯颤栗乃至足部红肿化脓，但现代女性为了戴耳环而打耳洞不也一样会痛吗？从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的整容、隆胸、减肥等手术给妇女的造成的压迫并不亚于缠足，而我们现在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些也是难以启齿的恶习。
  　　
  　　这并不是想为缠足辩护，而只是试图说明：如果我们将女性打耳洞视为一项野蛮的压迫和陋习的话，那么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实际上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现象，因为它遮蔽了更为丰富的多线历史。而且，虽然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是在为女性发出声音，但实际上却遗漏了一些关键的细节：例如一个戴耳坠的女性所表现的优雅也会增加她的魅力、地位和自尊，使得这一项看起来对女性“压迫”的制度也可能被女性用来表达自我。
  　　
  　　这也正是作者在缠足史中看到的现象，所不同的是，她甚至将那些强烈反对缠足的声音也纳入到了研究对象之中。晚清传教士反对缠足最烈，在与其他文明社会的对比中，女人的小脚“凝结了传统中国的种种偏差和不足：压迫妇女、固步自封、蛮横专制、漠视人权等等”，成为国人最为痛恨的一项国粹。在寻求自强的年代里，它成为中国民族自决最为心酸沉痛的符号象征。然而这种反缠足的倡议却未能意识到：对缠足的老年妇女来说，“缠足”才是一种“天然”的状态，她们的脚即使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原形了，就像对已经打了耳洞的人来说，非要把耳洞重新填平反倒是不自然的。更有甚至，反对缠足的运动虽然是为了解放女性，但却表现出一种敌视女性的态度，尤其常常羞辱当事人，将缠足女子视为妨碍民族发展的废物和祸水。
  　　
  　　这正是最吊诡的所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的欲望造就了缠足，而当缠足成为女性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后，又是男性思想家认为缠足是国耻，缠足的“小脚老太婆”成了嘲笑的对象。在这前后两阶段，女性的声音犹如她们的身体，都被遮蔽了。女性身体的遮蔽和妆扮，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肌肤”，使女性美、社会地位、高雅仪表等正面价值与之相连，这是一个复杂双向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声音。
  　　
  　　不论怎样，在现代解放主义观点（“缠足令人憎恶”）的推进下，缠足现象已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具有讽刺意味但并不意外的是，只有到它进入终结阶段时，它才第一次被详细地加以研究，因为当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习俗时，人们事实上是很难将它作为一个客体来予以审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对缠足的看法发生了一种“典范转移”的过程——随着对某一现象的整套观念的改变，我们对它的评判也变得截然不同。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日本的黑齿习俗：日本自古贵族都惯于将牙齿染黑，在那一观念下的人们甚至以为牙齿雪白是很难看的；但明治维新后这一观念被完全颠覆，东山魁夷在回忆到童年时说：“除了母亲我谁也不亲近，从没有跟祖母撒过一次娇。……我觉得祖母染成黑色的牙齿很不洁净，因而厌恶祖母。”在现代卫生观念和牙膏广告的轰炸下，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特意将牙齿染黑，更难以接受这是一种美。这一变迁与缠足受中国人评判的起落，岂不是很相似吗？
•   　　小時候讀《唐祝文周》四傑傳，於一個段落印象頗深。話說唐伯虎為求親近秋香，不惜賣身至相府為僮，新到的書僮首次叩見主母，主母擺開的排場裡就有愛婢秋香。堂堂解元給夫人下跪，他倒也自得其樂：『我不能抬頭飽看秋香的面，何妨低頭細細賞鑒秋香的腳。』作者程瞻廬大抵嫌這描繪太平實，就將當世崇拜金蓮的風魔程度，摘錄幾首香艷詞句來：『砑羅裙下拜雙翹，立把剛腸傲骨英氣一齊消。』『蒼苔隱約印雙翹，拜倒下風偷嗅香氣未全消。』作者意猶未竟地解釋道：『第一首的意思：只須拜倒石榴裙下，向著兩瓣秋蓮誠惶誠恐頓首稽首，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犧牲了。第二首的意思：但願拜倒下風，偷嗅三寸金蓮上透出的一股香氣，便是無上榮寵。』既香又巧，這便是我對三寸金蓮初初的印象。
  　　
  　　《再生緣》裡太后趁酈君玉醉倒讓兩宮女脫靴相驗，酈相數年的深自隱藏，僅一失著便被赤裸裸地曝露出來，『只見那，紅繡鞋兒分外精，無非二寸六分零。……真可愛，實堪欣，兩隻金蓮妙絕人。』《京華煙雲》裡曼娘是古典美的代表，她認為『不纏小腳怎樣好出嫁呢？』而木蘭愛好一切古典事物，她央著曼娘『好不好替我纏纏腳看？』自古典文學到傳奇小說，談起女子便『蓮步輕移』、『宮樣鞋兒小』，好似美女子的娉婷身段，全長在一雙腳裡了。我就是這般無知地長了十多年，直到真看見纏足者的老舊相片，才從一片旖旎遐思中驚醒過來。
  　　
  　　本書的英文原名：Cinderella’s sisters，非常逼真地描繪了纏足者的心境。在《灰姑娘》的故事裡，仙度瑞拉纖小的腳化為晉身的金階（玻璃鞋），而她的姐姐們則為了獲得晉身的機會而勉強自己踏上這道「灰姑娘創造的」階梯（試鞋。在某個版本裡指出她的姐姐們甚至削足以適履）。在閱讀本書後再回頭來看這個故事，每一個段落彷彿都包裹著喻義：擁有「天然」纖小的腳的女子，經過一段美好的經驗（相遇、文字或圖象），先成為男性欲望的理想對象，再由此投射到日常生活，「製造」出更多纖足者；而另一方面，女性也由於自身欲望的驅使，將此理想欲望的儀式更著力地促成，男女之間的欲望便由此緊緊相纏，從舞娘寵姬的特徵到大家閨秀的象徵，可以說《灰姑娘》──這遙遠西方的童話，巧合地隱喻著千年來中土「金蓮崇拜」的歷史。
  　　
  　　在本書裡，作者的廣徵博引顯示其驚人且豐富的細膩視角，從清末民初的反纏足運動開始，一一尋回隱匿在男性社會裡女性生理與心理世界的線頭。從『骨肉已死』的醫案，到『客途寂寞』的雜記；從『光復故物』的報導，到『時時勾引』的俚曲；有智慧女子對纏與不纏『各隨粧束』的論辯，也有蓮癖男子對相纏足女『小而得用』的經驗。作者以創意之筆解開了纏裹千年的布條，將布下被遮蔽的女性肉足，從「畸形」、「骯髒」之單一負面的形相解放出來，就好似當我們翻過那赤裸裸物化下真實醜惡的本書封面後，便尾隨作者的引導縱橫穿越了一趟別開生面的時空旅程，豐滿且活生生的纏足史，於是由紙張躍然而出。
  　　
  　　在星期一（七月二日）下午的新書發表會裡，師大歷史系林麗月教授於引言中娓娓敘述纏足並非只有痛苦的一面，當中也有不少令人感動的部份──她的話語正可為本書作註。在《京華煙雲》裡，木蘭纏了一天的足就再纏不下去，『於是更加想做男孩子，好有一雙男孩子的足。』時至今日，女性已逐漸還回本質的自由，不需要再想著擁有男孩子的足，也不再需要另一雙玻璃鞋。或許正因如此，本書才得以出版吧？
  　　
•   额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缠足后女人裸露的脚，绝对不会联想到奢靡和尊贵……
•   我不仅看过，而且不止一次看过。
  我不是认同男性权力的压迫，但缠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意象，也是一个复杂的现实。以“反缠足”去看“缠足”，我们会忽略许多东西。
  说奢靡与尊贵，我承认当时是忽略了缠足的身体性（因为我想到的是绣鞋），但当你真的看到女性在缠足习俗中的主体性时，你会发现在她们眼里，缠足可以是尊贵的，可以是奢靡的。
  只有理解，才能慈悲。
•   我曾祖母也是缠足的，她是光绪末年生人，缠足的时候应该是民国了，居然还要忍受缠足的痛苦，儿时对她的记忆，像周作人写的“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   很好
  “所学的历史，讲述总离不开王侯将相和他们家后宫、太监之间的明争暗斗，普天之下的黎民无所作为”
  同感！
•   为什么总是王侯将相的斗争呢,
•   愚民政策便于中央集权管理，精英政治只需要少数精英。平民总是得少数精英去唤醒和解救，历史的话语都是被少数精英所掌握，官方的话语。真实的历史就需要历史学家解开其重重的面纱，普通人的历史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情况。
•   看到博主前面提到费氏遗著中的引用，想求问这是费氏的哪一部？是《中国新史》么？
•   公民兄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呀，嘿嘿
•   公民兄总是欺负公民兄，公民兄爱舔公民兄
•   公民兄总是调戏公民兄
•   缠足所体现的压迫来自家长——母亲的权威，拿成年女性自主选择穿高跟鞋跟母亲为女儿缠足相提并论，实在是对行为主体的忽视，于是造成了以“女性”一词掩盖身份和权力的差异的后果，掩盖了母亲对女儿的压迫。我认为这是本书的硬伤。
•   母亲和女儿都是女性。母亲也有母亲不是？母亲也是受压迫者，问题是，她们，母亲们、女儿们怎么就成了受压迫者？当母亲开始以“母亲的权威”（这个词，也很有问题，这种权威是怎么形成的？）强烈要求，或者，强制性为女儿缠足的时候，意味着，母亲们，这一部分女人，对待缠足的态度，发生了转移。缠足所体现的“压迫”，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不仅仅来自家长，还有并非为女性参与建构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以及，女性因为对所有这些的主动或被动体认，而给予自己的压迫。高的书的硬伤，不在于你所讲的，而在于，她选择的范例太狭小，文字记载的东西和实际社会生活形态还存在很大距离，所以她的研究就略显偏执，但是偏执中，可以提供别一种角度和视野。
•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女性”来置换“母亲”这个概念呢？
  话不再多说，请你再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做合适吗？
•   楼上的小朋友真厉害……
  没有置换不置换的问题
  命名本身就是一种主观行为，你愿意这样说，人家愿意那样说，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你究竟要讲清楚的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如果对话，则是站在理解的立场上，去探究真正要探究的东西。
  你说用的权威啊、压迫啊、身份、权力等词，都很概念化的
•   我怀疑jude同学根本没看懂这本书，没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   看到第一段，我就猜想你大概是要批评本书了，通常这样的肯定都是相反意见的前奏。看了你另外一篇《是谁残害了那个妇人》，就更不意外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人，你当然无法赞成女性会“自愿”缠足——那毕竟是违反天性的。
  不过我觉得过分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待缠足及本书，也可能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因为这会变成一个立场问题。这么说吧：很多人类的制度设计都是压抑人的，所以Freud认为越是文明社会，人被压抑得越厉害。比如现在女性的打耳洞、隆胸、减肥，细想起来也可说是野蛮的压迫，当然其中有些人是“自愿”的，但追究起来，她们其实是在社会制度无形但巨大的压力之下才选择这样做的。至于你说的外婆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设想教育制度：很多孩子最初都讨厌上学，被家长体罚下强制去上学（当然也不乏“自愿”上学的），如果某个孩子成年后回忆当初被父母强制，我们是否也归咎于这是家长制和教育制度的恶呢？
  附带说一下，我是男性。但希望这些话不要被视为是男权主义、为缠足辩护或为高彦颐辩护，只是觉得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当事人最好不要被它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卷入太深——不止女性讨论缠足如此，中国人一讨论南京大屠杀也是如此，以至于现在它根本变成不可言说之物。
•   维舟，我与高老师意见相左之处并不是女性是否“自愿”，而是“哪个”女性自愿。
  　　是的，我想说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家长制的恶！缠足在我看来，反映的就是家长制的恶！缠足是一个家长的行为，不是女儿的行为，把二者混为一谈，一概用“女性”来代指，掩盖了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压迫。因为我是一个极为痛恨家长之压制、痛恨家长制的人。
  　　无论家长是怎样的目的，哪怕是为了孩子上学，但只要采取暴力强制的手段，一样说明家长制存在之恶，因为它赋予父母可以凌驾于子女之上，为了实现他们认为正确的目的、可以完全不顾及子女的感受而对子女任意凌辱打压的特权。
  　　
  　　家长制是万恶的，是男权制的实施场域，也是中国各种问题包括个性丧失、奴性盛行、专制统治、等级制度等等存在的根源。
•   认为缠足“不可言说”，说到底只是知识界的幻象，这个说法背后掩藏的含义就是：民间的言说等于白说。也就是认为除了掌握了制造知识的话语权的专业人士之外，其他非专业人士的言说都是不足道的。这反映了知识精英的傲慢和自以为是，精英立场使她们远离大众，贬低大众的知识。
  　　
  　　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高老师此书一定要先表明缠足已成为了“不可言说之物”，是因为西方某个汉学家的评语吗？是因为五四时期对缠足的大力讨伐吗？
  　　事实上，知识精英往往自以为是地认为精英的知识将对大众产生深刻影响，以致大众会被精英牵着鼻子走。但当我们真正把自己融入大众时，就会发现，不掌握知识制造权的大众有着自己的主体立场和认识。就缠足来说，无论是当事人即缠足女性还是旁观者即那些没有缠足的女性，对缠足都有清晰的看法，我在田野调查中就缠足采访过很多人，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用知识精英的话语来言说。
  　　
  　　高彦颐的这种开场方式并不是个别的，这是知识再造者为了满足其知识“创新”的需要往往采用的手法，即有选择地总结以往的言论，指出其不足，然后超越之，说到底，不过还是范围狭小的知识精英圈子内的知识流传罢了。
•   可能是某些难忘的往事让你成为“一个极为痛恨家长之压制、痛恨家长制的人”，如果牵扯到你的痛处，请勿见怪，我是无意的。我小时母亲对我也极严厉（我那时真的很怕她），因为是男孩子，挨的棍子也不少，只是我并未觉得家长制是“万恶”的，相反我试着理解和谅解母亲当时的处境。家庭和任何传统一样，既限制了人，也保护了人，你的经历可能使你极端地关注它“限制人”这一点上。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差异也许造成了我们对缠足问题解读的不同，说穿了，还是变成了一个立场问题。
  至于你第二段的发言，我对其中许多观点不赞同，但也不准备加入争论。不过毫无疑问，你本人也是知识精英（知识分子总是和知识分子过不去），而且对高彦颐的不满其实还是挺深的。
•   呵呵 对家长制的痛恨当然有我个人的经验起作用，但是痛恨家长制的绝不独我一人，你去翻翻五四时期的言论，对家长制的批判多如牛毛，我也不多赘述了。
  我对高老师绝对没有不满，呵呵，我一直把高老师当作我的恩师，的确也是她鼓励了我从事学术研究。 今天之所以开始觉得某些知识精英的偏狭自傲，大概是由于学科转折之故，从前我自己也是历史专业，就是因为感觉到历史专业话语的局限性所以才转向人类学，从田野中获取鲜活的知识，坦白说我的不满首先是对我从前专业范式的不满，而且不满已经很久了，呵呵，所以这个不满不是针对她
•   学术范式应当如何，我不懂。不过正如高彦颐在书中说的，以往的缠足史通常是“反缠足的史论”，我想如果你来研究家长制，是否也会变成“反家长制的史论”？我的意思是：不必把谴责作为我们对待缠足、家长制、巫术这类东西的唯一反应。封建迷信大家都知道，但人类学家不仅仅是这么看待巫术的吧？
•   OK 你讲的有道理，不过缠足 巫术是风俗，家长制却是制度， 是社会结构的支柱，我不会把风俗和制度相提并论的
•   人类学研究中也是将巫术视为一项“制度”（institution）的吧？而且在很多社会，它作为射虎结构的支柱，重要性恐怕不在家长制之下。
  忍不住多说一句，并不是为了和你争辩和抬杠。
•   你的意思是缠足与巫术和家长制都可以被称作“制度”从而可以将这三者相提并论？
•   中国的统治阶层，从来对地方性习俗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实在野蛮的风俗，如“河伯娶妻”之类的，当然是要竭力灭除；但对一些危害性不那么大的风俗，则是能改则该，实在改不了也就听之任之；其实大多数谙习儒家文明的地方官吏对地方习俗都是尊重的，并从地方习性出发制定管理策略。
  这也是缠足这样一种违背儒家人文理念的陋习始终作为民间风俗而存在，直到清代，在现代国家话语的影响下，才试图对这样的民间习俗进行改造。
•   关于“河伯娶妻”这样“实在野蛮的风俗”的革除，我碰巧前些年也写过一篇，有兴趣请参见：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4684398.html
•   原来这样啊，你和维舟也这样热情讨论过，呵呵
  你说一个女孩子长大嫁人了生孩子了，变成母亲了，她要为自己女儿缠足，而为女儿缠足的母亲已经不是一个自然的女性了，因为母亲这个身份在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所以高的自愿一说，让你很是反感。女人成为母亲是很自然的事，女人成为给自己女儿缠足的母亲，却不是自然的事情。你的分析也有道理，但是不要总站在否定别人观点的情绪上提出呀
•   说实话，这本书我还没看。对高先生的论证非常的不认同，但是缠足似乎是个研究的禁区，类似于现在的jhsy等主流化的习俗，没人敢涉雷池，所以我还是准备细读
  而上面维舟的评论，则只能用无聊，低下来形容（抱歉我找不到更合理的词）。开头就是男权女权的帽子，说明该兄根本没有讨论问题本身的兴趣。
•   所谓“自愿“简直是个笑话，人在社会如何有绝对的自愿可言。所谓风俗在我看来只是区别敌我的标签。
  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有一种恶劣的倾向，喜欢“合理化”很多东西，大概是对黑格尔那句“存在的必合理”（原文并非如此）的误读
•   缠足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以为
  1 是一种对生产力有很大破坏的习俗（请注意我说的生产力不是美学，打耳洞隆胸整容绝对不破坏生产力），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2 是不符合儒家的父母精血说的。宋以前的大儒甚至禁止家人打耳洞
  3 不符合礼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显然是因为人欲（性癖好或审美）而灭天理（大幅改造人体）
  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人研究？我觉得是不敢，不是因为什么顾及，是因为没人想得通
  我现在的思路
  但是缠足恰恰在礼学登峰造极的明清最流行？
  我以为是礼学社会发展到高峰以后总崩溃的前兆。是明朝表面严肃实则剧烈对立的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体现。
  这个崩溃，我认为现在还在进行
  明朝官场文化人的诸多怪癖，我以为和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士大夫标榜禁欲，但是却流行养妓，男风
  如士大夫文死谏发展到沽名钓誉，为了反皇帝而反皇帝，不管好坏政策都要反；但是后来遇李闯清兵又迅速崩溃，毫无死节的意思
  如太祖严禁宦官干政，直接立铁牌于宫前，但是后世完全不顾祖宗教导
•   高先生的研究，论点我不接受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研究方法完全不对。仍然在一个“民俗”的窠臼内。在几百年后的时代去找美学上的合理性，去找“自愿”还不如穿越过去。
  但是毕竟这个题目很少有人研究，所以我还是要一看。
•   请土豆不要被我误导，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还是不要随意批评高老师的观点，毕竟我也只是拣了我最不可认同的几个地方来谈，而她的这本书当然还有更多可取之处。
  至于缠足的反儒性质，高老师也谈到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没人注意没人研究。
  欢迎你看完之后我们再做探讨：）
•   作者的史學論證和想像力的確讓人欽佩。
  但是這種高高在上的文化相對主義讓人很不舒服。就因為纏足的話語是多樣的，之前的單一受害者的形象是片面建構的，就因為現在各類瘦身美容同樣傷害婦女的身體，就因為可以傾聽所謂婦女身體之中隱藏的喃喃之語，就可以否定反對纏足的正面意義（雖然作者反復強調她沒有這個意圖）？我當然贊成打破那種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但是假如讓高教授和她的女兒們也來一次纏足，她還會是那種態度嗎？難道當聽到女兒們哭著說 媽媽我疼 的時候，她是否依然可以說，別哭， 這正是體現我們女人的 主體性 和能動性 的時候了？
  在這個充滿雜音的後現代世界，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堅持一些曾經為人所珍視的普世價值？
•   我觉得如果我不得不出生生长在那个时代背景，明白的知道，如果我缠足，我可能可以嫁得不错，以后有丫鬟有仆妇照应；不缠足就会失去这些机会的话，就跟现代读书学习要付出代价一样的道理，我会“自愿”选择缠足的，谁不愿意生活得更体面更美好啊。 游戏规则摆在那里，自己改不了规则的时候，有时候只能选择改变自己。
•   等你有能力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早已过了缠足的年龄了吧。
  莫非你七八岁时就能懂这些？
•   我只是觉得，当时强制缠足和现在强制去上学（因为在缠足的年代，也没有强制去上学这一说）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因为当父母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子女提供各种教育的时候，将强制缠足和强制上学类比，基本就是在将 要不要缠足 和 要不要学知识 相类比。这怎么能比呢？
•   缠足和上学当然不可相提并论诶，上学又不会导致肉体残病。
  我在家乡村子做访谈时，遇到过一位老太太，出生于三十年代初，说她家是祖母负责缠足，一众堂姐都是由祖母来缠，适逢放足运动，有人来“查脚”，堂姐们就被藏到红薯窖里，躲过“查脚”。到了她该缠时，由于祖母年长，精力已有不济，也由于运动带来的观念松动，她母亲悄悄在晚上给她放脚，于是她的双脚保全。
  我觉得缠足既有家长制的原因（祖母/母亲的权力），更多还是男权制的原因，因为不缠足的确影响婚姻这一决定女性命运的事情。而对制度的松动才带来解放身体的可能。在这个事件中，缠与不缠，的确都不是小女孩自己能决定的。诶。
•   杨念群也写过研究缠足的文章，被学界老前辈批过。
  牙齿染黑那段真是让人想起谷崎润一郎啊
•   对于一种自我戕害的行为予以社会性的鼓励和奖赏，肉体的伤残倒在其次。就像对饥饿的人群说，“爬，爬出狗洞就可以给你骨头吃”一样，从一开始起，笼里笼外，孰主孰奴，就已经已经很清楚了。
•   身体是为思想服务的，缠足可以为上层建筑带来利益，那么不论多凄惨都会有人去做。所谓的现代社会，其实我觉得根本没有资格去批评几千年前她们的所做所为，放眼现在的世界，有多少女性为了各种目的改变着自己的身体？
•   可怜之人，必有。。。
•   在历史上也许没有对错
  只有顺不顺应 时代是主宰
•   在历史上也许没有对错
  　　只有顺不顺应 时代是主宰
  ——————是啊。
•   　这正是最吊诡的所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的欲望造就了缠足，而当缠足成为女性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后，又是男性思想家认为缠足是国耻，缠足的“小脚老太婆”成了嘲笑的对象。在这前后两阶段，女性的声音犹如她们的身体，都被遮蔽了。女性身体的遮蔽和妆扮，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肌肤”，使女性美、社会地位、高雅仪表等正面价值与之相连，这是一个复杂双向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声音。
•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对缠足的看法发生了一种“典范转移”的过程——随着对某一现象的整套观念的改变，我们对它的评判也变得截然不同。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日本的黑齿习俗：日本自古贵族都惯于将牙齿染黑，在那一观念下的人们甚至以为牙齿雪白是很难看的；但明治维新后这一观念被完全颠覆，东山魁夷在回忆到童年时说：“除了母亲我谁也不亲近，从没有跟祖母撒过一次娇。……我觉得祖母染成黑色的牙齿很不洁净，因而厌恶祖母。”在现代卫生观念和牙膏广告的轰炸下，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特意将牙齿染黑，更难以接受这是一种美。这一变迁与缠足受中国人评判的起落，岂不是很相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