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

出版时间：2005-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阿里夫·德里克  页数：242  字数：200000  译者：翁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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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作者简介

德里克，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序言第一章 问题第二章 背景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国民党反对派和中国革命   共产主义者和现代中国的性质  托派关于中国社会的观点 论战及其意义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陶希圣、朱佩我和中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商业和社会变革第五章 郭沫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 奴隶制度问题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及郭对其早期中国历史观的修正 摩尔根、恩格斯和郭沫若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社会史论战  李季和前资本主义社会论  王礼锡、胡秋原和专制主义社会论  王宜昌、陶希圣及其中国奴隶社会论 论战的消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第七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第八章 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参考书目译者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研究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及其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的重要性的评估问题。列文森（J. Levenson）在其对于现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具有高度刺激性和启发性的研究中，首次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观演进之意义。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解决因西方入侵而产生的“历史与价值”之张力的凭借。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通过使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历史化（从而将其视为历史遗迹加以抢救），使得中国人能够勉强接受抛弃这些传统价值的需要；同时，它通过展示出现代西方的价值（他化约为布尔乔亚价值）同样受时间限制这一性质，减轻了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时的自卑感。本研究通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的、革命的含意，提供了与列文森不同的解释。尽管列文森发现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他在就思想而论思想上走得太远了。他将思想从它们的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这反过来也反映出他本人的信念：中西文化的冲突为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最根本的资料。然而，唯物史观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亦非最重要的是）减轻中西价值冲撞给中国人带来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危机。这一价值冲突确实非常严重，但是对于思想价值的过分强调，无论是否是有意地，都遮蔽了中西冲突的物质的基础与结果——中国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中国的价值历史化，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而不是其他的替代物被选来扮演这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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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这书我找了一段日子了，能买到我就很开心了，所以看见写的那么好的时候，真的特别开心。
•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一书，是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成名著之一。在该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对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如果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归纳，作者关注的理论问题还可以归结为“存在与意识”、“理论与实践”、“政治与学术”、“革命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在阅读该书之前，长期困扰笔者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兴趣？这场社会史论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作者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满意的答案。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既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和其他新兴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关，也与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着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关。以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先导和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是对19世纪欧洲问题的最有意义的解释之一，而且是其中最明确地将社会的所有问题植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学说。当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使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与马克思相似的社会历史问题的时候，当“现代主义的偶像破坏”毁灭了传统解释的权威性而又没有提供新的替代物的时候，他们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让人奇怪。其次，作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激进革命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向对应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1927年之后转向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时，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论战各方以社会学的术语解释了大革命的失败，并以当代社会分析的形式提出了自己关于革命策略的替代性方案。对于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预设了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融合于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中。这与当时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整体性的社会变革的总体倾向是合拍的。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积极影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如果说此前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认识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递进式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则使得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为认识与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维度与空间。单就史学思想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指导意义具体地表现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将政治视为政治领袖美德的一种作用。这种政治预设决定了传统史学的保守性质。与此同时，将历史视为个体表现其道德成败的观念，又从根本上消除了在史学著作中追求历史解释的需要。传统史学关于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动力的惟一终极解释是“天命”。进入近代以后，这套陈腐的观念意识愈来愈多地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批判。然而由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开始的“新史学”努力，在勇于“疑古”的同时，并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最终促成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不仅导致了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根本性重建，而且为重写中国历史提供了急需的方法论。唯物史观比此前的任何一种历史理论都更强调“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强调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此外，它还认为矛盾冲突的作用是历史前进的首要动力。在这种新的历史认知框架中，政治成为社会结构的一种延伸，思想成为反映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个体的行为和道德仅仅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成分或反映而已。历史解释由此走出了“天命论”和泛道德论的误区，重新塑造着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到社会史论战前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为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在他们与其前辈的共同努力下，“新史学”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史学研究领域空前拓展。那些在传统历史撰述中完全被忽略或者只受到边缘性关注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第二，史料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但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被纳入史料的范畴，而且在新的理论方法指导下，人们对于现存的文献资料的重新解读和再利用，也促成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拓展。第三，历史著述的基本内容和编撰体例发生重大变化，富于思想性和理论性的通史类著述大量涌现。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著依然带有种种缺陷，但这并不足以取消其对历史问题的创新性洞见，也不能掩盖其所具有的批判性研究的潜力。他们的论著对于历史解释复杂性的意识要大大高于其同时代的天真的学院派历史学家。那么，为什么同样地从唯物史观出发，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分歧，爆发旷日持久的社会史论战？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若干需要检讨的地方？作者指出：马克思同时具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这意味着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时，马克思出于不同追求和关注，会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和“阶级分析”。前者主要适用于考察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常态的社会，后者则主要适用于考察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的社会；前者聚焦于劳动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设计分析，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以及表现于历史集团对抗中的利益冲突和集团意识的发展；前者会导出一个视社会为一个动态地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的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后者则会导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并将这种斗争看作历史的终极动力的“两极性模式。针对上述种种问题，作者指出：不是将社会看作一个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刻板的系统，而是看作一个彼此关系及其与整体关系均未决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构造进行处理，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最有效力的。否认这些关系的未决性，而辩称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特定的生产（阶级）关系，并反过来塑造了整个社会结构，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套普世的社会发展形式，这不啻是取消马克思历史理论自身及其有效性，使其沦为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意识形态装饰物。最后，作者还在本书中精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政治预设”与“历史解释”的应然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承认政治预设塑造着历史的解释，然而这并不等于便承认在政治和历史之间设定了一种僵化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中，政治预设和历史研究是两个地位对等的概念范畴。它们既相互影响，又具有自主性质。所谓政治预设，应该被理解为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不断地对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重新设定，而不是在开展历史研究之前便对其研究结论作出某种主观的限定。只有坚持自主性和客观性，历史研究才可能为现实政治提供比较准确的经验判断和有益的理论指导。庸俗、狭隘地理解“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口号，不但根本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使我们的认识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且也是对历史科学的一种亵渎。
•   写的不错，对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的分析，关乎到这个国家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主体是谁？19世纪20，30年代对社会形态的不同分析，形成了不同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导权是无产阶级。从党内脱离出来的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继承托洛斯基的思想。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社会，因此革命的对象应该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使命是建立社会主义，实行“不间接革命”。说到底其实是苏联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争夺领导权在中国的反应。资产阶级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其实他们放弃了马克思学说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是注重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民族主义部分，用来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寻找理论根据，他们认为中国是个过渡社会，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内部存在着封建余孽--封建官僚和军阀，外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初期和共产党的革命目的一样，所以二者建立了联盟。
•   内容浅显，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