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国斌 页数:276 字数:252000 译者:李伯重,连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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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着重研究1400-1800年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涉及面广。包括国家形成与制度、社会状况与抗争,对革命的诠释等。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为什么英国没有走中国发展道路。王国斌避免用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历史变动的分析和动力概念,而采用严格的、平稳的比较史学方法。他承认解释长时段历史过程的变化和延续性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发展不是依照一个模式进行的:各国不仅在过去已经历了不同发展道路,而且将来也仍然会坚持走不同的道路。他与前人的区别是,前人只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不探讨英国为什么没有走中国发展道路。此外,作者对中、法两国革命的对比——从中国的角度看法国革命和从法国的角度看中国革命——这两节写得十分精辟。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向法国学习革命经验,特别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两国社会环境,精英作用,民主思想,农民意识等方面的异同。王国斌在这方面的诠释给我们提供了范例。
作者简介
王国斌,出生于美国的新一代华裔汉学家,曾获哈佛大学西欧史硕士学位和中国史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大学鄂宛分校历史学教授。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鸣谢 导论 上编 经济变化 前言: 比较经济史与发展问题 第一章 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 同欧洲的比较 一、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诸问题 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 三、斯密型动力在中国 四、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五、斯密与马尔萨斯: 中国与古典经济学 六、结论 第二章 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 前言 一、西欧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二、中国的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 三、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 四、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比较 五、欧亚各地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增长极限”的不同反应 六、 技术变化的力量与历史发展的机遇 第三章 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一、20世纪的中国经济 二、企业的组织变化在中国与欧洲的作用 三、中国农业经济中的斯密型动力与马尔萨斯型动力 四、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成长的空间层面 五、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六、从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获得的更多教训 七、 经济史与经济发展 中篇 国家形成 前言:欧亚国家的形成 第四章 近代国家形成的方向 引言 一、早期帝国的形成及其遗产 二、以长期的眼光看近代国家形成 三、欧洲的国家形成 四、中国的国家形成 五、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形成 六、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 一种中国国家形成观 七、结论 第五章 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 前言 一、近代早期欧洲及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的国家—经济关系 二、民族国家与农业帝国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及地方秩序 三、中国与西欧的地方秩序诸问题 四、 18世纪对中央控制之追求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五、 农业帝国之滑入近代以及“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 第六章 1850年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 一、近代世界中的冲突 二、19世纪中国的国家形成 三、20世纪中国国家形成的轨迹 四、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 五、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六、中国国家的延续 七、 结论: 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国家形成 下编 社会抗争 征引文献目录征引文献目录中文版序
章节摘录
清代国家管理食物供给流通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各个阶层的人民和那些不能单纯依赖本地的生产与交换的地区,都能够获得粮食。追求地区差价的长途贸易,导致了粮食从有剩余的地区向需要输入的地区流动。18世纪的清代国家承认这些流通方式的重要性,因而对于那些通过将遥远的供求来源连接起来而谋利的行商活动,也予以肯定。国家甚至通过减免通行税和特许使用禁航的海路,来鼓励行商进行特定的粮食贩运,以应付歉收境况(魏丕信1990:208~225)。 在粮食的长途流动方面,国家也起了一种直接的和积极的作用。从富庶的长江流域各省和靠近北京的省份征收的漕粮,有一部分在运往目的地北京的途中转向,运往缺粮严重的省份救急。位于县治的政府粮仓(即常平仓),任务是买卖粮食以减少粮价的季节波动,也能够获得改道运来的漕粮。国家也进行省内外常平仓之间的粮食调拨,以应付粮食分配方面的急需,以及增加粮食不足地区的储备。最后,常平仓在市场上购买粮食的活动,有时也包括某一县或省的官员到另一县或省采购粮食(王国斌1982:769)。这些官方的粮食流动,与商业性流通相重合,有时促进了,而有时也打断了商业性的粮食流动。国家采取的粮食流动措施及其对长途商业的政策,一同造成了粮食从余粮地区向缺粮地区的流动。 国家在允许长途粮食贸易并直接鼓励粮食长途转移的同时,也支持较穷阶层的人民获得本地的粮食供给。常平仓的春售秋贷,减少了粮价的季节波动。在歉年,常平仓将更多的粮食分配给人民,避免粮价超过丰年的一般水准。对依靠富民捐赠和按田地征课来收储粮食的社仓和义仓,国家也予以扶助。这些粮仓有权要求得到一部分本地生产的粮食,并保障粮食在本地小范围内的流通。人们指望富户向这些粮仓捐赠粮食,并在歉年减价出贷或出售粮食(王国斌1982:768~769)。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对社仓和义仓的扶助,加强了“惯常”的流通(即富人在“自由”的市场关系之外向穷人提供贷款、资助和减价出售的方式)。 总之,国家反对富户囤积粮食,并维持各种可在歉年供粮的粮仓。官员们努力增进本地的粮食流通并且稳定粮价,以预防食物骚乱。因此食物骚乱参加者对获得粮食的期望,也以“国家应参与本地粮食流通”这样一种假设为根据。这些粮仓倘不能提供粮食,确实也会引起骚乱,情况与那种发生在市场上或富户粮仓前的骚乱相似。另一方面,逮捕那些阻挠运粮外出的人,又表明了国家支持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要求获得粮食供给的权利。这种官方行动减少了在本地市场上可获得的粮食数量,并抬高了粮价。因此,官方对于食物骚乱的反应,表现了国家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稳定地方粮价,另一方面则是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官方对于发生在粮食流通的三个领域(即商业的、惯常的及国家的粮食流通领域)中的食物骚乱的反应,是由国家维护自己的流通领域、支持与限制商业的和惯常的流通领域的努力所决定的。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作为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本书在广泛汲取和甄选中西史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之长时段历史的异同,否定了长期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也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
编辑推荐
本书将社会、经济与政治史融为一体,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再现特定历史时刻的多种发展可能,进而希望以中国这个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为镜,改进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并阐明比较史学如何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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