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正义

出版时间：2008-05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王冠华  页数：225  译者：刘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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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仍然受家庭、家族和地方观念束缚着的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发生1905—1906年抵制美货那样同仇敌忾的爱国运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本书超越主要从民族觉醒角度进行的传统解说，一方面到社会结构性变革过程(如市场联系的扩展、信息传播的近代化以及各种市民团体的出现等)之中去探讨运动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注意考察参加运动的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尤其是海外华人和上海商人的合理私利，从而对运动的起源、策略、斗争方式和结局做出了更为令人信服的解说。有理由认为，本书以其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运动理论的运用，为中国近代民众运动研究开辟了新路向。

作者简介

王冠华  山东大学学士、南京大学硕士、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中文作品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合译)，《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历史研究》)等。

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导言第一章  中国移民与美国排华第二章  晚清政治话语中的移民第三章  抵制运动前的大众行动第四章  商人与抵制美货运动的起源第五章  初始阶段：确定抵制策略和支持者第六章  强权与公理：抵制运动的思想意识第七章  第二阶段：大众采取行动第八章  镇压与转化结语主要参考书目译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移民与美国排华　　尽管有着复杂的社会起源，抵制美货运动仍然是_个针对单_问题的运动。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并不多，．到。世纪最初几年大约有l0万人左右，不到整个中国人口的0．02％。这些移民大都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一些县（Tsai l971：200，Hunt l983：61）。然而，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国移民联系起来，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和l899—1901年义和团起义中屈辱地被日本和其他国家战败的历史，其意义就更为重要。　　抵制运动爆发前官方和公众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19世纪中期以前，和吸食鸦片、走私食盐以及秘密教派活动一样，移居海外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在出国移民较多的地区之外也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但是清政府在19世纪50年代屈从了西方人提出的“自由自愿移民，，的要求，由此，它便开始承担起管理中国人移民海外事务的责任。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保护海外华人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当改良派、革命派和出版业在20世纪初年开始影响到更为广泛的公众时，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便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具有了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冶恿义。　　直到抵制运动于20世纪初年爆发之际，关于海外华人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看法。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强调道德观念，对海外华人持批评态度。这一看法认为，移民出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金钱，他们在海外遭受的痛苦，部分是咎由自取。按照这种看法，移民海外的行为应该予以制止，移民应该返回祖国。另一种意见比较现实，也比较具有同情心。持这种看法的人认识到一部分中国人移居海外在经济上是不可避免的，并建议中国政府为它在海外的国民提供保护。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加深，后一种看法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　　移民潮　　中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但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移民并不具有太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中国人在19世纪大量移民海外，基本原因是国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和持续的动乱。对此，历史学家们已经做过许多论证（如Yen l985，朱国宏l994）。这一时期中国人移民海外，也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强烈刺激（Hclly l993）。

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对于抵制美货真的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啊
•   这个系列的书好像都不错。。。开眼看世界。。。
•   这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博士论文，考察清末抵制美货的社会运动。本书将这一所谓爱国运动置于当时全球化的背景，从利益、观念、社会结构等多角度，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   书本身的内容不是很感兴趣，但海外学者能在一件事上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分析，其方法令人敬佩。
•   隧道灯sgs丰富等
•   　　如果说1899-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是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针对东西方列强“侵华”而作出的一次最激烈的回应，那么5年以后那场波及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的抵制美货运动，则可以说是国内民众在面对同样危机时作出的相对理智的一次回应。在这场运动中，绅商、城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整个过程中，组织者和参加者几乎摒弃了一切暴力手段，采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正当权利的诉求。一个饱受欺凌，在对外事务中习惯了以暴易暴的民族，在这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中，竟然如此冷静并将抵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和5年之前使天下大哗的“拳乱”相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王冠华教授的著作《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详细地考察了这场由“排华法案”所引发的对美货进行全民抵制一事的来龙去脉。他指出了先前流行的解释这个大规模、跨地域的民众运动的两种主流观点——“阶级利益说”和“民族觉醒说”——的缺陷。对于前一种观点，他指出，尽管运动的矛头指向排华法案，但是运动绝大多数组织者和参与者“并不能从排华法案中直接受益”。而对于后一种观点，他指出，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卷入了这场运动，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导致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作者看来，“民族觉醒说”不过是这个事件的大前提，即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就一直在经历着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它具有普遍性，而不具备特殊性。
  　　
  　　作者着重强调了“网络和组织的存在”，即在1905年以前，包括商会、读书社、妇女组织和学生组织在内的大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团体的成员本身就是社会上的活跃分子，具有敏锐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同时也由于这些组织中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存在，使运动得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展开，在无序之中蕴含着有序的迹象。作者还强调，由于现代印刷业的发展和通俗大众宣传的开展，使这场运动的初衷和目的广为人知，并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海外同胞”的同情心，使运动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寻求正义》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竭力避免将研究对象简单化。在作者看来“爱国主义、私利、其他人的压力、无知、寻求刺激”等动机，都是促成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不同阶层的这些不同的目的，使运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对于广大青年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而言，可能对运动强国御侮的目的更为强烈，完全受一种爱国主义情怀的驱使而投入到运动中去。而对于商人阶层而言，则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出于外界压力而挺身而出的因素———尽管抵制运动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但又不得不迫于爱国热情而随声附和。同时对于那些普罗大众和市井小民而言，受到宣传的鼓动、出于朴素的正义、无知或是寻求刺激，无疑是他们参与运动的重要原因。将考察重心分散到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强调地理分布广阔的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这是本书超出其他同主题研究著作的特别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运动的组织者实际上对促使美国修改或废除排华法案并无信心，他们反倒更重视由运动激发的“民气”的巨大效用。在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运动本是由排华法案而起，却超出了真正的争取废除排华法案的范畴；本以抵制美货为形式，目的却未局限于抵制，而是希望以此为契机，实现广大民众的团结和更多的平等诉求。这是抵制美货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作者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广泛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运动主要的思想来源。严译的《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名言足以让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胆战心惊。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体系里，“世界被描绘成一个霍布斯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战场，如果中国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那就是因为中国是弱小的，而弱小的民族会在无情的生存中灭绝”。本来是弱小的饱受欺凌的民族，却服膺于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或许这可以反映出时人的一种急切的心态，甚至希望通过抵制美国，可以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伟大效用。
  　　
  　　商人，作为抵制运动中最重要的阶层之一，对运动的影响至为明显。所以作者不惜笔墨考察了商人与抵制美货的起源。通过一系列的分析，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卅事件一样，商人的态度无不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自行转变。以抵制美货为例，那些美货的经销商或代理商的态度始终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游移不定，在正义和利益之间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同时作为承担运动领导责任的商会，对广大商人亦没有绝对的约束之权，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些商人私自和美国方面订约的现象。也许正如作者所言，“商人的政治行为不具有连续性，（他们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问题和环境。”作者还将商人概括为机会主义者，认为一部分商人加入运动是出于投机的目的，因为运动可以让他们赢得很多的声誉。“而当运动开始损害他们的利益时”，则“很快地转向政府一边，寻求保护”。
  　　
  　　在这里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识似乎有失偏颇，这种观点看起来也更接近于过去阶级史学的分析框架下有关商人“软弱性”和“两面性”的老话。实际上作者忽视了商人在运动中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处于政府、美方、和国内民众三者之间，起到一个居间调和的作用。他们竭力地控制着运动的进程，以防走上暴力的极端，重蹈过去“拳乱”的覆辙。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具有半官方背景或和官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绅商，他们对运动的认识比其他的阶层更为清醒。他们和美国的代表——尤其通过和美国总领事罗志思的接触，了解到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实际上对美国并未构成冲击，美方对此事的反应也异常冷淡，意欲靠单纯抵制美货而使美国修改乃至废除排华法案几乎是不可能之事。所以他们及时收手，知难而退，淡出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层，实际上也是在反复权衡之下做出的理智选择。而那些参与运动的中小商人，本来就在利益和动机上存在着不一致，缺乏坚强的领导力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最后退出运动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阶层实际上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一部分商人退出运动，转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国内的工业建设当中去，希图努力发展实业而使中国振兴，积累足够的资本和力量之后再言抵制。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者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则更值得尊敬，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抵制目标，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国人入美条款才更让人满意，甚至都没有认真考虑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约。他们的目的，或许正像作者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寻求正义，以及以正义为契机，谋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唤起民气”，“重新唤醒人民的内在力量”。
  　　
  　　1905—1906年的这场民气大演练，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改革无望，从而转向革命，谋求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6年以后的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喷薄欲出。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已经像唐德刚先生形容的那样——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了。
  　　
  　　文/韩戍，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