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出版时间：2009-9-1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苏黛瑞  页数：392  译者：王春光,单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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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内容概要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文献，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20世纪末，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对任何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在中国，这种棘手的情形变得尤为复杂。　　在这部以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中，作者揭示了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的。

作者简介

　　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其著作有《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政治整合》、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商业》等。

书籍目录

图表目录序言第一章 导言：公民权、市场和国家附录：什么是流动人口？第一部分 结构第二章 国家政策（Ⅰ）：将农民变为国民，1949年前的人口流动变化的双重根源1949年到1978年：从政权接管到改革经济改革时期的流动人口第三章 城市管理部门（Ⅰ）：流动人口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计划经济步履蹒跚：政府管理部门的分裂管理手段的不足市场僭越：流动人口的商品化用市场力量进行调控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第四章 城市定量供应制度（Ⅰ）：歧视与公共产品转型时期城市人的偏见六类公共产品对城市公共产品体制的瓦解第二部分 行动者第五章 国家政策（Ⅱ）：离乡背井的流动人口三个迁移模型为何离开农村？推力、拉力和宏观社会结构招工过程：社会关系网的影响流动人口与他们的老家第六章 城市管理部门（Ⅱ）：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国家：对外来劳动力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影响城市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六大行业第七章 城市定量供应体制（Ⅱ）：体制外解决与另类公民权第八章 结论：流向何方？制度转型时代的公民权和市场逻辑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章节摘录

　　尽管存在法律的模糊性，但在90年代初，大城市和小城镇都普遍而公开地设立“蓝印”户口，其合法的价格因各地的条件差异而有所不同。截至1993年，在最小的县城每个户口卖3000元，而在大城市则卖到1万元。为了配合城市之间为吸引（商业化）流动人口而提出的其他竞争性目标，一些城市下调了这种新户口的价格，希望招揽到更多的购买者。@　　城市领导们决定为购买这种城市特定证件的人提供一定的待遇。在一些城市，这样的证件允许其持有者将他们的孩子送去读高中，享受正常（政府安排的）的就业，还可以参军。截至1993年5月，有10个城市推出这样的政策，近9万人享受到了此类政策待遇。最后，在1994年初，官方消息宣布，由于事实上已经存在这样的交易，因此北京市政府就给予了认可。　　在花钱买户口的情况下，显然一种精于计算、偏向市场的心态孵育出一种特别势利的偏好，即只给外来人口中那些富人和有技术的人提供一种商品化的市民身份——因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这一张昂贵的户口纸，或者将这种市民身份给予那些给城市带来修饰性荣耀的个人。中国的一位评论员解释说，这些人估计都是“农民中的精英”、“他们是在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竞争中胜出的人”。这些人会定居、投资、兴办工业，甚至购买商品房、置业和引进外资。　　上海将蓝印户口特别扩大到投资超过20万元、经营企业至少达两年的外国人，专家，国内投资者，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两年或两年以上时间内在商业上投资超过100万元的个人。尽管该市需要如此昂贵的资助才能获得蓝印户口，但是，这些资助者（或农民）最初也只是被批准为“临时的市民”。不过，他们被允诺有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永久市民，甚至能够在某天参加选举。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转型和公民权理论的优秀作品。中国的新一代农村移民正在进行的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可以视为一个更古老问题的再现：谁对城市拥有权利7这些斗争也解释了有关市场和资本主义影响公民权和民主制度生长的关键问题。在这本非同寻常的著作中，苏黛瑞证明了市场的出现不会简单地将外来者转化为市民。此书资料丰富、论述详细，是作者多年在中国数个城市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Saskia Sassen　　这是一部优秀的著作。苏黛瑞的全面研究将会很快吸引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也会引起研究其他国家的流动与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学者的强烈兴趣。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一燕京学社社长　裴宜理　　这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为当代中国研究和流动人口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的贡献。从中国流动人口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到国家和城市居民总体上如何看待并对待他们，苏黛瑞对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进行了探索。这确实是一部论述有力的重要研究著作。　　——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Jeffrey Wasserstrom

编辑推荐

　　在城郊地区，外来的这些农民——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的聚落——塑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在那里。他们的生存不受户籍制度设定的规则制约。中国人用居住者的家乡省名来命名这些聚落。虽然所有的聚落都被叫做“村。，但事实上，到90年代中期它们就已经以三种不同层级的形态存在着。从结构和组织形式上看，最基本的一类是主要由来自同一省的人居住在一起的聚落。第二类是比较成熟些的聚落形态，在那里，居住者是因职业集中在一起的，相互间开展了一些经济合作，在日常生活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帮助。只有在第三类最为发达的聚落中.有些最重要的居住者出面提供社区服务，创建了一些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公共福利组织。到90年代中期，就北京而言，只有后面将要讨论到的浙江村符合这一类聚落的标准.这第三类聚落是一种发达的职业共同体形式，类似于被世界其他各国所称的“种族飞地”，如果我们用中国特殊的地域意义来理解“种族”的话。