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浙江人民 作者:雷尼·卢辛格 编 页数: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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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斯蒂芬·巴尔梅特勒 经济学是如何成为一门科学的 亚当·斯密可谓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这位苏格兰人的著作《国富论》是第一部内容广博且自成体系的经济学著作,因此斯密也被冠以“经济学之父”的美誉。从此经济学自立门户,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1776年的历史是这样被记载的:世界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殖民势力瓜分了世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即将迎来独立自治。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面世了。其他的科学领域如天文学、几何学、医学、法学还有哲学早在几个世纪前便发展蓬勃,而经济学仍处于落后的地位。不过亚当·斯密,这位能言善辩,来自海滨小城寇克卡迪的学者,正带领着经济学迎头赶上。 亚当·斯密可以算作为经济学开天辟地的第一人。而在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之前,这个领域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 早在18世纪中叶,世界上聪明的学者们就已经开始对许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了,无论是商人、哲学家还是僧侣们都在分析着各种经济现象,就业问题、国民收入、贸易收支、价格弹性以及国家预算都是让他们苦苦思索的题目。甚至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经济周期模型的雏形,以便人们对经济运行原理进行深入理解并将其系统化。对此,约阿希姆·斯塔巴蒂,这位图宾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兼神学家提出了论据:以他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350年,由哲学家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拉开了帷幕。 斯塔巴蒂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当今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认可,并且有相当多的证据也支持了这个观点。“oikonomia”这个词首先出现在希腊语中。不过,在当时这个词的意义与我们当今所指的经济学有所不同,它指的是持家有方或者治国有道。家、国,在希腊传统观念中代表当时狭隘的世界观。这个观点同时也说明,经济分析在当时的希腊还只是一门侧重于政治应用的狭小学科。 然而往往在西方研究中被忽略的是,在远早于古希腊人之前,在距离希腊8000千米之遥的中国,已经有人对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当时的西方人对此还浑然不知。 古代中国:自由放任 中国经济学最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家职能以及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震惊。这些来自东方的最早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比他们的西方同仁们先进了足足数百年。 这其中有两位思想家足以令同时代的智者相形见绌——他们是管仲(公元前716—前645)与老子(公元前6世纪)。管仲,也称管子,他不仅是位谨慎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位出色的理论家。管仲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被齐桓公任命为丞相后,为齐国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民生富庶。管仲的思想通过于公元前3世纪编撰的文集《管子》而流传下来,其中的86篇文章中有半数是由管仲本人编写的,管仲在文中对货币、价格和税收的原理进行了深入剖析。 作为一位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建议以反周期的措施来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他主张:“当粮食产量过剩时,其价格就会低廉,此时政府应购入粮食将其储藏起来,并于粮食歉收、粮价高涨之时再将其分发。这样国家才得以稳定。”①为了平衡当时齐国庞大的财政开支,管仲还推行了公平且高效的赋税举措。 管仲的思想首次探寻了经济人的本质。“若对房屋征税,则人们将其拆除;若对耕地征税,则人们让其荒芜;若对人口征税,则人们不再生育。对每一户人家都征收同样的税额,只会使富人受益。”②因此,他提出了征收消费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并主张国家垄断盐的买卖。管仲不但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或许也是首位致力于将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 一个世纪后,另一位智者——老子,踏上了历史舞台。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国家应该尽量避免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学者。在他唯一的传世之作《道德经》中,他嘲讽泛滥的法律“多如牛毛”,对于社会生活来说,“苛政猛于虎”。这位与孔子同时代的思想家提出,只有政府“无为而治”,个人才能与社会和谐共生。 然而,在老子生活的那个年代,现实却让人不得不悲叹。为了维护国家统治以及法律机器,国家无情地榨取民脂民膏。“上则有统治者肆意挥霍税款,下则民不聊生”③,在2500年前,老子这样写道。在他的眼中,只有自由放任和一个无为而治、不挑起战乱的政府,才是国家富裕的前提。 自由放任?在老子的思想里已经能看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影子。国家的不介入?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也持同样观点吗,尽管国家支出下降的脚步有所放缓。 在管仲和老子之后,中国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经济理论流传到西方国家。虽然朝臣们经常对皇帝的治国方案进言献策,却鲜有足以流芳百世之学说。思想的缄默是有原因的——在随后的朝代里,商贾们被打上了“无商不奸”的标签,尽管他们坐享巨额财产,却只享有极低的社会地位,与伶人所差无几。然而正是这些富有探索欲的商人们,与眼界开阔的哲学家们一起,不断地给经济学这门学科带来新的认知。 事实的矛盾让人惊讶:封建时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曾一度占全球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但在经济学方面,这个庞大的帝国流传下来的理论贡献却少之又少。经济学说的中心旋即转移到了希腊,随后在欧洲大陆发展,一度位于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而如今美国已然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中心。 一古希腊:公平价格 古希腊的思想家将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扩展和发扬,尽管如此,他们对这些远东的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却一无所知,原因是,古代中国的经济理论直到20世纪才逐步通过汉学研究为西方人所知悉。 德国RTL电视台有一档名叫“价格热点”的电视节目,在距其开播很久很久以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话题。希腊人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商品的价格上,并认为价格应当达到“公平”。此时他们已超越了古老的以物易物的阶段,而是以货币购买商品,因而人们很早就对货币、价格以及税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了。不过关于价格的这种讨论一直到中世纪都被深深地打上了道德宗教价值观的烙印,人们追求绝对公平的价格,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而抬高价格的行为则被禁止。因为当时的世界观认为,人类存在于世上是造物主的旨意,而不是为了囤积世俗的财富来积攒个人财产。操纵价格不能被视为发家致富的手段,放债并获取利息更不在考虑之中——一直到中世纪,收取利息的做法都被定以重罪。金钱只行使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其本身尚不具有任何真正的作用,更别谈用来进行储蓄和投资了。 雅典的智者色诺芬(公元前426—前355)出身于贵族阶层,是同辈人中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经济论》始终贯穿着对贸易和劳动的轻视,虽然并不露骨,但却让人无法忽略。这种思想当时在色诺芬的圈子里甚为普遍。色诺芬研究了私有财产的问题,对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了思考,并以女鞋的生产为例,阐述了劳动分工的原理。 色诺芬深入地解释了供给与需求现象。他认识到了供求趋于平衡的倾向——价格下降会导致需求量增加,同时缩减供给量。通过现实中对铜匠职业的观察,色诺芬得出结论:当铜的锻造量过剩时,随着铜的生产其价格会下跌,到最后铜匠们几乎都丢掉了工作,只能被迫去寻找一份新的职业。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的力量”早已被这位希腊学者所认识到。 然而,色诺芬的光芒却被与他同时代的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所掩盖。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以古希腊的城邦为背景,设计了一个完美国度的乌托邦——在那里权力被稳定地分配,人口数量永远持平,经济一直蓬勃发展。柏拉图把每一项经济活动严格分配给不同的执行者和社会阶层:君王、士兵、农民、手工业者、奴隶等,这套严格的系统中不考虑私有财产,从基本特征上看倒是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颇为相似。柏拉图进一步深化了劳动分工的理念,并指出分工将产生更多的财富。和色诺芬相反,生产效率对于柏拉图来说并不是首位的,反之他强调的是个人能力为社会所用的愿望。 柏拉图对于货币的思索是举足轻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打破了传统的以物易物的设想,反对货币本身价值应等同于一定量的金或银的原则。因此,柏拉图被看做基本货币理论最早的奠基人。 与柏拉图或色诺芬相比,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的影响力要大许多。同色诺芬相似,亚里士多德也出身于雅典的贵族阶层。在他们看来,贸易应该被禁止,放债是下流的行径。正因如此,古希腊人把赫尔墨斯同时作为商人和窃贼的庇护神,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自我封闭式的乌托邦里跳脱出来,当柏拉图依赖于自给自足的方式时,亚里士多德认为:当自给自足不再切合实际时,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借助商品交换,即贸易来促进。尽管如此,贸易的功能也仅限于满足供给,以赢利为目的的贸易仍然为人所不齿。亚里士多德对于索取利息也持否定态度,将其看做可耻的致富手段。他用“金钱的不可增值性”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一获取收入的方式是最背离常规的”。一直到中世纪,利息仍被看做是剥削的标志而无法得到市场化的解读。 尽管如此,亚里±多德的经济分析仍极具前瞻性。与雅典的精英阶层相反,他不仅为贸易辩护,而且还赞成持有私有财产。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向柏拉图的思想提出了挑战,第一场大论战就这样爆发了。在亚里士多德眼中,集体财产是完全不可取的:“一切财富归大家共同所有,这是不现实的。”集体财产将会妨碍各取所需,而另一方面,私有财产的买卖则能促进各取所需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得出结论:私有财产拥有更强大的生产力,并且能促进经济增长。 在他的著作《论题学》中,亚里士多德对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他提出,测算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最佳方式是从一堆同样的商品中取走其中一件或者加入一件,随后便可以确定相应价值的减少或者增加,这样,人们可以最好地测算出该物品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另两部著作《政治学》和《伦理学》为他奠定了伟大思想先行者的地位。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对垄断现象进行了解释。亚里士多德定义道,如果一个市场里只有单独一个供应商时,那垄断便形成了。曾在苏黎世、日内瓦以及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任教过的经济学教授于尔格·尼汉斯认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关心市场集中化现象的人。亚里士多德将支配市场的行为看做是有违公平的。他认为,货币既是生产的催化剂,又是具有可怕力量的交换媒介,它“将所有的商品都联系到了一起”。同时,抽象的价值省却了物物交换繁杂的过程。在传统的以物易物方式不可行的情况下,他主张使用以货币为形式的衍生交换媒介,认为金属铸造的交换媒介(硬币)能起到合适的作用。为了履行其作为货币的职能,这种钱币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交换价值。他提议根据钱币不同的重量和材质,为它们压上不同的印模。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构想恰当地解释了货币的本质和功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对此作出的评价是:“与亚当·斯密的看法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典价值悖论有惊人的研究成果: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开来,过量的物品价格会下跌,而紧俏的物品则会越来越贵。“尽管金子要比铁昂贵许多,但铁却比金子要有用得多。”这是他的结论,可谓是对经济学本质的革命性思考。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经济学的发展便突然中断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门年轻的学说被荒废了。在罗马帝国(至公元6世纪),这一学科一直被搁置在一旁。尽管罗马人发展贸易,酿造美酒,然而聪明的人们却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学习战术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中去。罗马帝国几乎不征税,而是靠剥削其属地来维持国家运转。因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从未出现过像管仲这位中国人一样对税收的经济作用进行缜密思考的人。 罗马帝国中存在一套健全的国家官僚机构,那个年代的学者们致力于法律、贸易以及农业领域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推测必然有经济方面的资料现存于世,然而此类证据竟无一流传下来。埃德加·萨林,这位前巴塞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在罗马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与经济学相关的理论。 古罗马的学者们虽然不见长于经济学,但却在法学领域才华四溢。他们的研究对于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他们制定了被全世界所认可,并沿用至今的法律条规,立法规范了个人财产所有及财产交易,罗马的法典中甚至还明确规定了以租赁合同的形式对土地进行分配。资本主义的中心原则——财产私有制和缔约自主权,就在那个时候得到了确立。除了这些,罗马人在这个领域就再无建树了。 到了中世纪,经济学终于再度起步了。这要感谢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兴,当时他业已去世1500年。12世纪,他的作品在基督教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广泛流传,正是这些于欧洲各学府任教的学者们让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再次焕发了生机。 在古代,人们思考的主题大多是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局面在中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世界通过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经济学的视角被局限在严格的经济道德以及福利经济学上。于是不难理解,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冯·阿奎纳(约1225—1274)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位神学家。在他的代表作《神学大全》中,神是宇宙的中心,而人类只是从属于神的意志而存在。 无论如何,古代狭隘的世界观还是被拓宽了,这里不得不提到托马斯·冯·阿奎纳的功劳。他的眼界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的事物或城邦的治理。他主张劳动分工,甚至还出人意表地为贸易进行了辩护,虽然这位神职人员并不赞同随之而来的逐利之心。他大力推崇道德贸易,并长篇幅地描述了在哪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对在贸易中追求利润的行为网开一面,比如说为了慈善之用。托马斯·冯·阿奎纳也提倡对价格管制进行松绑。“阿奎纳认识到价格一方面通过供给方,即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同时另一方面通过需求方而决定,”巴塞尔大学经济学家彼特·斯多尔兹如是说。这一切至少说明这位神学家开始对逐利思想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托马斯·冯·阿奎纳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重大意义,并致力于将其革新以适应不同的时代。与他的前辈一样,阿奎纳原则上也支持对利息的禁令,但同时他也提出一些可以容许的例外情况:如果债主为这笔贷款承担了风险,又或者因此而错失了一笔利润,那收取利息便是被允许的。就这个问题,这位学者第一次涉足机会成本的讨论,这毫无疑问使他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在罗马教皇的眼中,收取利息与高利贷毫无区别,是深重的罪孽。 托马斯·冯·阿奎纳的观点意味着一个重大突破,因为从贸易风险的角度来证明赢利的合法性是很站得住脚的论证方式。于是以低于票面价值购买债券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种行为表示贴现,并不等同于高利贷或者剥削。一位受人尊敬的神学家以这种方式史无前例地撼动了对利息的禁令,不过,这与当时教堂与修道院作为大批土地的拥有者,想通过经营获利扩大其财富这一大背景不无关系。 利息禁令的被打破,为引入资本生产要素准备好了理论环境,也为未来出现的“投资”这一概念开启了一片思想新天地——为经济学此后更深入的课题提供了条件,或许也为动态的经济周期模型的诞生创设了前提。 托马斯·冯·阿奎纳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意大利的光学家发明了眼镜;金矿将淘金者吸引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随着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会计学上新名词的数量也在剧增。13世纪,“0”这一数字在欧洲出现了。中世纪比萨的大数学家莱昂纳多从印度一阿拉伯世界将这一数字符号引入了欧洲。数字“0”开拓了数量世界的新视野:人们可以运用它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并且对负数进行想象了。十进制和现代数学迈开了发展的脚步。不久之后,一种系统记录企业收支情况的方法——复式记账法也从东方被引入欧洲。它从印度穿过巴格达的集市而到达热那亚,由与达·芬奇同时代的方济会修道士卢卡·帕乔利在欧洲传播开来。帕乔利在数学研究中,通过对球赛中赢面的分析对博弈论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这些探索为日后概率论研究开辟了途径,并为经济学家如约翰·福布斯·纳什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奠定了基础。 帕乔利在他的代表作《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中系统地概述了那个时代的数学知识。在有关复式记账法的章节中,他制定了日后无论商人还是科学家们都牢牢遵守的记账法则。复式记账法的广泛流行在文艺复兴初期被看做是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 16世纪开启了欧洲航海大发现的年代,我们所熟悉的场景又在世界历史中重新上演:时代精神和世界观决定了经济思想。哥伦布踏上了拉丁美洲大陆,正如达·伽马越洋抵达了印度。满载着货物的商船在海中乘风破浪,奴隶们在银矿中挥汗如雨。靠着对中美洲的疯狂掠夺,西班牙一跃成为欧洲经济最强盛的国家,第一场全球化决出了胜者和输家。柏拉图设想的封闭的经济体系已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贸易只在特殊情况下有意义,也早被人们忽略。重商主义为对外掠夺提供了自我辩解的理由。英格兰、法国还有西班牙的皇族们对他们国家的贸易盈余的关注简直像着了魔一样。新的规则很简单:谁坐拥最多的金银,谁就是霸主。扩大出口份额,开拓新的市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重商主义从16世纪起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狂潮。为了应付军费开支,统治者们需要大量资金。重商主义的目标在于通过贸易盈余来保证国库的充实,最受青睐的收入渠道包括出售出口垄断权(如出售给东印度的商户)以及分配盐矿开采权,授权奢侈品及军火的制造。英国人威廉·配第(1623—1687)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重商主义学者。与达·芬奇相似,配第精通多门学科,他同时是医生、解剖学教授、音乐家、国会议员、大地主、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船舶工程师,以及极富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重商主义学者,他写道:“一国的财富建立在其对外贸易的份额之上。”作为军医,他随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队入侵爱尔兰。不列颠的军队取得胜利后,这位常胜将军将计算爱尔兰国民经济总值的任务委托给了配第。克伦威尔想知道的是,有多少战利品可以拿来分发。 在威廉·配第的著作《政治算数》和《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配第对爱尔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最后他又估算了整个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通过配第的计算,国民总收入、土地价值、基础设施、股票占有量的价值以及人口本身的价值的总和达到了66700英镑。这项工作使配第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家。 此后,配第着手为英国设计促进经济增长以及达到充分就业的措施。在这些问题上他没有留下任何妥协的余地——他向国王进谏通过大型全国性工程来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这个冒险的建议,他建议人们应该拆除位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以北的远古遗迹巨石阵,并将这些巨大的石碑运往伦敦。配第曾写道,这项“西西弗斯①的苦役”至少能让工人们记得“纪律和服从”。他从不高视工人们的道德品质,他认为,如果向他们支付太高的报酬,劳动力便很难得到保证,“工人们是如此堕落,多余的工资只会被他们花在胡吃海喝上”。配第在他的著作中同样为自由放任的思想留足了篇幅,他将其形容为“任事物顺其意愿发展”。这位博学的医生援引了行医的例子与治国方法进行的类比——如果医生下药过猛且胡乱医治病人,将会对病人十分有害;当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也同样会给经济带来损害。他认为,国家只应在打击垄断、控制汇率或调节商品出口时对经济实行干预。 对于配第这样的重商主义学者来说,与经济学的接触不应仅限于空洞的理论层面,相反,经济学应该致力于保障英国的财力。当时这个岛国正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与荷兰打得不可开交。出于这个原因,国家财政的资金来源更需得到长期的保障。在著作《赋税论》中,配第对此进行了阐释。 配第广博的学识以及他对统计方法的偏爱影响了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他所创设的税收模型再次出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此外,他所倡导的竞争与自由生产可以产生更多的财富的主张,也与斯密的思想不谋而合。 亚当·斯密本人却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前辈加以溢美之词,唯独在给其友谢尔本勋爵的一封信笺中,他才提到了威廉·配第的名字,并表示自己对配第的学说相当熟悉。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早期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威廉·配第对某些方面的领悟先于斯密,并为其未来伟大著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007年1月于苏黎世 参考文献 亚利士多德:《政治学》,DTV出版社,慕尼黑,2003年。 巴里·戈登:《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分析>,巴尔尼斯和诺布勒出版社,纽约,1975年。 奥特玛·易辛:《国民经济学史》,瓦伦出版社,慕尼黑,2002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54年。 于尔格·尼汉斯:,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纽约,1954年。 约阿希姆·斯塔巴蒂:《古典经济学家>,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1989年。 色诺芬:《经济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5年。
内容概要
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或者凯恩斯,是人人都熟知的名字。但人们也许并不了解,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意义深远的成就。本书告诉读者,他们的研究和理论如同节拍器一样,引领着世界从工业化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为何生活在18世纪的亚当?斯密会成为国民经济学之父?到了20世纪,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仍然坚信亚当?斯密的理论,原因又何在?是什么使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在21世纪初又经历了一次复兴?又是为什么,在有“管理大师”之称的彼得?德鲁克去世几年后,他的著作反而越来越贴近现实?这些问题的共同答案在于,这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
作者简介
作者:(瑞士)雷尼·卢辛格 译者:金天胤、吴宁昕
书籍目录
前言
经济学是如何成为一门科学的
亚当·斯密
Adam Smlth(1723—1790)
国民经济学之父
大卫·李嘉图
Davld Ricardo(1772—1823)
穷人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
共产主义者的先驱
里昂·瓦尔拉斯
Léon Walras(1834—1910)
一般均衡模型的创立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rnes(1883—1946)
资本主义的“救星”
弗里德里希·奥吉斯特·冯·哈耶克
F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社会主义的批评者
彼得·F·德鲁克
Peter F.Drucker(1909—2005)
管理者的良知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1912—2006)
自由的捍卫者
约翰·福布斯·纳什
John Forbes Nash(1928— )
博弈论之父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1933— )
福利经济学家
赫尔南多·德·索托
Hernando de Soto(1941— )
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1943— )
全球化的批判者
著者
译后记
章节摘录
他被誉为国民经济学之父,这一称号他受之无愧。时至今日,他大部分划时代的理论仍未丧失现实意义,或与时代脱节。他是亚当·斯密,全球化的首位倡导者。 身穿紧身背带裤,头戴宽边帽,亚当·斯密教授漫步在格拉斯哥的街头。他深深地陷入了自言自语中,完全忘记了周遭的世界。市场上的女商贩们总在背后对他指指戳戳:“怎么能有人放心让这样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到处乱跑呢!”此时,斯密满脑子的思绪正围绕着某一个充满智慧的问题,是关于自由贸易?或者是劳动分工的效果?他抬起头,深邃的灰眼睛仰望遥远的天际。突然间脚下踏空——在路人的惊呼声中他跌进了路边的一个大土坑中。 亚当·斯密,这位现代国民经济学的奠基人,却着实符合一副马虎教授的形象。他经常走神,性格腼腆,甚至时常直接穿着晨服就在城里游荡,这些古怪的行径让许多那个年代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疯子。市场上妇女的闲言碎语斯密都听进了耳里,过后他还转述给一位朋友听。但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是一线之差——斯密被誉为世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一称号他当之无愧。斯密于1776年问世的巨著《国富论》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的,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学著作。 这部巨著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圣经。书中囊括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自由贸易、对保护主义的批判以及民主自治,这些主题在18世纪中叶是新颖且具有革命性的,至今仍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众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政治家都把斯密的观点作为其行动纲领;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大学校园里,还是在座无虚席的礼堂中,人们仍在对他的理论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斯密开创的关于自由贸易、经济周期以及国家保护主义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是不容置疑的经济学权威,然而在这些论文刚发表的18世纪中叶,这些思想可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我们必须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到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所生活的年代:现代人熟知的自由市场在当时根本不存在——那时甚至连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半封建的经济秩序。 在斯密生活的年代,虽然工业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但农业却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资产阶级开始追求权力,企业家精神处于萌芽状态,但贵族、政治家以及特权阶层却满腹狐疑地看待这一现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 然而不断进步的劳动分工,工厂的出现以及随之建立的货币金融部门使得经济生活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斯密从中看出了建立一套经济理论的迫切性:许多现象诸如价格形成、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分工急需得到解释。《国富论》一书的出版开启了经济学的历史。 根据斯密的看法,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途径。斯密拥护自由市场,反对关税和国家保护主义,因此被看做自由市场经济追随者的保护人。由于倡导国际分工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在18世纪中叶,斯密成为全球化的第一位代表人物。 1723年7月5日,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滨海小城寇克卡迪。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已经去世了,他的母亲,一位富有的地主的女儿,独自将他抚养长大。照顾这个体弱多病又依赖人的孩子要花很多心血,母子之间亲密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他母亲去世为止。斯密,这位腼腆的科学家,打了一辈子光棍。在婚姻问题上,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着实不太有异性缘——他曾经有过好几次求婚的经历,却一成不变地遭到拒绝。在他母亲1784年去世以后,一位同样未婚的表亲担负起了照顾斯密的责任——必须有人这么做,因为这位教授是出了名的丢三落四。少年时代的斯密在寇克卡迪当地的一所拉丁文学校上学。毕业后他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主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以及伦理学。他的其中一位导师便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其生,后者作为杰出的演说家以及优秀的教育家享有很高的声誉。哈其生的思想,即人的道德观将引人向善,给斯密的国民经济学观点打下了烙印。 斯密年仅17岁便以优异的成绩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随后他被授予了一份丰厚的奖学金,以资助他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继续深造。在牛津他主修古典语言以及哲学的课程。然而,身处这所著名学府令斯密感到并不自在。与当时处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心的格拉斯哥大学相比,牛津在斯密的眼中显得过于保守。教授们批评他懒惰,不学无术而又头脑狭隘。不仅如此,由于当时社会对苏格兰人抱有偏见,这位年轻人还必须忍受同学圈对他的排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接受了英国口音,并在有生之年一直讲着一口标准的牛津腔,这对于取得社会声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46年,斯密从牛津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幸运的是,毕业以后斯密得以回到在寇克卡迪的母亲身边。母亲的社会关系派上了用场,她帮助儿子在爱丁堡大学谋到了一份教职。在爱丁堡,斯密教授英国文学、修辞学、哲学、法学以及国民经济学。作为讲师,他在学生中广受欢迎。他的课堂上经常挤得水泄不通——即使他的授课内容并未被列入正式的教学计划。他的学生之一,作家詹姆斯·包斯威尔日后这般评论他的老师:“斯密先生的观点总是引人深思、意味悠长,在他身上看不到半分学究们身上常见的刻板与迂腐,让人敬佩。” 从那时起,斯密拥戴者的数量便不断上升。不论在哲学还是经济领域,斯密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不计其数的追随者。 斯密的学术水平很快让他声名鹊起。于是在1751年的秋天,当时年仅27岁的斯密便已被格拉斯哥大学聘为逻辑学教授。他的授课既生动又有趣,而且水平很高。一年以后,斯密从他曾经的恩师弗朗西斯·哈其生手中接过教职,担任起了伦理学教授。P2-4
后记
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了经济学,这已经是被广为认知的事实。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无论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还是书店里不计其数的经济类书刊,甚至是逐年见长的报考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人数,无一不见证了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快速兴起。如今,经济学早已走出了象牙塔,也不再是教授和专家们的专利;经济学的角色已经从一门遥远晦涩的学科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常识。 在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学已经被列入了中学生的课程。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懂一点经济学,或许能使各行各业的工作锦上添花,或许能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更为透彻,又或许能提高投资理财的技巧,哪怕仅仅作为朋友间的谈资,也能为生活平添不少乐趣。 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朋友们来说,《改变世界的12位经济学家》毫无疑问是经济学入门读物的最佳选择。本书由在欧洲著名高校进行经济学科研、教学工作的学者们共同编写而成,它以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作为开篇,为读者娓娓道来经济学是如何实现从逻辑论证到数理分析的蜕变,学科的发展中心是怎样从欧洲转移到大战后的美国的。书中以12位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为对象,以生动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同时,作者以风趣的文笔为每一位经济学家塑造出了立体的人物形象,并将他们的奇闻逸事穿插于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之中,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对于经济学科的学生和教师朋友们来说,本书最可贵的价值在于其以经济学家为线索,辅以时代背景的描述,以清晰的思路纵观世界经济学史的演变。此外,本书在每一章节的末尾都按时间顺序提供了世界历史与经济学家生平的对照,并简明扼要地对他们的代表著作进行了总结,相信不论是对经济学的研习还是教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拥趸者,而尼克松总统却是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采用哪种经济政策能使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快速发展?是让市场发挥作用,还是政府干预?如何在市场与政府之间保持平衡?这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热议的话题、面临的问题,相信读者阅读本书后会有所思考,有所启发。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查阅了一些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原文介绍,译文如有不准确乃至错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借此机会感谢编辑对我们翻译工作给予的信任以及指导。 金天胤 于荷兰蒂尔堡 吴宁昕 于德国杜塞尔多夫 2011年4月
编辑推荐
为何亚当·斯密去世两百多年后,他的理论仍为各国首脑所追捧? 卡尔·马克思在西方国家眼中,是伟人还是梦魇? 是什么让推崇凯恩斯主义的尼克松被人们认为是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 纳什疯狂的表象下,天才的头脑里蕴藏着怎样的智慧? 来自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德·索托,为何成了西方权势人物的座上宾? 曾经身居要职的斯蒂格利茨,又缘何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 由雷尼·卢辛格主编的《改变世界的12位经济学家》以经济学家为线索,辅以时代背景的描述,以清晰的思路纵观世界经济学史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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